摘要：这事儿发生在我们杨家村，说来也是八年前的旧事了。那年收完麦子，赵大伯家的院墙上突然出现了一群抄着本子的人，黑压压的，瘦高个儿的那个嗓门最大，一边写一边喊：“欠债80万，逾期利息28万，赵启明，你是要主动交出来还是让我们自己查？”

这事儿发生在我们杨家村，说来也是八年前的旧事了。那年收完麦子，赵大伯家的院墙上突然出现了一群抄着本子的人，黑压压的，瘦高个儿的那个嗓门最大，一边写一边喊：“欠债80万，逾期利息28万，赵启明，你是要主动交出来还是让我们自己查？”

那天正赶上赵大伯家杀了只羊，村里几个关系好的都去帮忙。我二叔也在场，回来就跟我说：“完了，赵启明这回真栽了。”二叔那表情，就像当年村里人发现小罗家的猪得了猪瘟一样。

赵大伯五十多岁，是村里少有的能折腾的人。种过大棚蔬菜，倒腾过二手车，还办过家小型石料厂。别人种地都是季节性收入，他却能时不时开着车去县城，带回几瓶好酒，招呼村里人喝。“我赵启明虽说没什么大出息，但这点面子还是要的。”他常这么笑着说。

他这人不讲究穿戴，一年四季一件发白的牛仔外套，里面的T恤领口都洗得发皱。唯一的讲究是手上那块表，据说是当年去深圳打工时，管工地的老板送的。不锈钢表带都磨得发亮，却一直戴着。

大伯的老婆李嫂子早年做豆腐上街卖，后来忙不过来了就不做了，在家带孙子。大伯的儿子赵国栋在县城买了房，媳妇是幼儿园老师，儿子上小学二年级。日子过得挺顺当。

债主找上门第二天，大伯就没了踪影。

“赵启明这人，就是太好面子，”村里的老支书吃完饭，把烟袋锅在鞋底上磕了磕，“做石料厂那两年，明明亏得厉害，还非得请客吃饭，借高利贷周转。”

老支书叹口气，又补了一句：“还不是为儿子攒面子。”

那会儿赵国栋结婚，村里人都说媳妇家里条件好，有体面工作。赵大伯就硬是在城里买了房，给儿子撑门面。谁知道那房子首付就掏空了家底，还欠了亲戚十几万。

李嫂子整整瘦了一圈，一边哭一边说：“下午还去地里摘了茄子，说晚上炒给家里人吃，谁知道从地里回来就拿了件衣服走了，手机也不接了。”她声音都哭哑了，在村委会门口跪下来，求老支书帮忙找找人。

起初村里好几个人一起找，后来又报了警。别说我们村，连邻村都找遍了，就像人蒸发了一样。李嫂子领着孙子在家抹眼泪，儿子儿媳也从城里回来住了两个月，也没找着。

我和我媳妇从前住在赵大伯家隔壁，还记得走那天赵国栋家的小孩哭着喊：“外公什么时候回来啊？”声音又脆又响，把一群大人都问愣了。

那几个债主不依不饶，每天到村里转，把赵大伯的儿子堵在村口，非得要钱不可。

赵国栋毕业那年我刚好回村里，他在县城一家电子厂上班，文静内向，和他爹完全不是一个性子。他回来后，每天在村里转悠，村东头的枣树下坐一会儿，又去村西头的小河边站一站，低着头像是在找什么东西。

“大伯不会是……”村里人开始议论，都没把话说全。这话传到李嫂子耳朵里，她一连几天不出门，锁着门哭。

债主最后找上了赵国栋，扬言要去他城里的单位闹。那阵子赵国栋家里有两个大人和一个孩子挤在一间出租屋里，每月还房贷和各种费用，日子已经很紧巴。

邻居王婶告诉我，她有次经过赵国栋家的出租屋，看见小两口拿着计算器算账，赵国栋媳妇哭着说：“你爸欠的钱，凭什么让我们还？我们好不容易有个小家…”

赵国栋没说话，起身出去了，一直到凌晨才回来。他留的头发很短，眼窝深陷，整个人干瘦得像村东头那棵老槐树。

两个月后，赵国栋把在县城刚买两年的房子卖了，亏了不少钱，但也还清了大伯的欠款。还完债，他们一家三口又回村里，住在老宅子里。大伯的媳妇李嫂子照顾着孙子，小两口外出打工。

