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蒙古人是否会失去对伟大的蒙原羚群的集体记忆，就像美国人不再记得消逝在历史中的庞大美洲野牛群和遮天蔽日的旅鸽群？近几十年来，整个蒙古国的野生动物都在减少。由于野生动物的数量没有得到准确监测，而保护的法律也只是得到随意的执行，因此不幸的是，我们不知道每个物种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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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是否会失去对伟大的蒙原羚群的集体记忆，就像美国人不再记得消逝在历史中的庞大美洲野牛群和遮天蔽日的旅鸽群？近几十年来，整个蒙古国的野生动物都在减少。由于野生动物的数量没有得到准确监测，而保护的法律也只是得到随意的执行，因此不幸的是，我们不知道每个物种有多少遭到合法或非法的杀害，也不知道曾有多少动物。当地人为了生存而狩猎，蒙原羚的肉被出口牟利，狼、猞猁、沙狐、赤狐、旱獭和其他各种动物的皮毛也是如此。仅此一项，每年就有约200万只或更多的动物遭到捕猎。

*文章节选自《深入野性蒙古》（[美]乔治·夏勒 著 三联书店2025-3）

一大群蒙原羚在蒙古东部大草原傍晚的光线中闪闪发光

草原上的杀戮

蒙古的环境压力与日俱增。新的公路穿透处于原始状态的地区，巨大的煤矿和铜矿在土地上留下伤痕，石油钻塔像树木一样在草原上生长出来，外来者虎视眈眈，在这个国家寻找掠夺和获利的机会。蒙古人是否会失去对伟大的蒙原羚群的集体记忆，就像美国人不再记得消逝在历史中的庞大美洲野牛群和遮天蔽日的旅鸽群？当我第一次来到蒙古时，成群的马鹿在冬季的乌兰巴托公园里游荡，景象壮观，因为这个公园与附近有深深积雪的山相比，是更温和的栖息地。但马鹿很快就消失了，屠杀马鹿是为了吃肉以及将鹿角和阴茎出口到他国，因为这些部件被认为有药用价值。有多少乌兰巴托的居民知道或记得这些鹿？近几十年来，整个蒙古国的野生动物都在减少。我偶尔目击凶手对自然之美的肆意掠夺。由于野生动物的数量没有得到准确监测，而保护的法律也只是得到随意的执行，因此不幸的是，我们不知道每个物种有多少遭到合法或非法的杀害，也不知道曾有多少动物。当地人为了生存而狩猎，蒙原羚的肉被出口牟利，狼、猞猁、沙狐、赤狐、旱獭和其他各种动物的皮毛也是如此。仅此一项，每年就有约200万只或更多的动物遭到捕猎。狼舌、熊胆、雪豹骨和赛加羚羊角在中国有药用需求，外国战利品猎人则猎杀盘羊、马鹿和其他动物来装饰他们的私人停尸房。

为了说明某些野生动物减少的程度，我将简要介绍对蒙原羚（或称白尾原羚）和西伯利亚旱獭的杀戮以及捕捉猎隼的情况。我引用的实际数字只是说明被杀动物的数量级。通常没有精确的记录，非法杀戮很难衡量，而且有些记录被政府扣压，不向公众公布。有价值的信息来源可以在参考文献中找到，特别是凯蒂·沙尔夫（Katie Scharf）及其合作者所著的《过渡经济中的牧民和猎人》（Herders and Hunters in a Transitional Economy）、詹姆斯·温加德（ James Wingard）和彼得·扎勒（ Peter Zahler）的《沉默的草原》（Silent Steppe），以及柯克· A.奥尔森（Kirk A. Olson）的《蒙原羚的生态和保护》（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of Mongolian Gazelle）。

蒙原羚

我看到它们并排挤在一起，一排又一排，就像在草原的黄色秋草中等候阅兵的军团。它们俯卧在地上，棕褐色的皮毛朝向天空，白色的臀部碰在一起。它们已经被开膛破肚，小腿被砍掉。一堆血淋淋的头颅，有公有母，躺在一边。大约4000只蒙原羚遭到大规模屠杀，部分是在保护区内非法屠杀的，肉和皮准备出口。

