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语言文字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们传递情感、表达思想、认识世界的工具，也是人类文明存在的基本方式。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认为“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我的世界的界限”，从哲学高度阐释语言对表达思想、文化交流的意义。世界各国、各地区存在着不同的语

语言文字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们传递情感、表达思想、认识世界的工具，也是人类文明存在的基本方式。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认为“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我的世界的界限”，从哲学高度阐释语言对表达思想、文化交流的意义。世界各国、各地区存在着不同的语言，语言文字的差异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限制了文明的互动与交流。不同语言文字之间的翻译就成为人与人、国与国交流必需之津梁。翻译是重要的语言转换工作，其中蕴含着译者的思维，是思想的再创造。严复提出翻译有“信、达、雅”之三难，表明翻译工作之不易。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开始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翻译过程中直接使用了很多日本人创造的新汉字词汇，即“和制汉语”。应该说，“和制汉语”较为恰当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为中国人最初了解、认识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提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命题，抗日战争时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精髓认识不断深化，表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和制汉语”亦更为准确、全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彰显着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时代品格。

中国学者关注“和制汉语”的引进和使用等问题比较早，最初学界主要从语言学的视角进行研究。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编著的《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是具有代表性的成果。近年来学界开始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和制汉语”，研究“和制汉语”与近代中国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等问题。主要成果有：金安平著《近代留日学生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王彬彬著《隔在中西之间的日本——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胡为雄著《马克思主义传入日本再转传中国过程中的日本学者》、王新生著《留日学生与早期中国共产党》、杨鹏著《留日学生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冯天瑜著《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冯天瑜等著《近代汉字术语的生成演变与中西日文化互动研究》等。此外，一些关于近代中国留日学生、革命党人在日本活动的研究，也涉及了日本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中国的影响，其中包括：徐志民著《近代日本的中国留日学生政策史》，徐志民、（韩国）孙安石、（日本）大里浩秋等著《团体与日常：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的生活史》等。上述研究成果分析了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与途径，以及使用“和制汉语”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情况，指出了“和制汉语”对中国人系统接触、接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作用。

日本学者对“和制汉语”的研究主要包含在中国留日学生史中，他们介绍了“和制汉语”如何被中国留日学生了解、接受以及向中国推广等过程，探讨了汉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和制汉语”的使用情况，以及“和制汉语”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国共产党理论基础等方面的作用。主要成果有：实藤秀惠著《增补 中国人日本留学史》，实藤秀惠著《中国留学生史谈》，松本龟太郎著《中华留学生教育小史》，石川祯浩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三田刚史著《河上肇的复活：近代中国知识的源泉》，孙安石、大里浩秋编《中国留学生与“国家”“爱国”“近代”》等。日本学者还从“和制汉语”的产生背景、构词方式、语义解构等方面，阐释了“和制汉语”对近代中国思想、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影响。

通观中日两国学者的研究，可见已有成果对“和制汉语”的产生、如何传入中国、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影响等方面，有比较深入的探讨。但是，对“和制汉语”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地位等，还有待深入探究。有鉴于此，本文在阐述“和制汉语”引进中国、汉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直接使用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中国共产党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制汉语”所表达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亦随之更加科学、深刻和丰富，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精神。

一、“和制汉语”溯源

明治维新后，日本实行了“文明开化”的基本国策，以迅速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翻译西方著作、引进西方的科技、制度、文化、思想，是“文明开化”的重要内容。日本人在翻译西文著作时，遇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概念。为了准确表达这些闻所未闻的概念，他们借用中国汉字创造了许多新词汇，即“和制汉语”。所谓“和制汉语”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对已有的中国词语的语义进行重新解释，使之贴近或者符合西文概念的意义，如：革命、文学、封建、民主、经济等；二是重组中国已有汉字、形成新的词语，这种新词在“和制汉语”中占绝大部分，例如：民族、宗教、天文、物理、技术、哲学、美学、政治、原则、会计、机械、化学、干部等。“和制汉语”涵盖了西方器物、制度、思想文化等诸方面的内容，比较准确地表达了这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选派13名青年东渡日本，是为中国官派赴日留学之肇始。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选派学生留学日本的好处，“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东文近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其中“东文近中文”是指日本文字是在学习中国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日语中的汉字对于中国人来说相对容易理解。“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日本的明治维新的成绩，影响了中国的学术界，在中国引起了学习日本的高潮。大批的中国留学生到日本留学，大批的欧美书籍转译过来，于是大量的日语词被借用到汉语来，从此借用日语成为一种风气。”

