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2年前的愚人节，一代巨星张国荣从香港文华东方酒店纵身一跃，为世人留下了一个时代的叹息与无尽的谜团。22年后，这道伤疤再次被撕开。向太陈岚在直播中语出惊人，公然否认张国荣因抑郁症自杀，转而归咎于“感情问题”或“撞邪”，甚至绘声绘色地复述了所谓的“最后一通电话”

向太的“独家爆料”与张国荣生前最亲近的人——其大姐张绿萍（一位医学专业人士）、挚爱唐鹤德、经纪人陈淑芬，以及多位圈内友人的证词，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核心冲突。张绿萍生前多次强调，弟弟患的是生理性抑郁症，源于脑部化学物质失衡，需长期服药。张国荣的遗书中也明确写道：“抑郁症，他一年来很辛苦，不能再忍受。”心理专家指出，重症抑郁症患者常伴有强烈的病耻感，临终前否认病情是其典型症状之一，这与张国荣生前试图澄清“我没有病”的表现高度吻合。向太在缺乏任何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时隔22年重提“灵异说”或“感情问题”，其动机显然不仅仅是“博流量”那么简单。这背后，或许是对近期其他关于张国荣死因爆料的回应，亦或是其个人商业版图与公众关注度之间微妙的联动。无论如何，逝者张国荣，再次被无情地“数字招魂”，成为一场流量狂欢的祭品。

这场争议，犹如一面照妖镜，清晰地折射出社会对精神疾病普遍存在的认知偏差与根深蒂固的污名化。抑郁症，作为一种严肃的生理性疾病，却常被轻描淡写地误解为“想不开”或“矫情”。向太的“灵异说”和“感情问题说”，无疑是给这种社会偏见火上浇油，不仅加剧了精神疾病患者所承受的社会压力，更可能阻碍他们寻求专业帮助的勇气。当公众人物的个人悲剧被简化为猎奇的八卦谈资，疾病本身的复杂性与需要被理解的本质便被无情掩盖。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桥梁，在此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其责任在于引导公众形成科学认知，而非煽动情绪、助长偏见。

更深层次地，此事件也触及了名人隐私与媒体伦理的法律边界。逝者已矣，其生前所承受的病痛与挣扎，本应得到最起码的尊重与安宁。然而，在流量至上的时代，一些人为了攫取眼球，不惜消费逝者的痛苦，甚至编造未经证实的言论。这种行为，不仅是对逝者及其家属的二次伤害，更是对公共讨论与隐私侵犯界限的粗暴践踏。根据中国《民法典》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任何侮辱、诽谤逝者的行为都可能构成侵权，其近亲属有权提起诉讼。在“数字来世”技术（如AI复活亲人服务）日益发展的今天，如何界定和保护逝者的数字遗产与人格尊严，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伦理与法律困境。2025年清明节期间，AI“复活”亲人服务订单量激增500%，单家头部企业日接单量突破2万，这既是技术进步的体现，也对“流量时代消费逝者伦理边界”提出了新的挑战。

我们必须警惕这种无底线的流量狂欢对社会伦理的侵蚀。尊重逝者，是人类文明最基本的人文关怀；科学认识精神疾病，是社会进步的必然标志。面对此类争议，媒体和公众都必须保持审慎与理性，绝不能让悲剧沦为流量的工具。社会应加强对逝者名誉权的法律保护，例如，大S律师邓高静在2025年9月6日就网络谣言发布声明，受S妈具俊晔委托继续代理大S诉张兰案，这正是法律对逝者名誉权保护的体现。同时，我们应大力推动精神疾病的去污名化教育，引导公众理性消费信息，共同构建一个尊重生命、关怀个体、充满同理心的文明社会。毕竟，逝者安息，不应再被无休止地“消费”，更不应成为某些人追逐名利的垫脚石。当一个社会开始习惯性地消费死亡，那它离真正的“死亡”也就不远了。

来源：奇妙橘子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