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位专攻中国近现代防疫史的研究者，在2020年接受《新京报》专访时抛出的核心论断，至今仍在学界激荡着余波——他宣称日本731部队"不存在实体建制"，侵华日军对华实施细菌战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建构"。
在历史研究的殿堂里，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教授犹如投下一枚深水炸弹的学者。
这位专攻中国近现代防疫史的研究者，在2020年接受《新京报》专访时抛出的核心论断，至今仍在学界激荡着余波——他宣称日本731部队"不存在实体建制"，侵华日军对华实施细菌战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建构"。
曹教授的核心论点构建在三个维度：首先从军事建制角度，他认为"731部队"作为通称缺乏确切档案佐证，其正式番号应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质上属于常规后勤单位；
其次在病理学层面，通过对云南保山、腾冲等地地方志的爬梳，提出1944年滇西鼠疫大流行与日军行动不存在时空关联性，属典型自然灾害；
最后上升到史学方法论，强调当前细菌战叙事存在"胜利者书写"的建构特征，部分口述史料存在记忆重塑的可能。这些观点在其2012年发表的《战后之疫：1944-1947年滇西鼠疫研究》中已初现端倪。
支撑其论断的"证据链"颇具学术迷惑性：他援引日本防卫厅公开的关东军编制表，指出所谓"731部队"在日军序列中从未单独列编；
展示1943年国民政府卫生署疫情通报，证明鼠疫在日军进驻滇西前已周期性爆发；更搬出东京审判卷宗，强调检察方最终撤回细菌战指控的司法事实。这些碎片化考据经其学术话语体系重组，形成了看似自洽的逻辑闭环。
但若细究其论证过程，三个关键漏洞清晰可见：其一刻意忽略哈尔滨平房区731部队遗址中出土的陶瓷细菌弹碎片等物证；
其二选择性使用日方解禁档案，对已披露的《井本日志》《金原摘录》等记录活体实验的机密文件避而不谈；
其三将研究范围局限在滇西鼠疫，对浙江衢州、湖南常德等细菌战重灾区的历史记录采取虚无化处理。这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论证方式，使其学术观点呈现出危险的片面性。
更值得警惕的是其论述中潜藏的史观偏差。曹教授在访谈中将日军侵华期间的瘟疫解释为"文明冲突的偶然代价"，认为"将疫病归咎于侵略者属于政治化历史叙事"。这种剥离具体历史情境的"客观主义"，实质上消解了战争罪责的特殊性。正如日本学者森正夫指出的："否认特殊战争手段的残暴性，等于变相否定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本质。"
从学术伦理角度审视，曹教授的言论暴露出历史研究者对原始档案的误读风险。
他引为关键证据的"东京审判撤回指控说"，实为混淆了法律证据与历史证据的界限——东京审判受冷战格局制约未能深究细菌战，但1997年发现的《伯力审判材料》及2002年日本政府承认细菌战的官方文件，已构成完整的证据链条。
这种对史料的选择性失明，折射出某种学术功利主义倾向。
作为深耕防疫史的学者，曹教授的研究本可为揭露战争罪行提供新视角，但其方法论上的偏执使其陷入"为颠覆而颠覆"的误区。
他在强调"疫病自然传播说"时，刻意淡化日军实施的"防疫隔离"实质是制造传染源的军事策略；在剖析滇西鼠疫时，回避了日军《霍乱作战实施计划》等文件记载的细菌投放事实。
这种学术上的"半盲状态"，使得其研究非但未能推进真相挖掘，反而为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温床。
这场争议的本质，是实证史学与公共记忆的激烈碰撞。
曹教授个案警示我们：当学术研究刻意追求"颠覆性结论"时，可能沦为解构集体记忆的工具；但若因维护历史正义而禁锢学术探索，同样会窒息求真精神。
真正负责任的历史研究，应在严谨考据与人文关怀间找到平衡——既要有勇气质疑被固化的叙事，更需敬畏那些用血泪凝固的真相。毕竟，哈尔滨平房区遗址冷冻室里永远封存着的，不只是731部队的罪证，更是中华民族不容篡改的集体记忆。
来源：历史百科录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