语言是人与人交流最重要的媒介，语言所表达的概念传递着人们的思想情感、政治立场和生活态度。日本人创造的“和制汉语”为我们了解西方科技、文化和思想等，提供了便利条件。“若学东洋文，译东洋书，则速而又速者也。是故从洋师不如通洋文，译西书不如译东书” ，使用“和制汉语”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和制汉语”为中国人“睁眼看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据南京大学王彬彬教授研究：“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这些都是日本人对西方相应语词的翻译，传入中国后，便在汉语中牢牢扎根。”据1984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刘正埮、高名凯等编《汉语外来词词典》统计，汉语中的日语借词共有886个。201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史有为主编的《新华外来词词典》，收录了3295条日语外来词。可见，近代以来中国引入日本新词语数量之多，使用之广。

明治维新后，日本自上而下地推动“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的政策，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即完成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初步实现了国家工业化。然而，日本在走向近代发展道路过程中，对外实行扩张、对内残酷压迫工农大众，使得日本经济虽迅速发展，广大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却日益恶化。在阶级矛盾、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形势下，日本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接受欧美社会主义思想，试图用社会主义思想解决贫富差距、劳资矛盾等社会问题，以消除两极分化、阶级不平等。幸德秋水等自由民权运动的左翼人士，逐渐从开始宣传社会主义，进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和研究家。

20世纪初，日本人开始大量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这时，日本人借鉴之前翻译西书的经验，创造了许多表达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的“和制汉语”。这些“和制汉语”尽管一定程度上受到译者马克思主义认知水平、日本文化畛域等局限，但是，基本准确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为日本人了解、研究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基础。这些“和制汉语”被中国人引进、使用后，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二、马克思主义著作中译本的“和制汉语”

20世纪初，中国人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时，直接“拿来”使用了日本人创造的“和制汉语”，现在这些词汇已经成为中国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工作、学习、生活须臾不可离开的概念，若不对其作词源上的探究，多数人不知道其本为日语外来语。

中国人早期翻译《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时，直接使用了许多“和制汉语”。这里以《共产党宣言》为例，分析中文版翻译中“和制汉语”的使用情况。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提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共产党宣言》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也是马克思主义最基础、最经典的文献。

20世纪初，中国曾对《共产党宣言》的部分章节进行了简要翻译和介绍。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李大钊、陈独秀认为有必要全文翻译《共产党宣言》，让更多的中国人能够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们开始物色可以担当全文翻译重任的人选，二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陈望道。

翻译是不同语言的转换，更是思想的再创造。翻译者不仅要熟练掌握母语和对象国家的语言，还应具备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20世纪初，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加深，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成为“显学”。陈望道于1915年初赴日本留学，1919年7月毕业于中央大学法科，获法学学士学位。甲午战争后，中国留日学生为数众多，然而，多数在专门学校或者语言学校学习，能够获得日本正式大学毕业证书者寥寥无几。陈望道是中国留日学生的佼佼者。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受到“红色教授”河上肇的深刻影响，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还选修了日本中央大学著名修辞学教授的课程，奠定了扎实的中日文语言基础。凭借扎实的语言功底和相当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陈望道成为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不二人选。

