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4年的一天，73岁的郑儒永意识到身体出了点儿问题——她躺在床上，无论怎样用力都无法起身。前往医院求诊并接受手术后，她的脊柱被钉上两根钢柱，铆上十颗钢钉，此后再也无法像正常人那样长时间久坐，只能选择卧床或站立工作。

“科研工作者最不应该害怕的就是吃苦，最应该习惯的就是吃苦。”

2004年的一天，73岁的郑儒永意识到身体出了点儿问题——她躺在床上，无论怎样用力都无法起身。前往医院求诊并接受手术后，她的脊柱被钉上两根钢柱，铆上十颗钢钉，此后再也无法像正常人那样长时间久坐，只能选择卧床或站立工作。

然而，在郑儒永心中，面对自己热爱的科研事业，挑战与困难早已是司空见惯。手术后，她仍坚持工作。由于观察和鉴定真菌标本需要在显微镜前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郑儒永不得不将办公桌和实验台加高。自此以后，无论是查阅资料、撰写论文，还是做实验，她都是站着完成。

“科研工作者，最不应该害怕的就是吃苦，最应该习惯的就是吃苦。”正是这份坚毅与不懈，让她一生致力于真菌分类系统的合理化与完善工作，赢得了众人的敬重和爱戴。

郑儒永在显微镜前工作照。

唯一的学生

1931年1月10日，郑儒永出生于中国香港，彼时的世界正处于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头。她的父亲郑铁如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曾担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后来投身中国银行；母亲谢纫瑜出身名门，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在抗日救国的浪潮中积极奔走，无私奉献。在这样一个文化底蕴深厚且充满爱国情怀的家庭环境中，郑儒永自幼便深受熏陶。

1941年，日军的侵略打破了原本平静的生活。香港沦陷后，父亲郑铁如因拒绝与日军合作而被囚禁，郑儒永则跟随母亲踏上逃难之路，在颠沛流离中完成了初中学业。

抗日战争胜利后，时局逐渐稳定，郑儒永得以回到香港。15岁时，她考取了广州女子真光中学。三年后，她顺利完成高中学业，并凭借优异的高中毕业成绩，于1949年9月免试自主选择进入岭南大学。

在选择大学时，郑儒永曾陷入纠结。以她的成绩和英语水平，考入清华大学或者出国留学都并非难事。但那时，郑儒永对设计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清华远在北平，为了能陪伴在父母身边，方便照顾他们，她最终选择了广州的岭南大学，进入农学院园艺系的庭园布置专业学习。

岭南大学创办于1888年，是一所历史极为悠久的学府。郑儒永就读的庭园布置专业主要教授花园、公园等场地的规划设计。然而，命运弄人，进入岭南大学农学院园艺系不久，由于学生人数不足，该专业被取消。1950年，郑儒永不得不转入刚刚成立的植物病理系，成为该系的首位学生，也是该学年唯一的学员。

植物病理学主要研究对象是造成农作物病害的病原物。当时的岭南大学植物病理系虽然刚刚成立，师资力量却极为雄厚：林孔湘是我国著名植物病理学家，曾留学美国，师从世界著名植物病理学家H.H.怀梭教授，担任岭南大学植物病理研究室主任；范怀忠是我国植物病理、植物病毒和细菌领域的专家，专长于植物病毒病和植物细菌性病害研究；陆大京是我国植物病理学家、真菌学家，也是中国橡胶和热带作物病害研究的开拓者。他们三位在中国植物病理学界声名显赫。

对于这位“唯一”的学生，三位先生格外重视。林孔湘为郑儒永单独开设了植病文献和真菌学两门课程，还把过去在康奈尔大学研究生院的讲义及参考文献全部提供给郑儒永作为学习资料，并要求她每周汇报学习体会，亲自给予指导。

林孔湘要求十分严格。郑儒永记得有一次课后测试，她答对了所有题目，却只得了69分。这个分数让她十分难过，拿到考卷仔细思考后，她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答案虽无错误，但仍有提升的空间。后来，经过一番努力，到这门课程结束时，她的成绩终于达到了林孔湘所给出的最高分89分。

范怀忠也为郑儒永单独开设了植病研究法和高级植物病理学两门课程。第一次上植病研究法课程时，范怀忠对她说：“由于课时有限，我不可能把所有方法都传授给你。我现在教你做桌子，你学会了做桌子腿、做桌面，希望以后椅子、床、柜、橱、门、窗等什么都会做。”