但躺在烈日下等待运输的尸体开始腐烂。这些腐烂的肉被拒绝接受，因此它们在当地市场上被廉价出售。还有一次，共有 18000只蒙原羚被自动武器中的铅弹屠杀，以供出口。这些尸体又被拒绝了，因为据称这些肉的含铅量太高，无法安全食用。这些肉又一次被卖到当地，而毛皮则被浪费了。东方省开展过多次此类“狩猎”活动，当我向省长提到此类粗心和浪费时，他仅仅答道：“我们必须从原羚身上获得好处。”

1932年至 1976年，据记录，蒙古共有约 845000只蒙原羚因与苏联的贸易而遭到猎杀。在 1939年至 1945年的战争年代，又有 10万至 15万只蒙原羚遭到射杀，作为苏联军队的食物。1980年至 1992年的商业性狩猎猎杀了 247108只蒙原羚，数量从最少的 1989年和 1990年的 0只到最多的 1987年的 34800只不等。肉类主要运往欧洲等国，内脏则运往苏联，在皮毛养殖场喂养紫貂和其他动物。一些蒙原羚向北迁徙到俄罗斯，向南迁徙到中国。“当蒙原羚去了俄罗斯，”一位县领导告诉我，“它们不会再回来了。”不过，它们在后贝加尔省（Zabaikalsky Province）的索洪丁斯基（Sokhondinsky）自然保护区内似乎是安全的，那里已经有大约6500只蒙原羚被纳入统计。在中国，估计有 250万只蒙原羚于 1956年至 1966年遭到捕杀。如今中国的蒙原羚只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沿中蒙边境的一个狭长地带。那里的蒙原羚数量很难评估，因为每年 10月到次年 2月下旬许多动物从蒙古国迁往中国过冬，然后再返回北方。它们的旅程经过中蒙边境哨所，哨所的守卫射杀这些动物以补充微薄的食物配给。据报道，1985年蒙古军队射杀了 3万只蒙原羚。1994年至 1995年冬季，中国野生动物学者、我的前同事王小明及其同事对该地区开展调查，当时估计蒙原羚多达25万只。

旱季，蒙原羚挤在渗水处喝水

官方狩猎——即便效率不高而且狩猎配额基于直觉而不是已知的种群规模——造成的死亡仍然只占每年死亡数量的一小部分。许多蒙原羚可能在严冬中死亡，如 1977年和 2009年的暴风雪。各种各样的疾病可以摧毁一个种群。1974—1975年，大约有 10万只蒙原羚死于疑似口蹄疫的疾病。1998年，我们见证了足腐病，一种细菌性疾病，杀死了数千只蒙原羚。非人类的捕食动物，从狼到草原鹰，也杀死了一小部分蒙原羚。蒙古人的自给性狩猎每年会杀死大量蒙原羚，但数量不明。在苏联时期，即1990年之前，大约有 3万支有执照的枪，但到 2007年，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 24万支。对牧民家庭的访谈显示，超过一半的人猎杀蒙原羚，主要是为了吃肉。2004年，有 4万名有执照的猎人，平均每人猎杀 5.2只蒙原羚，共约 20.8万只。出于对捕猎数量的关注，政府于 2001年禁止用于出口的商业狩猎。然而，省级政府仍然可以为每个家庭发放一只蒙原羚的狩猎许可证。尽管颁布了商业禁令，合法捕猎大幅下降，2001年仍有人设法从蒙古国出口了 100吨蒙原羚肉，相当于约 6600只蒙原羚。据说，是用空油罐、卡车和火车将非法捕杀的蒙原羚尸体和其他野生动物制品越境运出。

偷猎往往是一种直接或间接的赚钱方式。夜间在草原上监测戴着无线电项圈的蒙原羚时，我会注意到吉普车在周围巡游狩猎，然后我会看到这样的吉普车来到乔巴山，装载着蒙原羚在镇上出售，那里的警察显然免除了偷猎者的刑罚。凯蒂·沙尔夫和她的同事在乔巴山访问了350个家庭，发现每个家庭每年平均消费 25.4公斤蒙原羚肉，大约相当于两只蒙原羚。这意味着，仅在这个城市就有大约16000具蒙原羚的尸体。超过三分之一的家庭为了吃肉而狩猎。

