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戏文里的州官老爷总带着浩浩荡荡的仪仗,一声令下便能安定一方。可翻开杜凤治的《望凫行馆宦粤日记》才发现,晚清的广州城早已是百万人口的巨无霸,而真正能调遣的官员不过十来个。
戏文里的州官老爷总带着浩浩荡荡的仪仗,一声令下便能安定一方。可翻开杜凤治的《望凫行馆宦粤日记》才发现,晚清的广州城早已是百万人口的巨无霸,而真正能调遣的官员不过十来个。
这位在南海县当知县的官员,用 370 万字记下了一个残酷真相:管着半个广州城和佛山镇的他,每天都在混乱里找平衡,在缺口里填窟窿。
一
十来个官,百万条命
杜凤治初到南海县便遭遇当头棒喝。他管辖的半个广州城及佛山镇人口逾百万,县志上记载 “户二十万,口百万有余” ,正式官员仅11人:知县、县丞、主簿、典史各1名,加7名分管粮仓、驿站等事务的佐杂官。
更为棘手的是,这百万人口涵盖了城里的商铺百姓、佛山镇的数千工匠、珠江上的上万船民,乃至偏远乡野的宗族村落。而在编衙役120人撒入街巷如泥牛入海,平均每名衙役需覆盖8300人。所以他在日记中哀叹:“缉盗时屡见役反为匪伤”。
无奈之下,他只能纵容衙役头目刘标招募 “帮役”。这些编外人员没有俸禄,靠 “缉盗提成”“调解费” 来维持生计,人数最多时竟达三千多人,是在编人员数量的二十倍。
这些帮役在治理中成为一把 “双刃剑” 。有一回,珠江南岸的菜农因争水发生械斗,正是帮役们手持棍子冲在前面将人群拉开;可转过头,他们就敢借着 “查赌” 的名义,掀翻小商贩的担子,把铜钱揣进自己腰包。1873年西关赌馆命案,凶手就是收“保护费”的帮役小头目。
杜凤治虽心知肚明却无力管束,禁了帮役,他这官都做不下去。
二
火灾、暴动与劫案,突发事件中的权力博弈
1874 年深秋,广州西关发生了一场大火,火势蔓延,烧穿了半条街。杜凤治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全过程:“三更闻锣声,披衣出署,见火光映红江面 。” 他来不及带上衙役,直接拉住路边的挑夫、小贩,指着起火点大声喊道:“拆旁边三间瓦房!谁动手给谁二百文!”
火光中他瞥见一位帮役头目罗邦袖手旁观——此人月入千两,早不屑救火“小赏”。杜凤治后来在日记里直斥其“狗鼠之辈”,却也无可奈何。因为这罗邦和罗非(另一头役)其实也算他的白手套,两人共同控制“花船”(妓院)生意,每月收取“河规”并分三成入县衙私库。
等到天亮火灭,杜凤治才发现自己丢了一只靴子,袍角也烧了个洞。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事后调查起火原因,竟是帮役因勒索不成,故意放火烧了绸缎铺。杜县令大怒,可最终也只是判处为首者 “杖四十” 。毕竟,下次维持秩序还得依靠这帮人。
相较于火灾,工人暴动更为棘手 。1876 年,佛山玉石行工匠因工钱问题闹事,三千多石匠手持凿子包围了行会。杜凤治急忙调集城防营的兵丁,却不敢轻易下令动手。因为表面领头的是几位有声望的老匠师,可背后是有乡绅撑腰的。
最后杜凤治找乡绅们求情,又“免行会税三月”才平息事态。他在日记写到“兵丁荷枪而立,我在中间拱手作揖,劝了整整一天 。”后来又加了句:“兵刃易见血,绅力可无形”。
然而,并非所有事情都能得到妥善解决 。1878 年,西关发生一起劫案,富商被抢走三千两银子,还遭砍伤,这事震惊了总督府。杜凤治调查了半个月,发现劫匪乘快蟹船逃窜,水师却以“风浪大”推诿追捕。
他在日记中无奈写道:“水师说‘风浪大,追不得’,我又能奈之何?”,可那富商不是好相与的,最后只能他来背锅:总督摘了他的顶戴,却默许其用“赌规”银两赔偿富商解决这事——权力惩罚与利益输送在此同轨运行。
三
治理诀窍:靠乡绅、行会和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治理过程中,杜凤治逐渐摸索出了门道:管理百万人口,不能仅依靠县衙的十来个人,而要借助那些看不见的 “线” 。
顶层是乡绅,乡绅的实质是“权力分包”,这是其中最关键的一条线 。每个村落都有族老,每个街区都有 “约正”(相当于街长),这些人无需县衙发放俸禄,却能有效管束自家子弟。
有一次催收粮税,北乡的农户集体抗缴,杜凤治没有带领衙役强行催收,而是邀请当地举人陈某一同喝早茶。他在日记中记载:“陈某拍胸脯:‘三日办妥’,果然第三天税银就送来了 。” 当然,怎么收的他不管,同时作为交换,他默许陈家少缴了二十两,更在陈某侄子涉赌案时“因病暂押”。对此,杜凤治日记解释过:“士绅如藤,缠树而生,伐藤则树倾”。
中层则是行会,行会则掌控着城里的生意 。绸缎行、米行、药材行等都设有 “行头”,他们制定的规矩比官府的告示更具效力。1875 年,米价暴涨,杜凤治请来米行行头到县衙,没有强硬命令,只是摆了一盘空米缸。行头第二天便召集商户,将米价压回了原价。这事得奥秘在“平粜免税”承诺——行会得利,官府得稳。这种默契交易被其称为:“官令不出衙署,需借商道行之”。
底层就要靠帮役了,很多没法摆在台面上的事,杜凤治只能选择 “装糊涂” 交给这些黑白通吃的清道夫。珠江上的 “花船”(妓院)表面上被禁止,实际上却有数十艘暗中经营。帮役们每月从船主处收取 “孝敬”,并分给他一份。按察使问他为何不禁,杜凤治答:“禁则三千帮役成流寇,广州夜无宁日”——腐败在此升华为治理工具。
四
裱糊匠的盛世危言
1880 年杜凤治卸任时,南海县虽未发生大乱,但也从未真正太平过 。他在日记的最后总结道:“经火灾十七,平械斗三十九,悬案八十二。” 这些数字背后,展现的是一个百万人口城市在现代化前夜的真实状况 —— 没有系统的管理体系,依靠人情、利益以及无数个 “差不多就行”,勉强维持着城市的运转。
后人回顾晚清广州时,总提及它 “开风气之先”,有十三行的洋商,有穿西装的买办 。但在杜凤治的日记里,这座城市的本质仍是混乱与将就:官员如同裱糊匠,用有限的资源修补四处漏风的墙;百姓在规矩与潜规则之间寻求生存之道;而那些帮役、乡绅、行头,就像墙缝里的草,凭借缝隙中的养分肆意生长。
所谓治理百万人口,不过是把城市切成碎片——
让乡绅吸食税银,
让行会定价民生,
让帮役啃噬街巷。
或许,这就是大变革前夕的普遍状态:旧秩序已无法满足需求,新秩序尚未建立,所有人都在摸着石头过河,能够不被 “淹没”,就算是有本事了 。(本文史实依据邱捷《杜凤治日记研究》及原始档案校订)#头号创作者激励计划#
来源:六得飞起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