在三位先生的悉心引领下，郑儒永如干涸的海绵般贪婪地汲取专业知识，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实验室研究和田间试验。这种高度自主的学习方式，不仅让她掌握了丰富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学习方法，培养出独立思考、举一反三的思维能力。正是有了这样的锻炼，郑儒永在参加工作后独立开展研究时才感到得心应手，她深知这都得益于那段宝贵的学习经历。

一项“简单”的工作

1953年，郑儒永从植物病理专业毕业。此时，她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听从家里的安排出国进修，二是服从学校的分配，前往国家需要的岗位。

那时，新中国百废待兴，急需各类人才投身到各行各业的建设中。恰巧郑儒永刚刚读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受到故事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影响。她认为“人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前途，应该服从国家的统一分配。总觉得在国家刚刚解放、最需要建设人才的时候出国，就像逃兵临阵脱逃一样。”

经过深思熟虑，郑儒永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决定立刻投身到国家需要的工作岗位上，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填写了无条件服从国家分配工作的志愿书。

最终，郑儒永被分配至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真菌植病研究室（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前身）任职，成为中国科学院植病研究室的一名实习研究员，从此开启了与真菌相伴一生的科研征程。

真菌是植物病害的重要病原物，例如小麦锈病、水稻稻瘟病等都是由真菌引起的。刚进入研究室，郑儒永有幸成为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植物病理系主任兼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真菌植物病理研究室主任戴芳澜的弟子，戴芳澜是我国著名真菌学家，是中国真菌学的创始人、中国植物病理学的创建人之一，他对这位年轻的学生寄予了厚望。

但是，正当郑儒永满怀憧憬，准备跟随戴芳澜大展宏图时，却遭遇了信任危机。

原来，刚进入工作单位的郑儒永，因为是女孩子，又是从香港来的，一些人包括戴芳澜在内，都对她心存疑虑：这个从香港来的“娇小姐”，能做好科研吗？

当时，真菌植物病理研究室的标本室中保存着从清华大学农学院、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几个单位整合而来的近万个珍贵标本，这些标本包装各异，标签书写格式也不一致，给科研工作的开展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而戴芳澜给郑儒永安排的第一项工作，便是给这些标本打标签、贴标签、重新包装。

对于一般人来说，这都是一份简单、重复且机械的工作，似乎看不到未来的希望。

但郑儒永毫无怨言，她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完成每一份标本的整理鉴定工作。那时没有中文打字机，每一份标本说明都需要手写。她不仅详细记录标本的各项信息，还重新设计标本包装，使其整齐统一。为了尽快了解每个物种的命名过程，掌握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她自学专业知识、学习外语、查阅资料、研读文献。

除了在标本室的工作，郑儒永还需要不定期前往野外采集标本。她常常挑着担子，前往偏远的农村和山区，担着采集到的大量标本翻山越岭，这对她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因为她从小就有胃疼的毛病，左耳也有些失聪。但在集体行动中，郑儒永从未提出过任何“特殊照顾”，从不耽误大家的行程，也不给其他同事增添负担。

1983年，郑儒永（左三）与白粉菌同行采集标本合照。

整整四年，郑儒永凭借踏实肯干的精神，赢得了戴芳澜和同事们的一致认可。1957年，26岁的郑儒永与姜广正合作，在《植病知识》上发表了一篇综述文章《植物病害与真菌标本的采集、制作、保管和邮递》。这是她的第一篇综述类论文，凝聚着她在标本整理和研究过程中的宝贵经验，为后来的科研工作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回忆起在标本室工作的那段时光，郑儒永将其形容为“心思沉静的四年”“扎实积淀的四年”。“在别人眼中，这是最单调、最‘低级’的工作，而恰恰是这份工作，让我有了更多自我提升的机会。”这四年，不仅培养了她不怕困难的精神，也让她在科研的道路上深深地扎下了根。

迎难而上，选择毛霉目

1958年12月，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成立，戴芳澜院士担任首任所长，郑儒永也进入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工作，开始独立开展课题研究。

早些时候，郑儒永已跟随戴芳澜进行了一些真菌分类学的基础工作。真菌分类研究是真菌研究领域的一项传统重要项目，其意义在于增加对特定领域如生物菌类的认知资料，解决已存在的分类问题，深化对分类形态的研究，并在分类系统上实现创新，从而更准确地反映分类群的客观实际和亲缘关系。

在选择哪一类真菌做研究的问题上，郑儒永回忆道：“我当时也不知道要选什么，就问戴先生，什么菌最难研究啊？戴先生反问我，你一做就做最难的？我回答说，我就是要做最难的，最容易的没意思。别人没做过，或者做过但问题没解决好的，我才有研究的空间啊。戴先生说我还挺有自信，挺大胆的。”