猎人在东部草原宰杀了两只蒙原羚作为食物

每个县都有一位指定的官方野生动物检查员，但在 20世纪 90年代的困难条件下，检查员缺少车辆和燃油，反盗猎和执法极为困难。据当时估计，每年遭到非法捕杀的蒙原羚至少有 10万只。在一项重要的倡议中， UDNP-GEF东部草原生物多样性项目于 2000年举办讲习班，从生物数据收集、野生动物监测、巡护和其他基本管理需要等方面，对野生动物检查员和保护区巡护员进行培训。

拉瓦悄悄接近蜷在地上的蒙原羚幼崽，把它抓住并称重、做标记

绵羊、山羊、牛、马和骆驼保证了牧民家庭的食物安全，以及出售它们获得牧民所需基本用品的潜在收入。山羊绒是第二大收入来源。当然，狩猎减少了一个家庭吃或卖牲畜的需求，因为可以用蒙原羚肉代替。一只蒙原羚的售价相当于五六美元，而一只羊的价格超过25美元。柯克·奥尔森访问过 156个家庭，发现不狩猎的家庭比狩猎的家庭拥有更多的牲畜，平均为371头与 194头。狩猎还能提高一个家庭微薄的年收入。2004年的家庭年收入平均为 1200美元。当时，一张旱獭皮的售价约为 4美元，赤狐皮 13美元，狼皮 30美元。作为减少牲畜被捕食的方法，杀狼也很受欢迎。在柯克采访的家庭中，大约三分之一的家庭有家畜遭到狼的捕食，平均每年损失3.7只绵羊和山羊，偶尔还有马和牛。即使加上打猎的利润，一个贫穷的牧民家庭的年收入也只能增加10%左右。

由于遭到大规模的杀戮，蒙原羚的数量急剧减少也就不足为奇了。蒙原羚曾经出现在蒙古国大约一半的国土上，但在过去五六十年里，其分布范围至少缩减了50%，也许多达 75%。历史上有多少蒙原羚生活在这个区域？我们无法回答，因为缺乏对蒙原羚的监测和准确计数。人们认为，在20世纪 40年代有超过 100万只蒙原羚，但到 20世纪 70年代末，只剩下 25万至 27万只。到 20世纪 80年代初，疾病和干旱可能使种群数量进一步减少。随后几年的估计数字回升到30万至 40万只。1994年对大部分蒙原羚分布区进行的航空调查，使种群数量估值提升到267万只，不过这一数字存在争议。1999年，柯克·奥尔森开始对蒙原羚进行详细研究。从2000年到 2002年，他开车在东部草原上进行样线调查，下了很大功夫统计蒙原羚的数量。样线覆盖了约80000平方公里的区域，并对其视野范围内的所有动物进行计数。他选择东方省和苏赫巴托尔省蒙原羚季节性集中的主要区域开展调查。他的调查结果是：估计该地区可以发现80万至 90万只蒙原羚，而整个国家的蒙原羚数量略高于100万只。

柯克·奥尔森（左）和达利亚·敖登呼在给一只新生的蒙原羚称重

2003年 10月，乌兰巴托举办了关于蒙原羚管理的国际研讨会。我参加了这次研讨会。来自澳大利亚的生物学家保罗·霍普伍德（ Paul Hopwood）也应邀出席，向我们介绍了澳大利亚狩猎和管理袋鼠的优秀系统。我们希望其中一些原则也能适用于蒙原羚。研讨会的成果之一是彼得·扎勒及其同事2003年在《蒙古生物科学杂志》（Mongolian Journal of Biological Sciences）上发表的报告：《将蒙原羚作为可持续资源进行管理》（“Management of Mongolian Gazelles as a Sustainable Resource”）。报告的摘要如下：

本次研讨会的主要成果是，普遍赞同目前不建议开展商业狩猎。这是因为居高不下的偷猎率似乎正在对蒙原羚数量产生负面影响。据最佳估计，蒙原羚目前的数量约为100万只，但仍在不断减少。模型显示，该种群可以维持每年 6%的商业狩猎量。然而，每年的非法捕猎量据估计可能接近或超过 10%。这解释了为什么即便没有合法的商业狩猎，蒙原羚的数量也在持续减少。虽然有足够的法律来处理偷猎问题，但由于缺乏资金、设备和意愿，执法情况极差。我们建议，在偷猎得到控制和健全的监测系统建立之前，以及在监测显示蒙原羚数量稳定或增加之前，不要开展商业狩猎。

