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顾炎武与左宗棠,一为清初硕儒,一为晚清柱石,二者相隔百余年,地域相距千里,政治立场亦大相径庭。然而,他们的精神却跨越时空,形成了深刻的共鸣。左宗棠堪称顾炎武思想的忠实实践者,其一生的命运与顾炎武的思想紧密相连,可谓先因之受挫,后因之成就伟业。这两位看似毫无关联
顾炎武与左宗棠,一为清初硕儒,一为晚清柱石,二者相隔百余年,地域相距千里,政治立场亦大相径庭。然而,他们的精神却跨越时空,形成了深刻的共鸣。左宗棠堪称顾炎武思想的忠实实践者,其一生的命运与顾炎武的思想紧密相连,可谓先因之受挫,后因之成就伟业。这两位看似毫无关联的人物,因思想的契合而在不同时代绽放光芒,共同谱写了一段跨越时空的佳话。
亭林园顾炎武塑像
一、顾炎武的思想困境与学术突破
明朝拥有远超满清的人口和土地,却最终沦为外族统治。以顾炎武为首的知识分子开始深刻反思明清易代的根源。顾炎武认为,明朝的灭亡主要源于思想的空虚。有明一代,学术空疏,社会中坚力量匮乏,难以承担起抵御外侮、安抚流民的重任。明代科举以八股取士,程朱理学被奉为准则,学子们将精力都集中在《四书大全》《五经大全》等辅导书上,甚至连经典原文都不读,更不用说其他书籍了,这导致士人视野狭窄,办事能力低下。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感慨道:
有明三百年,四方秀艾困于帖括,以讲章为经学,以类书为博闻,长夜悠悠,视天梦梦,可悲也夫!在当时岂无明达之人、志识之士哉?然皆滞于所习,以求富贵。此所以儒罕通人,学多鄙俗也。
帖括、讲章泛指科举应试的文章讲义,类书则是辑录各种知识材料的书籍,类似于如今的教辅用书。明代士子埋头于此,即便有聪明练达、志存高远者,也被科举功名蒙蔽了双眼,致使士人整体素质下滑,面对明末的各种危机束手无策,难当大任。
除了科举制度,心学的盛行也是明代学术空泛的重要原因。王阳明心学兴盛之初,注重内省与实践,曾一扫时代积弊。然而,经王艮等人发展后,心学过分追求个人感受而忽视集体利益,陷入了“空谈心性,不务实际”的境地。王夫之评价心学道:
王氏之学,一传至王畿,再传至李贽,无所顾忌的学说确立,廉耻丧失,盗贼兴起,皆因怠于明伦察物,而妄图不劳而获,所以可以不体恤君父,不顾及名义。陆九渊出现而宋朝灭亡,心学的流祸与之相同。
无忌惮之教指的是心学效仿禅宗,主张百无禁忌,追求个人顿悟超脱。心学在晚明的流行导致传统道德体系崩溃,人们为了贪图安逸,不体恤君主,不顾及社会伦理,最终纲常沦丧,国家灭亡,正如“陆子静出而宋亡”,心学的出现也加速了明朝的覆灭。
顾炎武对此也持相同观点,他在《日知录》中写道:
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顾炎武认为,心学内容空洞,强调个人心性,导致读书人崇尚空谈,戒实务虚,在内忧外患之际毫无用处,最终导致国家灭亡。他希望学子所读所学能有益于个人、社会和国家,倡导“博学于文”,多阅读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书籍,做到经邦济世,文武双全。顾炎武还提出“行己有耻”,希望世人坚守道德底线,“明华夷之辨”。
顾炎武书法
面对程朱理学,顾炎武以“朴学”与之抗衡。他反对程朱等人将儒家哲学化,主张“六经皆史”,要求学者以客观科学的态度对待经学。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治学,强调言必有物,无证不信,开启了清代朴学之风,被公认为乾嘉考据学派的思想源头之一。
顾炎武不仅著书立说,还身体力行地践行自己的主张。他历经二十多年,徒步考察天下形势,撰写了《肇域志》与《天下郡国利病书》。这两部书相辅相成,前者讲述天下地理,后者阐述天下利弊,汇聚了他朴学思想的精髓。
二、顾炎武思想在湖南的传播与左宗棠早年经历
顾炎武的思想在湖南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道光六年(1826年),湖南人贺长龄、魏源编撰《皇朝经世文编》,重新开启了经世致用的思想潮流。这部文编收录了654位作者的2236篇文章,平均每人仅3.4篇,而顾炎武的著作就收录了97篇,远超其他人。长沙城南书院(即后来的湖南一师)校门口挂着一副对联:
考古证今,致用要关天下事;
先忧后乐,存心须在秀才时。
上联的“考古证今”体现了朴学精神,教导学生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言之有物;“致用”则指经世致用,要求学生钻研实学,以天下为己任。这种朴学与实学并重的思想源于苏州的顾炎武,可见顾氏思想在湖南的影响力之深。
在顾炎武实事求是、无证不信、讲究客观的思想指引下,湖南地区形成了朴实的学术风气,培育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杰出人才,其中受顾炎武影响最深的当属左宗棠。
左宗棠(1812—1885年),字季高,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他是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因收复新疆的壮举,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备受瞩目的人物。
