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8年8月，我和妻子可忻几乎同时得了癌症。先是我在体检中发现前列腺癌病兆，经北大医院检查确诊。“多年来担心的癌症，这一天还是来了。虽然不见得是绝症，但我的人生最后一段路，终于由此开始了。”（8月20日日记）同时，可忻不仅胃痛，血糖也突然增高，到10月病情加
2018年8月，我和妻子可忻几乎同时得了癌症。先是我在体检中发现前列腺癌病兆，经北大医院检查确诊。“多年来担心的癌症，这一天还是来了。虽然不见得是绝症，但我的人生最后一段路，终于由此开始了。”（8月20日日记）同时，可忻不仅胃痛，血糖也突然增高，到10月病情加重，人开始消瘦，可忻突然意识到有可能是胰腺癌。她当机立断到肿瘤医院检查，果然发现病兆。多方求诊后，在次年1月22日确诊为胰腺癌，并且种植性地转移到了腹腔，已是晚期——真的直面死神了！
我和可忻没有讨论，不约而同作出选择：不再治疗，不求延长活命时间；只求减少疼痛，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
可忻更精心设计，要利用生命的最后时刻积极做事。1月28日上午，她住进泰康康复医院，输液到下午1点，4点就穿上一袭白色纱裙，登上社区联欢会的舞台，高歌一曲《我的深情为你守候》。那是“天鹅的绝唱”。
接着，可忻又提出一个新计划——把家里自己的东西全部清理一遍，要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地离开这个世界，不给家人遗留任何麻烦。可忻还亲自安排自己的后事，叮嘱我：“不开追悼会，不写悼词，不献花圈，告个别就可以了。”她在生前编了《崔可忻纪念文集》，收入她的著作和回忆文章，以及亲朋好友的“印象记”，留下一个独立、真实的自我。
可忻所处理的是生命临终期的大事，对“死后自我”的安顿。按死亡学的理论，死亡是一种生命的延续——抵达，湮灭。死亡后的生命如何延续？即使对我们这样的非宗教徒，不相信灵魂永存，死后也有生命形象、意义的留存与塑造问题，即所谓“立德、立功、立言”，把自己的生命基因留存在著作里，流传、渗透到后人的生命之中。于是我们决定，在我的母校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设置“钱理群、崔可忻奖学金”，希望我们的人生、学术理念、精神，在文科、医学的优秀毕业生中得到传承。
在生命临终阶段，由沉浸社会移向病床咫尺，在生命有限的前提下，如何构建“病人—陪伴（照料）者”的全新关系，就成了一个关键。照顾病人不再是如何共同抵抗死亡，而是如何“在一起”，以“善”相处。由社会伦理变为人性伦理，是传统的孝顺、道德、责任所无法抵达的临终处境的核心。这时的“善”，应该是人本心的开显，显示人性中最灿烂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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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忻临终时，念念不忘的，就是女儿和儿子——基于血缘关系的爱与信任。重病中的可忻有一点不舒服，就要子女来陪伴。无论我怎么对她说，子女都远在加拿大，不是喊来就能来的，她也不听。可忻本不是儿女情长之人，这种表现真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也让我懂得了，人的天性、本能最宝贵的联结，对于临终老人的意义真的不可思议。
她远行前一天的下午，突然对身边的儿子、女儿、女婿说，我过早地离开你们，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对不住了。这是隐藏在可忻内心深处、一生最大的遗憾与内疚。全家人抱头痛哭。
和可忻最后厮守相望的自然是我，老伴老伴，最后相伴的只能是老两口。该想的都想了，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都做了，只是相对无言。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意味着生命进入了澄明状态——这是人追求一辈子的最佳境界，老年生命的独特价值所在。
宋安大夫照料可忻一直到最后，他一来，可忻所有的焦虑、不安都没有了。而宋大夫也总能提出一些最及时、有效的建议，并且海阔天空聊一阵，最后心满意足、依依不舍地离去。我看着这一切，心里也是暖暖的，这就是老年医患关系的真谛——它更需要精神的相通和生命的相依相存。
在生命失能期，老人可能遭遇记忆的衰退。但在临终期，急性脑功能障碍会引发“谵妄症”，过去的记忆会转换为“临终心象”，原本存在于大脑里最熟悉的人生影像会自动浮现，曾经的伤害也会不自主地呈现。不是原来生命状态的简单回复，而是被改造、强化的，或趋于温柔，或更恐怖，呈现更深刻的本质，也带来更大的痛苦、恐惧和相应的行为。我至今想起来也感到心疼。有一段时间，可忻频频出现谵妄症，惊呼：“有人监控我，还要抓捕我，要我逃，要逃！”而且她真的会从床上跳起，向门口冲去，还在纸条上胡乱书写，大概是“遗言”吧。
宋安大夫用药物将这一切平息下来，可忻最终归于安宁。但我内心的恐惧感始终驱散不去。本来，陪伴可忻，和即将离世者共处在临终处境里，我已经不再把死亡当作遥远的“他处”存在；但看到可忻的临终恐怖，却不能不想象自己，可能会更加难以接受——我的一生，所经历的磨难，远远超过可忻。这大概就是多灾多难的我们这一代人命中注定的悲剧。
可忻走了，我还活着，路就要继续走下去。
作者：钱理群
编辑：马京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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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阅读时代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