西伯利亚旱獭

20世纪 90年代初，我在大草原上徒步或乘车时，偶尔会遇到一只旱獭直挺挺地坐着，仔细观察我的到来。然后，当它判断我有潜在的危险，就会发出尖锐的叫声，提醒其他旱獭，然后潜入自己的洞穴。我发现这些棕色或黑色的大型啮齿动物，是草原动物群落中令人愉快和易处的成员。但在后来的日子里，我看到旱獭的次数越来越少。相反，我遇到匍匐在地上的猎人，他们用步枪瞄准旱獭的巢穴，一动不动地等待着。当旱獭从洞穴里出来时，只需要一枪就能使它挣扎着回到地下，在那里缓慢而痛苦地死去。有时我会遇到一个猎人，他的摩托车上挂着三只或更多死去的“塔瓦咖”，这是当地人对旱獭的叫法。到 20世纪 90年代末，我主要注意到那些入口处没有新鲜泥土的洞穴，现在除了被当作蜘蛛和蟋蟀避难所的时候，空空如也。J.巴特博尔德（ J. Batbold）在东方省、肯特省和苏赫巴托尔省等东部省份的调查显示，这个区域曾经拥有高密度的旱獭，如今只有5%的洞穴仍在被使用；它们以前的居住者已经死亡。

旱獭曾经广泛分布于蒙古国除沙漠外的大部分地区。据估计，出于常见的原因，近几十年来旱獭减少了四分之三：没有有意义的立法来保护它们，缺乏对它们栖息地的监测，反盗猎法也执行不力。旱獭遭到捕杀的主要原因是其厚厚的皮毛。1920年至 1991年，旱獭皮主要出口到苏联，平均每年约出口120万张；1947年出口了创纪录的 2493180张旱獭皮。当时和现今都有大量的非法贸易，这些数字仅仅说明了贸易的规模。1991年之后详细的官方数字没法获得。然而， 2001年内蒙古的两家中国公司申请了从蒙古国进口130万张旱獭皮的许可证。

一个哈萨克猎人举着他训练的金雕。他使用金雕捕猎狐狸、旱獭和其他动物，以获得皮毛和肉

法律规定，旱獭狩猎季节是从8月 10日至 10月 15日，猎人必须购买许可证，每张许可证可猎杀三只旱獭。至少有12.5万名猎人获得了许可证。但是，从一些非法狩猎的数字可以判断出，旱獭猎杀不可持续的真实影响。

1998年至 2000年，中国海关在内蒙古二连浩特边防站没收了 38605张非法输入的旱獭皮。1999年至 2001年，内蒙古满洲里和呼和浩特海关办事处记录到 16.6万张非法皮毛。1997年至 2000年，还没收了 5558公斤马鹿鹿茸和 178公斤赛加羚羊角。

凯蒂·沙尔夫及其同事开展了市场调查，发现“到 2001—2002年狩猎季结束时，在东部省级中心市场观察到的旱獭皮张总数，几乎是狩猎配额的三倍，许可数量的四倍”。例如，乔巴山市申报的狩猎配额为 11500张，而观察到的总数是 42435张。

2005年和 2006年，蒙古国政府正式取消了旱獭的狩猎季。但即使颁布了禁令，狩猎活动仍在继续。到 2006年 8月底之前，边防局已经没收26000张运往国外的旱獭皮张。在合法和非法捕猎广泛存在的情况下，正如苏珊·汤森（Susan Townsend）和彼得·扎勒所言，“蒙古旱獭危机”的出现毫不令人惊讶。2005年 6月和7月，苏珊和彼得在东部草原上开展了大范围的日间样线调查，清点已使用和未使用的旱獭洞穴。他们还清点旱獭本身的数量。结果显示，旱獭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0.12只，而 1990年蒙古调查组在同一地区得到的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0只或更多。尽管两种调查方法可能没有直接的可比性，但还是能表明旱獭的数量急剧下降。