在得到戴芳澜的肯定后，她毅然选择了难度最大的毛霉目真菌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

毛霉目是一类分布广泛的真菌，其代谢产物在工、农、医等各个领域都有广泛应用。在此之前，毛霉菌在食品、医药、工业等领域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但由于其变异性大，交叉性状多，不少属种遗留了大量难以解决的分类学问题，国际上尚未建立起令人满意的分类系统。

当时国内尚未对外开放，没有任何相关的模式菌种可供参考，甚至许多必要的文献资料也难以收集齐全。研究难度之大，业内众人皆知。但下定决心从事毛霉分类研究工作的郑儒永没有被困难吓倒，很快就和同事们发现了一些新种。在一些已初步完成研究的属中，他们发现根毛霉属Rhizomucor在全部8个分类群中就有4个是中国所特有的，还有R.endophyticusR.Y.Zheng&H.Jiang一种为国际上首次发表的高等植物内生毛霉。

郑儒永院士所做的小克银汉霉属真菌图画。

自此，郑儒永全身心地投入到毛霉目分类研究中。在这个过程中，她查阅了海量的文献资料，对每一个毛霉目真菌的形态特征、生理特性、生态环境等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和研究。她常常在实验室里一待就是一整天，反复观察标本，记录数据，分析结果。仅1958年，郑儒永就和其他科研人员一起，收集了土样1200号左右，分离菌种600号左右，鉴定菌种27号，涵盖13种和一个变种。

她牢记老师戴芳澜教授的谆谆教诲：文章不在乎数量，而在乎质量。正是在这种严谨治学态度的影响下，郑儒永在科研工作中始终保持着高度的专注和执着，她没有急于发表论文，而是不断地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反思和完善，力求每一篇论文都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1959年至1964年期间，她完成了《中国毛霉目的分类》和《中国小煤真菌科的分类》的部分编写工作，同时受邓叔群副所长委托，将英文版《中国的真菌》全部翻译成中文。直到1964年，基于已完成的工作，她终于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研究论文《中国笄霉科的分类研究》。

1973年，戴芳澜院士病逝。郑儒永在极度悲痛之余，担起整理戴芳澜遗著的重担。她认真梳理毛霉目真菌的相关资料，严格核查，将中国毛霉目已知种类，总结到戴芳澜生前所撰写的英文版《中国真菌总汇》内。

同时，她秉承恩师的嘱托，也服从单位的安排，将研究方向转向另一个真菌分类领域——白粉菌。白粉菌是一类植物病原真菌，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常在寄主植物的表面产生大量的分生孢子梗和分生孢子，肉眼看上去仿佛涂了一层白粉，因此被称作白粉菌。白粉菌可以引发多种植物病害，严重影响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例如在小麦种植区，白粉菌常常导致小麦患上白粉病，在叶片上形成一层白色的粉状物，宛如给小麦披上了一层“白霜”，阻碍小麦的光合作用，致使麦粒干瘪，产量大幅下降，让农民们头疼不已。

在早期的研究中，郑儒永发现国内外对于白粉菌目的分类研究还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许多属种的分类界限模糊不清，缺乏系统的分类标准。

1985年，郑儒永提出白粉菌科属级分类系统，并在同年发表的论文中确认了白粉菌科4个无性型属和19个有性型属。同时，他们还合并了16个争议属，保留了4个独立属，排除了8个近缘目属。由此，澄清和订正了当时国际上有争议的一些问题。由于这个属级分类系统较为合理且接近自然，由此开辟了一条更为正确认识和鉴定菌种的新途径。

1987年，她又与同事合作并主编完成了中国第一本完全经过直接研究写成的真菌志——《中国真菌志（第一卷）——白粉菌目》，该书详细介绍了中国白粉菌目的种类、分布、形态特征、分类地位等信息，成为国际公认的白粉菌目检索书。它的出版，不仅填补了我国在白粉菌目分类研究领域的空白，也为我国植物病理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获得了国际著名专家的广泛赞誉。

时至今日，郑儒永关于白粉菌科的属级分类系统，仍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待将白粉菌分类研究做到世界顶尖水平后，郑儒永又回过头来，继续钻研自己早年选题但中断了20年的毛霉目课题，并一直潜心研究到退休。近二三十年来，国内毛霉病日益增多，毛霉病是一类由毛霉引起的人、畜真菌病。郑儒永研究组陆续为国内一些医院鉴定了多株人体深部病原毛霉。1989年，郑儒永等人发现了一个我国特有的病原毛霉新种，这是我国特有的人体病原毛霉新分类群的首次发表，目前已成为国内最常见的人体深部病原毛霉之一。