俄国人镜头下的陕甘总督左宗棠
左宗棠出生于耕读之家,家境贫寒。其母余氏因营养不良导致乳汁不足,只能用米汤喂养他。贫寒的家世让左宗棠格外珍惜读书的机会,自幼便展现出非凡的天赋和刻苦精神。四岁时,父亲讲解古文,问他“二桃杀三士出自何处”,他回答“古诗《梁父吟》有之”。四岁的孩童能有如此表现,足见其天赋异禀。相传《梁父吟》为诸葛亮所作,左宗棠向来仰慕诸葛亮,甚至以“今亮”自居,可见他从小便与诸葛亮结下了不解之缘。
长辈们看到左宗棠的天赋后,致力于培养他的科举应试能力。九岁时,他开始学习八股时文,这相当于小学四年级的学生挑战高考试卷。他不负众望,十四岁通过县试,十五岁通过府试,成为十里八乡的名人,在湖南小有名气。有趣的是,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中的曾国藩、李鸿章与张之洞,也都是在十四、五岁时在科举上崭露头角。
湖南的前辈们对左宗棠十分器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贺长龄、贺熙龄兄弟。道光十年(1830年),时任江苏布政使的贺长龄丁忧回乡守孝,年仅十八岁的左宗棠慕名前往拜访,两人彻夜长谈。贺长龄被左宗棠的才华所折服,以国士之礼相待,任由他翻阅家中藏书。贺长龄还将左宗棠送到长沙城南书院,托付给担任校长的弟弟贺熙龄。十八岁的左宗棠能打动江苏省副省长,其天资之出众可见一斑。
在书院中,左宗棠用功读书,珍惜每一寸光阴。由于家境艰难,他全靠书院发放的“膏火费”维持生活。膏火费相当于奖学金,只提供给成绩优异的学生,左宗棠读书刻苦,成绩名列前茅,每月都能获得。
三、左宗棠对顾炎武思想的践行与超越
课外,左宗棠喜欢淘古书,偶然间搜到了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和齐召南的《水道提纲》。这一发现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左宗棠楹联作品
这三本书与科举无关,属于杂书,但左宗棠却爱不释手,宁可挪用伙食费,饿肚子也要买下。《天下郡国利病书》凝聚了顾炎武实学的精华。为了完成这部著作,顾炎武游历祖国山川,进行了繁琐细致的实地考察,开创了社会调查的先河。为确保内容详实严谨,他“先取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再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之,几阅志书一千余部”,最终完成了120卷、200万字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区域地理”体系,被梁启超赞誉为“清学开山祖师”。
顾祖禹沿着顾炎武的思路撰写了《读史方舆纪要》,与前辈相比,他更注重学用结合,在描述山川地理的同时,议论古今得失,将历史与地理紧密结合,是历史地理学的集大成之作。齐召南效仿二顾的方法,亲临实地勘查,掌握第一手资料,系统记录全国水系情况,甚至采用经纬度定位来区分水道,融入了科学技术思想,历时14年写成28卷本的《水道提纲》。
这三本书都是经世致用之学,对科举毫无帮助,因此只能在旧书摊上便宜售卖。但左宗棠却视若珍宝,认真阅读并勤做笔记,他评价道:
顾氏之书,考据颇多疏略,议论亦间欠酌;然熟于古今成败之迹,彼此之势。
“考据颇多疏略”指出了顾炎武作为开创者在考证方面的不足,毕竟他们筚路蓝缕,难免会有失误。但顾炎武对古今成败的分析却见解独到,以实际地形地势为依据,评论深入透彻。左宗棠此后对这三本书勤做笔记,搜寻相关书籍佐证,深入研究探讨。
他的这股“疯劲”让旁人不解,同学们对他冷嘲热讽,认为他看这些与科举无关的书是浪费时间,用湖南方言说就是“脑壳进水”。左宗棠后来回忆道:
于时承平日久,士人但知有举业,见吾好此等书,莫不窃笑,以为无所用之。
同学们的嘲笑并非毫无道理,科举制度推崇程朱理学,只考四书五经,左宗棠沉迷于杂书,确实会影响举业。地理类书籍不仅需要领会大的规律,地名河道等细节更是繁琐复杂,极费精力。在当时,士人以科举入仕为主业,一个人即便在杂学上有再高的成就,只要未中举,就难以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和相应的地位。况且左宗棠靠“膏火费”维持生计,沉迷杂学可能会导致成绩下降,失去奖学金,这在常人看来是不明智的。
然而,左宗棠性格倔强,一生坚持实学,即便影响举业也在所不惜,这就如同今天的高中生宁愿饿着肚子,也要花时间学习非高考书籍。他的这份坚持,只有在湖南这片土地上才可能被容忍。
大环境造就小环境,顾炎武影响了王夫之,王夫之影响了湖南一地。左宗棠先是受到顾炎武等人作品的影响,后又得到贺长龄、贺熙龄兄弟的引导,毅然踏上了实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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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江海种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