东部草原上的旱獭猎人，他的摩托车上挂着新鲜的旱獭皮

猎杀旱獭不仅仅是为了它们的皮毛。旱獭肉质鲜美，人们认为旱獭肉有滋补功效，能强身健体，治疗感冒和哮喘。售卖旱獭肉还能增加草原居民微薄的家庭收入。旱獭的脂肪广泛用于治疗烧伤、冻伤、结核病、贫血和其他疾病。然而，旱獭不仅是人类认为有用的物种，也是复杂的草原生态群落的重要成员。在蒙古东部省份，旱獭在许多地方的消失，无疑伤害了各种直接或间接依赖它生存的物种。通过挖掘洞穴，旱獭将富含矿物质的土壤带到地表，有助于土壤吸收水分，而这两个过程都利于植物生长。旱獭在地上和地下的粪便也为土壤增加了营养。被遗弃的洞穴为鼠兔（兔子的小表亲）、艾鼬、蜥蜴、各种昆虫和其他动物提供了家园。旱獭本身为从狼到金雕的食肉动物提供食物，后者又以各自的方式影响着草原群落。生态的多样性中存在着统一性。大自然是一个循环，从草到旱獭到猞猁，这个循环不能被打破。

猎隼

猎隼是中亚最大的隼，翼展可达 127厘米。它是一种优雅的鸟，背部呈铁锈色，腹部有鲜明的条纹，强大、灵敏和迅捷，深受养隼人的喜爱。这种鸟在中亚地区繁殖，在伊朗、巴基斯坦和其他南方地区越冬。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猎人对它们情有独钟。在20世纪 70年代初，我们家曾住在巴基斯坦。我记得听到阿拉伯人乘坐大型私人飞机抵达的消息，大部分座位都被猎隼占据。阿拉伯人来猎杀稀有的波斑鸨，一种生活在沙漠中的大型陆生鸟类。阿拉伯人的捕猎几乎导致这种鸟的绝迹。猎隼最容易从中国和蒙古获得。1994年至 1999年，蒙古向阿拉伯国家出口了 446只猎隼，每只猎隼售价 2750美元。后来猎隼涨价了。2001年 8月 1日《蒙古信使报》的一篇文章指出：“新的价格是每只猎隼4500美元，外加出口费和关税。每位养隼人限制出口150只。”中国还规定每只猎隼收取高达 2500美元的出口费。自然，高企的价格刺激了猎隼的走私。1993年至 1997年，北京首都机场查获了 30起企图走私的案件，涉及 450只猎隼。1992年至 1995年，中国国家林业局没收了大约 1000只猎隼；蒙古在 1993年至 1999年只没收了 69只。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市政府出台了一个项目，计划人工繁育猎隼和其他隼类，如游隼和矛隼，但人工饲养和训练的隼往往不如野生捕获的成年隼善于狩猎。彼得·格温（Peter Gwin）在《国家地理》中写到，到 1999年，阿布扎比的繁育站据说已经收养数千只猎隼。这表明早年在野外猎隼遭到了怎样的掠夺，以及对隼类的巨大需求。阿布扎比至少制定了严格的猎隼进口规定。但在政府的批准下，蒙古猎捕猎隼的活动仍在继续。2001年，这里至少出口了 184只猎隼。到 2002年 9月，当年总共出口 205只猎隼，其中 110只卖到科威特， 45只卖到沙特阿拉伯， 10只卖到卡塔尔，40只卖到叙利亚。

开车穿过蒙古没有树木的草原时，我偶尔会在地上发现由几根树枝组成的猎隼巢。这样的巢容易受到狐狸、人类或其他捕食者的攻击。然而，有一个巢建在一台废弃拖拉机的车顶上了。2001年我发现它的时候，里面有四只幼鸟，它们的羽毛已经部分长成。我偶尔会去看看这个鸟巢，但在7月 14日，幼鸟不见了。偷猎者抢走了这个巢，崭新的汽车车辙表明了这一点。两只成年猎隼仍在附近徘徊。该死的偷猎者：他们本可以为猎隼亲鸟留下一只幼鸟。养隼人也是如此，他们不假思索地耗尽了自然的珍宝，仅仅是为了取乐。

蒙古自20世纪 20年代实现独立以来，制定了一系列不断变化的狩猎法。第一批法律为繁殖季节的动物提供保护，并建立了狩猎许可证和收费制度。政府鼓励消灭狼的行动。随着蒙古越来越多地纳入苏联体系，到20世纪 50年代其野生动物贸易已经完全脱离中国和其他国家。牧民当时集中在政府完全控制的集体中。狩猎协会成立于1956年。六年后，狩猎协会移交给农业部，由中央狩猎协会管理。协会在每个县都有分支机构，管理所有的狩猎和执法活动。