李嫂子后来跟我媳妇说：“国栋对他爸一直很失望。高考那年差了两分没考上大学，他爸非要他复读，说无论如何要供他上大学。结果第二年成绩更差，只能上个专科。”

她顿了顿，眼圈红了：“那阵子国栋不爱说话，他爸每次看到他就叹气，俩人总吵架。后来国栋一毕业就在县城找了工作，不愿回村。”

村里人背后都说：“赵启明太爱面子，做什么事都得高人一等。儿子买房他非要在最好的小区，结果弄得家里债台高筑。”

“这人活着不如死了干净，”有人说，“一走了之，让儿子背债，真不是个东西。”

赵国栋卖房那天，我在镇上供销社门口看见他了。他买了包最便宜的烟，靠在电线杆上，一口接一口地抽。烟快抽完了，他才开口跟我说：“我爸一辈子没做成什么大事，可他对这个家是真的好。我妈年轻时生病，他一个人照顾她好几年。我上学那会儿，家里再穷，学费和零花钱从来没少过。”

“就是太要强，太好面子。”赵国栋的声音越来越小，“他总觉得自己这辈子没出息，希望我能过得比他好。”

赵国栋家一度成了村里的笑柄。“有个好吃懒做、逃债的爹，怎么可能有好儿子？”李大爷常在村口树下这么说。我听了不吱声，继续低头扫地——李大爷那会儿还欠着我家五百块钱没还呢，说起别人倒挺理直气壮。

赵国栋夫妻搬回村后，在家养了些鸡鸭卖，日子虽然紧，但也过得去。他媳妇有时候还是会念叨几句，但看在孩子的份上，也就那样了。

让人意外的是，赵国栋夫妻俩比在城里时反而更和睦了。赵国栋媳妇甚至跟李嫂子学起了做豆腐的手艺，每天凌晨三四点钟就起来磨豆子，做出来的豆腐又嫩又香。村里人都说，闺女从小在城里长大，比农村姑娘还能吃苦。

后来有次赵国栋喝多了，跟我说：“我媳妇刚开始恨我爸，连带着也怪我。那阵子我俩天天吵架，差点离婚。后来她却跟我说，咱爸肯定有苦衷，否则不会这样。”

我有点不信，追问道：“你媳妇真这么说？”

赵国栋点点头：“她说我爸一定会回来的，因为他那块表还在抽屉里放着，走的时候没带。”

我愣了一下，问：“什么表啊？不是说你爸一直戴着一块表吗？”

“那是块假表，”赵国栋笑了，眼睛湿漉漉的，“他有块真的，说是留着给我儿子。”

日子一天天过去，村里人渐渐淡忘了赵大伯这件事。赵国栋家里过得也越来越好，他在镇上跑起了货运，后来干脆买了辆小卡车，专门跑农村路线。农村人东西少，货不重，却认路难，城里司机不愿意跑。赵国栋熟悉各个村的路，生意倒是越来越好。

李嫂子的豆腐手艺又做了起来，赵国栋媳妇学得有模有样，两人一起在镇上赶集卖。乡亲们起初不愿买，后来尝了尝，发现比镇上卖的确实香，就都照顾她们的生意。

三年前，赵国栋还在村里盖起了新房，砖混结构的小楼房，不大但挺气派。邻村的人路过都会多看两眼。他甚至还在院子里种了几株月季，开得跟小脸盆似的。这在我们村算是稀罕事，种花的人不多，大部分院子里都是种些葱蒜茄子之类的。

村里传言赵大伯早就不在了，要么是跳河，要么是去了外地，改了名字重新生活。李嫂子从来不回应这些闲话，每次集市回来，还是会给赵大伯留一份饭。久而久之，连赵国栋一家也似乎习惯了大伯不在的日子。

直到昨天。

那天我去镇上赶集，远远看见一个熟悉的背影靠在供销社门口。他比八年前瘦了很多，头发几乎全白了，但那件洗得发白的牛仔外套还是那件，只是袖口更破了。

我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才确定那是赵大伯。

“大…大伯？”我半信半疑地叫了一声。

他慢慢转过身来，脸上的皱纹比以前多了不少，右眼角多了一道长长的疤。他笑了笑，问我：“小李啊，你爸还好吗？”

就像他昨天才离开村子一样，语气那么自然。

我愣了半天，只会问：“大伯，你这些年去哪了啊？”

他没答我的问题，只是挠挠头，问：“我家国栋最近怎么样？他媳妇还好吧？”

