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30—4万年）是人类演化史上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不仅见证了早期现代人、丹尼索瓦人、尼安德特人等不同人群的演化及复杂互动历史，还记录了古人类石器技术行为上的重大变化和革新（图1）。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古人类石器技术发展缓慢，尤

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30—4万年）是人类演化史上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不仅见证了早期现代人、丹尼索瓦人、尼安德特人等不同人群的演化及复杂互动历史，还记录了古人类石器技术行为上的重大变化和革新（图1）。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古人类石器技术发展缓慢，尤其是缺乏旧石器时代中期技术，并由此引发了对于东西方古人类技术演化模式的不同认识。近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等单位通过对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部的云南鹤庆县龙潭遗址的多学科综合研究，首次在东亚地区识别出特征明确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基纳技术体系。这一突破性发现进一步填补了东亚旧石器中期技术体系的空白，更新了对东亚旧石器时代技术演化轨迹的传统认识，也为理解这一关键时期东亚古人类多样性以及现代人起源等问题提供了全新视角。

龙潭遗址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黄坪镇，属金沙江流域，遗址于2010年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调查发现，并于2019—2020年度主持开展了系统发掘。光释光测年结果显示遗址文化层年代距今约6—5万年（图2），孢粉分析表明龙潭古人类生活在开阔的山地型森林-草原环境。遗址石制品组合表现出典型的基纳技术特点：1）有组织性地剥取厚石片作为工具毛坯；2）有选择性地进行基纳刮削器刃缘修理，并依次产生凸型修疤和凹型修疤；3）通过再修理策略，持续更新和维护刃缘，以延长基纳刮削器的使用时间; 4）以再修理石片为毛坯制作小型工具，同时存在石片石核类型，表现出基纳技术体系中多层级分支化的消减策略（图3；图4）。微痕分析表明龙潭遗址的基纳刮削器用于骨头、木头、兽皮等多种对象的加工处理，具有多功能性。

龙潭遗址基纳技术体系是这一技术在东亚地区的首次发现和系统揭示。与此同时，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我国其他地区也有少量有关旧石器中期技术的报道。例如，在北部边疆地区的新疆、内蒙古发现了距今5万年左右的旧石器中期勒瓦娄哇技术；在中原地区的河南灵井许昌人遗址，识别出明确的旧石器中期盘状技术；在位于西南地区的贵州观音洞遗址，也有勒瓦娄哇技术的报道，且年代早至距今约17—8万年。这些新发现不仅证实了中国存在旧石器中期技术，也进一步揭示了这一阶段石器技术类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龙潭遗址基纳技术的发现和确认，也从考古文化遗存角度，为东亚古人类复杂演化格局增添了新要素和新内涵。距今约30万年以来，中国境内可能并存多种类型的古人类群体，如夏河丹尼索瓦人（Xiahe Denisovan）、哈尔滨龙人（Homo longi）、以许昌人和许家窑人为代表的巨颅人（Homo juluensis），以及沿用手斧技术的未知古人群等，上述不同人群共同构成了东亚地区中更新世晚期以来多线演化、复杂交织的人类演化格局。在欧亚大陆西部，基纳技术与尼安德特人之间具有紧密联系，龙潭遗址基纳技术的发现，不仅极大拓展了该技术的时空分布范围，也为进一步理解尼安德特人在东亚的出现及其潜在时空分布提供了宝贵材料和线索。未来，对云南地区有望发现人类化石或基因线索的遗址开展更多系统发掘和研究工作，将为解译基纳石器的制作者提供直接证据（图4）。

上述成果以“Quina lithic technology indicates diverse Late Pleistocene human dynamics in East Asia”为题，于北京时间2025年4月1日在线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阮齐军为论文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李浩为论文共同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李波教授、意大利费拉拉大学Davide Delpiano博士、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博士研究生肖培源为论文共同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陈发虎院士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王幼平教授参与研究并给予悉心指导。参加研究工作的还有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建辉研究员（遗址发现者）、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贾真秀高级工程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赵克良研究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范安川副教授和博士研究生汪椿鑫、意大利费拉拉大学Marco Peresani教授、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Marie-Hélène Moncel教授、西班牙罗维拉-威尔吉利大学和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Hélène Monod博士、美国华盛顿大学Ben Marwick教授、美国德保罗大学Alexandra Sumner教授。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卓越研究群体项目、青藏高原地球系统与资源环境全国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郑州嵩山文明研究基金会等经费支持。

来源：云南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