到了20世纪 70年代，随着苏联和中国关系的改善，蒙古和中国之间的野生动物贸易重新开始。1981年，蒙古议会授权对森林、鱼类、鸟类和兽类开展普查。当时，蒙古约5%的海外收入来自皮毛销售。就在保护工作开始稳定时，一切都在1989年改变了。苏联退出蒙古，蒙古经济崩溃，遍地都是通货膨胀、失业和贫困。1995年，蒙古出台新的狩猎法，规定了各种野生动物相关活动的费用和许可证。自然和环境部负责管理稀有物种，其他所有物种由各县而不是中央政府来保护和管理，这种令人遗憾的权力下放造成了许多问题。2000年，修改后的《野生动物法》获得通过。其中一个条款写到，中央政府决定，杀害濒危动物，处以两倍该动物经济价值的罚款。法律规定，一只雪豹的经济价值为450美元。这可能是一个牧民年度现金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一半。

给雪豹戴上无线电颈圈之前，牧民阿玛尔（左）和乔治·夏勒抱着已被麻醉的雪豹

我提供这些数据，是为了提供简要的历史视角，从而比较过去和现在的状况。贪婪和对野生动物种群长期可持续性的漠视，导致了野生动物数量的急剧下降。几十年来，尽管蒙古的野生动物管理不善，但残存的数量依然足以使它们恢复。而且，最重要的是，蒙古人对他们的环境保持着一定的关注。即使在最困难的近期，蒙古也建立了许多新的保护区。1991年，蒙古有 11个保护区，涵盖 55983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 3.6%。到 2006年，蒙古建立了 56个保护区，涵盖 205306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 13.5%。蒙古的目标是到 2030年保护 30%的国土。当通过设立保护区的法律时，国家既没有资金也没有工作人员来保护和管理这些地区。例如，1994年蒙古东部的保护区管理局有 15名工作人员，其中 11人坐在乔巴山市的办公室里。他们的交通工具是两辆汽车、三辆摩托车和一匹马，只有四名管护员来保护和管理广阔的草原，那里即使在当时，也被认为是农业和工业发展的下一个前沿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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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夏勒

从1989年到2018年，乔治•夏勒与来自蒙古本土及其他国家的生物学家合作，跟踪、观察了蒙古旷野中最为稀少的一些物种。这些发现的背后，是在偏远地区开展野外工作的苦与乐，从躲避荒野上的土匪到苦苦搜寻果腹之物。夏勒最为珍视的地方是蒙古国辽阔而又脆弱的东部草原，还有原野上仿佛在流动的蒙原羚群，他用朴素的笔触白描了这些美得惊人的荒野。另外，夏勒还在书中描写了一些历史背景，关于这片土地及其人民，以及十三世纪大名鼎鼎的统治者成吉思汗的故事等。

自1971年夏勒博士首次拍摄到野生雪豹照片开始，这种高原上的神秘精灵就牵动着无数“大猫爱好者”的心。由于栖息地萎缩、偷猎盗猎和幼崽存活率低，野生雪豹一度被列入濒危物种。

本书是作者5年间持续跟拍中国野生雪豹卓玛一家的纪实手札，配有120余幅珍贵高清摄影图，依照时间线索，真实记录下了难得一见的大猫传奇。从2019年8月到2023年底，短短数年间，在一片几百平方公里的区域，雌性雪豹卓玛已经成功繁衍9只雪豹后代，并且全部健康存活。她在悬崖峭壁与雪原之间，建立起了属于她的繁荣王朝。

《雪豹一家：卓玛王朝》还讲述了雪豹不为人知的社会化行为和动人故事——作为独居动物的雪豹母女之间的重逢与分离，雪豹姐姐代替母亲抚养妹妹，雪豹兄妹之间的守望相助。本书同时也是一本高原野生动物科普佳作，作者补充了相关科学资料，生动讲解雪豹的表情、习性、身体构造与功能等，同时也对与雪豹伴生的其他物种（如狼、岩羊、兔狲等）做了记录和讲解。

来源：三联书店三联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