我告诉他赵国栋一家都挺好，还盖了新房，在村里算过得不错的了。

他听了，脸上的笑容更深了，露出一排已经不太齐的牙。我注意到他手腕上戴着一块金表，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跟他破旧的衣服形成鲜明对比。

这不像是他会戴的表。

“大伯，你这表……”

他顺着我的目光，低头看了眼手表，嘿嘿一笑：“便宜货，镀金的，二十块钱买的。”说完又补了一句，“挺好看吧？”

我默不作声。大伯年轻时在外面打过工，这种东西一眼就能看出真假。那块表不是什么高档货，但起码得几千块，绝不是镀金的假表。

他没在镇上多待，径直往村里走。我骑着电动车跟在后面，远远地看着他走到村口那棵大槐树下，四下张望。他走路比以前慢多了，脚步也不那么稳。

村里几个老人正在树下乘凉，看见大伯先是一愣，然后议论纷纷起来。有人认出来了，指着他喊：“赵启明回来了！”

消息很快传遍了村子。李嫂子听说后，一路小跑出来，看见大伯就站在那儿，眼泪刷地就下来了。赵大伯有点尴尬地抓了抓脑袋，说：“这么多年没回来，家里事都让你操心了。”

李嫂子破口大骂：“你这个混账东西！这么多年一声不吭，连个电话都没有，我们都以为你死了！”一边骂一边哭，身体却直往赵大伯身上靠。

赵国栋那天不在家，他媳妇带着孩子从田里回来，看见赵大伯愣在那里。赵大伯蹲下来，摸了摸孙子的头：“这么大了啊？还记得爷爷吗？”

小孩子半天没反应，他妈低声说：“这是你爷爷啊，叫爷爷。”孩子怯生生地叫了一声：“爷爷。”然后又躲到他妈身后。

晚上赵国栋回来，刚听说他爸回来了，脸色一下就变了，放下东西就往家里走。一到家门口，他看见大伯正坐在院子里那棵老柿子树下抽烟，动作僵了一下，但还是大步走了过去。

没有人听见他们说了什么，只看见赵国栋进去后，两人坐在树下点了烟，一根接一根地抽，说话的声音时高时低。到后半夜，李嫂子打开门叫他们：“嗓子都要喊哑了，还不进来睡觉？”

村里人都在猜测这几年赵大伯去了哪里，为什么突然回来，手上怎么会有块金表。有人说他在外面发财了，也有人说他是借了别人的表来撑面子。

今天早上，赵大伯在村口等我，塞给我一个鼓鼓的信封：“小李，这是当年你家借给国栋的两万块，这些年一直没还，你拿去给你爸。”

我推辞不掉，只好收下了。刚要走，大伯又叫住我：“对了，这些年我去了广西，在一个亲戚的矿上帮忙。也不是什么大矿，就是管理一些杂事。”

他搓了搓手，似乎不知道该怎么继续，最后才说：“这表是老板送的，不值钱，但我觉得挺好看的。”

“大伯，”我鼓起勇气问，“当年您怎么就……”

“走了？”他笑了笑，眼角的皱纹堆在一起，“那时候债主都找上门了，我怕连累家里人，就想出去挣钱还债。本想半年就回来的，谁知道进了矿区，一干就是几年。”

我不信，但也不好多问。

“不过这些都过去了，”大伯看了看手上的表，“以后日子还长着呢。”

他起身走了，背影有些佝偻，但步伐却比昨天稳健多了。

回家路上，我打开信封看了一眼，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一沓新钞，比他说的数目多了不少。我想起来了，当年赵国栋结婚时，我爸确实借了他家钱，但只有五千，不是两万。

经过赵国栋家门口，我看见他和他爸站在院子里，两人正在修理一辆旧拖拉机。大伯熟练地拆卸零件，赵国栋在一旁递工具。阳光照在他们身上，两人的影子重叠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院子角落里，大伯的那件旧牛仔外套挂在晾衣绳上，袖口的破洞已经被人细心地补好了。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大伯手腕上的金表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就像当年他向我们讲述他在深圳打工时的故事一样耀眼。

只是我总觉得，大伯那块表的来历，恐怕没有他说的那么简单。但这些又有什么关系呢？人不就是这样，带着各自的秘密，继续着自己的生活。

村东头的喇叭里正在播报今年的麦收情况，声音断断续续的，被风吹得忽远忽近。就像我们的日子，起起伏伏，但总要继续往前走。

来源：橙子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