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不是8年，而是14年，所以中国人团结抗日，别拘泥于党派

摘要：首先需要明确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14年，而非8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就开始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局部抗战，1937年“七七事变”后进入全民族抗战，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前后共计14年。这是历史定论，是对东北抗联等早期抗日武装

首先需要明确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14年，而非8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就开始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局部抗战，1937年“七七事变”后进入全民族抗战，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前后共计14年。这是历史定论，是对东北抗联等早期抗日武装及全体爱国同胞牺牲奉献的尊重，必须予以明确纠正。

基于正确历史观，围绕“中国人团结抗日，不拘泥于党派”这一核心，重写日记如下：

14年浴火同袍：中国人的团结，从不限于一党一派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我特意去了市档案馆的“抗战记忆”特展。展厅里一幅《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形势图》让我驻足良久：图上用不同颜色标注着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还有遍布全国的民众抗日团体——红色与蓝色交织，最终汇成一片象征抗争的“热血红”。这一刻我真切感受到：中国的抗日战争从来不是某一个党派的“独角戏”，而是14年间全体中华儿女不分党派、不分阶层，用血肉凝成的“全民抗战”史诗。

展厅的第一部分“白山黑水间的坚守”，讲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局部抗战。玻璃柜里陈列着一件打满补丁的东北抗日联军军装，领口绣着模糊的“抗联第一军”字样。讲解员说，这是杨靖宇将军部下一名战士的遗物。1932年，杨靖宇在吉林组建抗联第一军时，队伍里既有共产党员，也有原东北军官兵、爱国学生，甚至还有曾在旧军队里当过兵的“绿林好汉”。他们放下过去的分歧，只为一个共同的目标：把日本人赶出东北。1936年，抗联第三军军长赵尚志率部攻打汤原县城时，当地的国民党地方武装主动送来粮食和弹药，还派出几十人配合攻城。“那时候哪分什么党不党，只要是打鬼子的，都是自己人！”讲解员的话让我想起爷爷曾说过的故事：他的大伯，也就是我的太爷爷，当年在东北老家组织了“农民抗日自卫队”，既接应过抗联的游击队员，也帮国民党军队送过情报——因为在老百姓心里，“打鬼子”就是最大的理，党派的标签在民族危亡面前，轻如鸿毛。

走到“全民族的觉醒”展区，一幅《国共合作宣言》的影印件格外醒目。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迅速放下内战恩怨，发表合作宣言，形成了“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相互配合”的抗战格局。展柜里有一组对比照片：左边是国民党军队在台儿庄血战的场景，士兵们抱着炸药包冲向日军坦克；右边是八路军在平型关伏击日军的画面，战士们在山沟里与敌人短兵相接。讲解员介绍，台儿庄战役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频繁袭扰日军交通线，牵制了日军大量兵力；而平型关大捷后，国民党军也主动提供了部分物资支援。更让人动容的是“忻口会战”的记载：国民党将领卫立煌指挥的正面部队与八路军朱德、彭德怀部密切配合，八路军120师在雁门关伏击日军补给线，129师夜袭阳明堡机场，直接支援了正面战场。卫立煌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忻口之战的胜利，是国共两党军队并肩作战的结果，没有这种团结，断难坚持如此之久。”

在“民众的力量”展区，我看到了更多“不拘党派”的团结故事。有一张1938年的《救亡日报》，上面刊登着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名单：共产党员夏衍、周扬，国民党左派柳亚子，无党派人士邹韬奋、巴金，甚至还有曾对共产党有过误解的作家林语堂，都在名单上签名。他们共同创办刊物、组织演讲，用文字唤醒民众的抗日意识。还有一组“华侨捐款登记簿”，上面记录着东南亚华侨的捐款明细：既有国民党党员组织的“华侨救国联合会”募集的款项，也有共产党领导的“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筹集的物资，这些钱物不分来源，全部用于购买枪支弹药、支援前线。1939年，华侨领袖陈嘉庚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访问延安和重庆，既慰问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也看望了国民党军队，他在日记里写道：“中国的希望，在于全民族的团结，而非一党一派的独撑。”

最让我泪目的是“无名英雄”展区的一面“烈士墙”，上面刻着上千个没有党派标注的烈士名字。有在正面战场牺牲的国民党士兵王二柱，有在敌后战场牺牲的共产党员李爱民，有自发组织抗日游击队的普通农民张富贵，还有为传递情报而牺牲的女学生赵一曼（注：赵一曼为共产党员，此处举例为体现不同群体）。他们的身份各异、信仰不同，却都倒在了抗日的战场上。墙下的留言本上，有一条留言写得特别好：“14年抗战，没有‘你的战场’‘我的战场’，只有‘中国的战场’；没有‘你的牺牲’‘我的牺牲’，只有‘民族的牺牲’。”

走出档案馆，阳光照在广场的“全民抗战”雕塑上：工人、农民、士兵、学生、知识分子紧紧相拥，手臂连成一道坚不可摧的长城。我突然明白，为什么说“14年抗战”的提法更能体现历史的全貌——它不仅包含了全民族抗战的8年，更铭记了局部抗战时期那些没有党派光环、却同样为民族抗争的人们。中国人民的团结，从来不是靠单一党派的号召，而是刻在骨子里的“家国同构”信念：当外敌入侵时，党派的分歧会让位于民族的大义，个人的得失会融入国家的存亡。

晚上，我和爷爷一起看抗战纪录片，当看到“百团大战”中八路军与国民党地方武装协同作战的片段时，爷爷说：“那时候的人真傻，也真伟大——傻到不计较自己的党派，伟大到愿意为了陌生人的安宁去死。”是啊，这种“傻”，正是中国人最珍贵的团结底色。80年后的今天，我们纪念抗战，不仅是缅怀先烈，更是要记住：团结从来不是“拘泥于党派”的狭隘抱团，而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全民担当。这，才是14年抗战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