1920年春，陈望道根据日文版和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一个多月就全文翻译了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陈独秀、李汉俊对中译本《共产党宣言》进行了认真校对。在翻译过程中，陈望道参考了幸德秋水、堺利彦合译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涉及的概念、题目、论述等使用了“和制汉语”的译法。《共产党宣言》正文共分四章，幸德秋水、堺利彦分别译为：有产者与无产者、无产者与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文献、共产党对在野诸党的地位等，陈望道直接使用了这些汉字表达。再如《共产党宣言》第一句话，日文翻译版为“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这就是共产主义的怪物。旧欧洲所有权力，为了驱除这个怪物而结成了神圣同盟。”陈望道借鉴日文版翻译，中文本翻译为“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旧欧洲有权力的人都因为要驱除这怪物，加入了神圣同盟。”中日文版本翻译大体相同。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又新印刷厂印刷出版。《共产党宣言》出版后，受到了社会广泛关注，首次发行就被抢购一空。后来中译本多次重印，每次都迅速售罄，足见当时中国先进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情。

陈望道全文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使用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共产党”“资本主义”“无产者”等“和制汉语”。他把马克思关于各国无产阶级联合的论述，用“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 这样铿锵词语表达出来。“万国”用来表达全世界的概念，参考了幸德秋水、堺利彦的翻译“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啊” 的译法。陈望道的翻译与现在中央编译局翻译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意思基本一致，反映了日本早期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水平，也体现出陈望道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力和高超的日语水平。陈望道全文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不仅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触、信仰、传播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巨大影响，也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必要的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45年在延安深情地回忆起自己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缘起，称是阅读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后，受到极大的震动和启发，从而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毛泽东曾称《共产党宣言》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后来，陈望道又翻译了《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撰写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解释》《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文章，进一步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资本论》“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这个问题的解决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而在这些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也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个问题的解决为起点，并以此为中心的。”1919年，《资本论》第1卷日文版出版。此后又有多种《资本论》翻译版本问世，1920年代日本的“市场销售达10万册之多”。20世纪初，日本国内还翻译出版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翻译过程中，日本人创造了很多表达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的“和制汉语”。包括：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共产党、阶级斗争、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生产资料、生产方式、社会革命、产业革命、货币、商品、市场、工资、价格、累进税、流动资本、手工业、剩余价值、劳动价值等。日本翻译者通常具有良好的西文（主要是英文）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的大量经典著作多以德文发表，然后译成英文、波兰文、俄文、意大利文等多种语言。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出现的新名词概念，在西方文字互译中可能难度不大，但是，翻译成东方文字就不容易了。日本翻译者需要准确地领会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内涵，还要具备深厚的中国语言文化功底，了解中国文字的造字原则、字词的表面意义和引申义，才能将西文与汉字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出既符合本义又能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新名词。

这里以“和制汉语”中的“共产党”一词为例，分析日本人创造新词语的依据、解读及其意义。共产党是英文 the Communist Party的翻译，是日本人将三个不相关联的字组合在一起创造的新词。汉语里的“共”字是共同、一同的意思，表达共同享受幸福、共同承担艰苦的含义，如：同甘共苦、同舟共济、休戚与共等。“产”字包括出生、出产、生育等意思，也用来表示拥有的财富，如：草茅之产、露台之产、倾家竭产，孟子提出过“有恒产者有恒心”的主张。“党”字在中国古代是指一种地方组织，五百户为一党，引申为集团、同伙，或有血缘关系的亲族。汉语里的“党”字经常带有贬义，如：君子不党、党恶佑奸、党同伐异、肆奸植党等。“共”“产”“党”三个字有特定的含义，独立使用时或带有褒义，或带有贬义。日本人在翻译《共产党宣言》中the Communist Party一词时，巧妙地把“共”“产”“党”三个汉字组合在一起，用以表达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工人阶级最高组织。“共产党”这个概念准确表达了the Communist Party的性质、内涵、目标，从此就成为阐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专有名词，并在汉语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大法《宪法》总纲中，开宗明义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使用频率颇高的概念。日本人使用“主义”一词，受到《史记》中“敢犯颜色，以达主义”表述的启发。他们用“主义”表达特定的思想、宗旨、学说体系、主张或理论。“和制汉语”的“主义”对应的英文是“-ism”，如：socialism、communism、capitalism等，从而形成了以“主义”作为后缀的新词语，如：“共产主义（communism）”“资本主义（capitalism）”“自由主义（liberalism）”“无政府主义（anarchism）”“亚洲主义（asianism）”等。中国“拿来”这些以“主义”结尾的新名词，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专制主义、无政府主义、封建主义、民族主义等有关“主义”的词汇融入汉语，成为表达思想观念的重要概念。20世纪初，中国迎来了“主义时代”。这个时代的到来，标志着中国近代历史上一场惊天动地的转变。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提供了理论指导。

