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九一八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深刻的国家创伤之一;它不仅改变了东亚地缘政治格局,更将中华民族推向了生死存亡的临界点。本文依据多方档案史料、亲历者日记及回忆录,通过严谨的史实重建,揭示东北沦陷的战略失误及其带来的巨大被动,展现那段屈辱与抗争并存的历史真实。
1931年9月18日的沈阳夜空中,一声爆炸巨响过后,日本关东军迅速行动;东北军却在“不抵抗”命令下节节后退。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深刻的国家创伤之一;它不仅改变了东亚地缘政治格局,更将中华民族推向了生死存亡的临界点。本文依据多方档案史料、亲历者日记及回忆录,通过严谨的史实重建,揭示东北沦陷的战略失误及其带来的巨大被动,展现那段屈辱与抗争并存的历史真实。
李兆麟(1910-1946),辽宁辽阳人,东北抗日联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毅然投身抗日,组织抗日义勇军,开展游击战争;1946年遭国民党特务暗杀,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生命。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随即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
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当时向张学良请示;张学良回应:“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据《张学良口述历史》)。
由于执行不抵抗政策,日军仅用不到半年时间就占领了东三省全境;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建立,东北大地陷入长达十四年的殖民统治。
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采取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策略;但实际上更侧重于依赖国际联盟的调解。
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在1931年9月21日向国联行政院提出申诉:“中国政府请求国际联盟立即采取步骤,阻止可能破坏和平的行为”(据《国联会议记录》)。
日本代表芳泽谦吉则在国辩称:“日本在满洲的行动是自卫权之行使,并不违反任何国际协定”(据《日本外交文书》)。
1932年,国联派出李顿调查团前往东北;调查团报告书确认日本行为是侵略,否认满洲国合法性;但未能提出任何实质性制裁措施。
与官方不抵抗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东北爱国官兵自发组织抵抗。
驻白城子的东北屯垦军旅长苑崇谷率部起义,投奔马占山,参加了震动全国的江桥抗战;在持续一个多月的战斗中,爱国将士“伤亡续出,尸体沉藉,短兵相接、肉搏相拼”;使日军遭受入侵东北以来最为惨重的失败。
1932年初,姜荣耀、王可大等600人在洮南成立了“吉西抗日军”;5月,李芳廷、胡宝山率领的抗日义勇军击溃日军,占领开通、瞻榆两县。
东北各族人民也纷纷组织起来抵抗侵略;李兆麟卖了一车大豆作路费,于1931年11月告别亲人,奔赴北平参加东北民众救国会。
他回家乡组织抗日武装,利用同乡和同学关系,串联各种民众抗日义勇军;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发展到6000多人。
1932年8月28日,李兆麟率领第二十四路军会同其他义勇军共同攻打了日伪重兵防守的沈阳;当晚,义勇军烧毁东塔机场日军飞机7架,有力地打击了日伪统治者的气焰。
东北的沦陷造成了巨大的战略被动;丰富的资源、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战略纵深落入敌手,极大地助长了日本的侵略实力。
蒋介石在1933年4月12日南昌“剿共”总部的一次讲演中承认:“如果我们以现在所有的部队,统统加到长城一带阵线上去求决战,这一决战下来,当然是我们失败!”
1933年1月,日军进攻山海关,随后向热河进犯;热河战役只打了10天,中国军队的防线便被全线突破;热河省会承德弃守,日军进占热河。
1933年,中国军队在长城各口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参加长城抗战的中国军队中,装备最差的是西北军宋哲元部第29军。
该军装备之差,超乎想象;全军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枪械是汉阳制造和三八式;还有约三分之一的枪械大都是老毛瑟枪;再有约三分之一的枪械是由内部的修械所制造出来的。
由于军备太差,为了“补充战斗力”,29军所部士兵多配有一把大刀,以便在火力不济时肉搏;这些手持大刀的战士在喜峰口等战役中与日军殊死搏斗,用血肉之躯阻挡敌人的进攻。
中国共产党对九一八事变和东北沦陷作出了明确评价;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场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
国际社会也对这一事件有深刻认识;苏联《真理报》1931年9月25日发表评论:“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的行动是完全预谋的,目的是将满洲变为其殖民地。”
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近百年,但它的历史教训仍然深刻;一个国家若不能保持统一和强大,就难以抵御外侮;一个民族若没有团结一致的意志,就难以应对危机。
东北的沦陷使中国失去了重要的工业基地和粮食产区,为日本进一步的侵略提供了跳板和资源;这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坚决维护,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警惕。
中国人民在十四年抗战中表现出的英勇顽强和民族团结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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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张学良口述历史》,张学良,2001年;
2.《国联会议记录》,1931-1933年;
3.《日本外交文书》,日本外务省,1931-1933年;
4.《李兆麟传》,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
5.《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
来源:世事传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