腰杆最“硬”的人

几十年的科研生涯中，郑儒永最离不开的就是她的显微镜，她每天花在显微镜前的时间甚至超过了陪伴老伴的时间。直到54岁那年，由于长时间忘我工作，郑儒永患上了骨质疏松和腰椎半滑脱症。后来，她去医院检查，没想到查出了更严重的问题：脊柱的两块骨头半滑脱，离开韧带达一厘米。

医生采取了保守治疗方法，禁止郑儒永再从事繁重工作，并建议她退休。但郑儒永拒绝了，她依旧照常看显微镜、出差、爬山，毫不退缩。

2004年，郑儒永的脊柱病情突然恶化。当时，她的脊柱已经侧弯，还伴有腰椎滑脱、椎管狭窄、椎间盘突出等多种疾病。医生十分疑惑，问她：“别人的椎间盘突出一块就疼得受不了，你为什么能坚持这么长时间，难道不疼吗？”郑儒永回答道：“好像不怎么疼，一工作起来就全忘了啊！”

于是，医生在郑儒永的脊柱上钉上了两根钢柱，并铆上十颗钢钉。后来，医生还告诉她：“我给2000多个病人治疗过，最多的钉过十一颗钢钉，你排第二。”也有学生开玩笑说，郑院士的腰杆现在是最“硬”的了。

尽管手术成功，但医生叮嘱郑儒永，为了治疗效果能好些，两年内不能长时间坐着，每天坐的时间只能控制在一到两个小时，其他时间就得站着、躺着或走动。

可是，每天仅两个小时的坐立时间，对郑儒永来说远远不够。她把这两个小时用在上班路上的公交车上，到了实验室，便一如既往地看显微镜、绘图，打开电脑撰写资料以及和国内外的科研专家沟通联络。

为了适应这一限制，她特意将自己的办公桌和实验台垫高，每天站立八个多小时，无论是观察显微镜下的标本，还是撰写论文，无论是手绘真菌图谱，还是查阅文献，全靠双腿支撑着完成工作。

其实，在科研的道路上，郑儒永始终保持着一股“硬气”。

郑儒永与戴芳澜在实验室（左一为郑儒永）。

郑儒永的学生，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白逢彦研究员曾提起一段公案。真菌学学科发展史上有过一次争论，那时，有人提出，要把真菌这一学科改成菌物学，真菌学会改成菌物学会。

提出这一概念的人，在业内颇具声望。然而，郑儒永却坚决反对，她认为这种提法混淆了基本定义与概念。在表达反对观点时，她全然不顾这一表态可能带来的风险，一心只坚守科学真理。她甚至直言，如果真菌学会改名为菌物学会，她便退出，不再参加该学会的任何活动，以此抵制这个不合理的建议。

在生活中，郑儒永同样将这份“硬气”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一些人眼中，郑儒永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富家闺秀，可她却毫无富家大小姐的娇惯习性。熟悉她的人都知道，郑儒永常常自己动手做衣服、织毛衣，还亲自装修设计房子。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她始终秉持节俭的作风，生活过得朴素而平淡。

郑儒永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真菌学。即便到了耄耋之年，她心中所想的依然是如何为国家再贡献一份力量。早在脊柱治疗期间，郑儒永就向医生成立的基金会捐款，用以帮助西部贫困地区的腰椎间盘疾病患者。

2019年，88岁的郑儒永和90岁的老伴黄河，携手走进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报告厅，将他们毕生大部分的积蓄150万元捐赠给中国科学院大学教育基金会，设立永久性的“郑儒永黄河奖学金”，以此激励青年学子奋发向上。

“回顾过去的岁月，我走过的实在是一条再平凡不过的路。如果说我取得了点滴成绩，我想那是因为我安于平凡的生活，受外界干扰较小，得以专注于我的工作。”郑儒永说。

作者：甘勃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自艰

人物简介

郑儒永，广东潮阳人，真菌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长期致力于真菌分类的合理化与完善。主要研究小煤炱菌目、白粉菌目、毛霉目等目真菌的系统分类学。她对我国白粉菌目的有关属种以及全世界范围内白粉菌目的所有属的全型进行了详尽的研究，澄清和订正了许多国际上有争议的问题；在国际上首次发现高等植物中的内生毛霉，首次发表了我国特有的人体病原毛霉新种和新变种；1987年主编完成《中国真菌志（第一卷）——白粉菌目》，成为国际公认的白粉菌目检索书。

图片：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

监制：高雅 编辑：吕璐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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