总之，日本人创造的“和制汉语”言简意赅，比较好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理论内涵和精神实质。中国人在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时，直接采用“和制汉语”，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提供了良好条件。如今，这些“和制汉语”已经成为现代汉语的一部分，是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最基本、最核心的概念。

三、“和制汉语”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近代日本工业化走在亚洲的前列，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也使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先于亚洲其他国家。当然，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研究受制于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的限制，存在着不足。即使是河上肇、片山潜、幸德秋水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中国革命的理解也存在一定的偏见,如河上肇提出中国“早熟的社会革命”观点，就给周佛海很大影响。周佛海回忆道，河上肇以为时机过早的社会革命，不仅不能促进社会进步，而且要引起社会的退化。他通过引用多个实例来支持自己的理论，认为“在经济状态等于产业革命之英吉利的中国，企图共产主义的社会革命，实在是‘时机尚早’”，从而在社会结构上否定了中国进行革命的可能性。幸德秋水在《社会主义神髓》中强调，消除阶级差别的“全民公有制”，是“把一切生产资料……移交给社会人员公有”，带有一定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主要致力于领导全国的工人运动，努力探索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途径和方法。但是，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崭新的思想武器，并不意味着能够自然而然地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问题。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不能迷信“本本”，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因此，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沿着一条独特的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复兴并逐步赢得胜利”，这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这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民族危机，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互交织，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实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课题。在领导伟大的全民族抗日战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紧接着，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基本经验，并在认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在理论上冲破了长期以来党内盛行的把资产阶级不加分析地当作最危险敌人的教条，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初步揭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特点和表现规律。对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特点是动摇的这一新概括，比此前的分化说更符合实际。”把握住“动摇”这个特点，才有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对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策略得以成功实践。对资产阶级认识上的突破意义重大，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进程中的重大转折，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美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学”学者诺曼·莱文也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瓦窑堡会议上就开始有所体现了”。

1938年9月至11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明确强调：“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与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并对实践做了理论总结和提升，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历史的发展规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探讨实现了新的飞跃。1940年前后，毛泽东系统总结了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接连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的理论著作。毛泽东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新民主主义基本纲领、人民军队建设、革命根据地建设、党的建设等方面，系统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使其达到成熟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新民主主义理论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对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标志着毛泽东思想趋于成熟。

抗日战争时期大量出身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加入共产党，这一方面壮大了党的队伍，另一方面也造成大量非无产阶级思想渗入党内。为了提升广大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194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整风运动。毛泽东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一系列理论著作，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突出强调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

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共产国际解散后，国内反共声浪再次升高，国民党重提旧论，宣扬“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主张以民生主义取代共产主义，并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面临激烈的意识形态之争，中国共产党更需强调其民族化身份，推进马克思主义“更进一步地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迅速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1945年，党的七大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从理论层面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将人们熟知的“和制汉语”所表达的马克思主义一些概念绝对化、教条化，而是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基本概念的理解。毛泽东指出：“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党的事业发展的重要条件。“毛泽东使马列主义摆脱了欧洲血统，使它获得了中国的出生证。”中国共产党重视总结领导革命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努力构筑自己的话语体系，包括对已经习以为常的“和制汉语”进行了必要的修正和完善，如将“和制汉语”中的“资本家阶级”简化为“资产阶级”，将“劳动者”表述为“工人”，以“工会”取代“劳动组合”的概念等。

语言的产生、演进乃至消失，与人类社会发展紧密相关。我们沿用至今的一些“和制汉语”，如：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民主、自由、阶级、国家等，已经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和意义。中国共产党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对“和制汉语”作了更加科学、全面的阐释，还创造出一些有特色的新概念，如：新民主主义革命、人民民主专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等。中国共产党对“和制汉语”的吸纳、借鉴及拓展，彰显了其理论联系实际的品质、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来源：近代史飙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