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记》是一代人的回忆，却为何被余秋雨描述为恐怖的声音？

摘要：《红灯记》作为革命样板戏的杰出代表，诞生于 20 世纪特殊的历史时期，却以跨越时空的魅力，深深烙印在几代人的记忆深处。这部作品以抗日战争时期为背景，讲述了铁路工人李玉和一家三代，为保护密电码与日寇展开英勇斗争的故事。它不只是一部简单的文艺作品，更是那个时代革命

《红灯记》作为革命样板戏的杰出代表，诞生于 20 世纪特殊的历史时期，却以跨越时空的魅力，深深烙印在几代人的记忆深处。这部作品以抗日战争时期为背景，讲述了铁路工人李玉和一家三代，为保护密电码与日寇展开英勇斗争的故事。它不只是一部简单的文艺作品，更是那个时代革命精神的生动写照，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民族的希望。

从诞生之初，《红灯记》就引发了广泛关注与讨论。它的每一次改编、每一场演出，都像是投入文艺湖面的巨石，激起层层涟漪。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让人们不禁深入思考：艺术创作中的诸多元素，究竟该如何抉择与呈现？围绕《红灯记》改编所产生的一系列争议，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艺术观念碰撞？

《红灯记》的故事最早可追溯至 1962 年，由沈默君和罗国仕共同创作的电影剧本《革命自有后来人》。故事设定在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某铁路小站，铁路工人、共产党员李玉和肩负着为党组织传递密电码的重任。他与奶奶、女儿铁梅虽非血缘至亲，却因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坚定信念，组成了一个温暖而坚韧的革命家庭。然而，由于叛徒王连举的出卖，李玉和一家被日本宪兵队队长鸠山盯上，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就此拉开帷幕。

李玉和被捕后，面对鸠山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守口如瓶。李奶奶为了保护密电码，为了革命事业，毅然牺牲自己。铁梅在经历了家庭的变故和残酷斗争的洗礼后，从一个懵懂的少女迅速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她继承了长辈的遗志，怀揣着密电码，在群众的掩护下，突破重重险阻，最终成功将密电码送到北山游击队手中，完成了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这个故事犹如一首激昂的革命战歌，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及其家属在民族危亡时刻，为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崇高精神和英勇无畏的品质。

1963 年，这部极具感染力的电影剧本被改编成沪剧《红灯记》，由上海爱华沪剧团公演。沪剧版本在情节和表现形式上进行了大胆创新，如开场就将李玉和与铁梅置于火车上，让观众迅速进入紧张的情境，同时突出了 “红灯” 作为重要线索的作用，使得故事的脉络更加清晰。江青观看后，对其赞赏有加，并推荐给文化部。同年，中国京剧院总导演阿甲接过改编的重任，以沪剧版本为基础，参考电影剧本，开始了京剧《红灯记》的创作之旅。阿甲先拟定改编提纲，交由翁偶虹撰写初稿，随后他根据自己对该剧的理解和艺术构想，对初稿进行反复修改，最终完成第二稿。在这个过程中，剧组还邀请了刘吉典、周国兴等担任音乐设计，力求在音乐上展现京剧的独特魅力，同时契合革命题材的情感表达。

1964 年，全国现代京剧观摩汇报演出成为《红灯记》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节点。中国京剧院一团的《红灯记》与哈尔滨市京剧院的《革命自有后来人》同台竞技。然而，演出后江青对中国京剧院一团的《红灯记》提出诸多意见，认为监狱场景的情感表达过于低沉，李玉和的形象不够突出，李奶奶的戏份压制了李玉和等。剧组不得不根据这些意见进行调整，删减了一些展现家庭温情的情节，强化了李玉和的革命英雄形象，使得剧情更加紧凑，主题更加鲜明。此后，经过不断的打磨和修改，《红灯记》在 1970 年 5 月最终定型，成为我们所熟知的 “样板戏” 版本，其艺术影响力和社会价值在当时达到了新的高度。

在原始情节里，有这样一个有趣的场景：李玉和平日里忙碌于革命工作，闲暇之余却有个小小的癖好 —— 偷喝酒。一次，他趁着奶奶不注意，偷偷拿起酒壶小酌起来。然而，这一行为很快就被心思细腻的奶奶发觉了。奶奶佯装生气，快步上前，一把夺过李玉和手中的酒壶，嗔怪道：“玉和，你这孩子，怎么又偷喝酒啦！” 李玉和则像个犯错的孩子，挠挠头，笑着向奶奶求饶。

还有一处细节也令人印象深刻。在一个宁静的夜晚，奶奶坐在昏暗的灯光下，专注地做着针线活。突然，她遇到了一个小麻烦 —— 穿针时，那细细的线头怎么也穿不进针眼。奶奶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脸上露出了一丝无奈的神情。这时，李玉和恰好走进房间，看到奶奶的窘境，他连忙走上前去，接过针线，想要帮奶奶穿针。可是，李玉和费了好大的劲，也没能将线头穿进针眼。就在两人有些着急的时候，铁梅蹦蹦跳跳地跑了进来。她看着奶奶和父亲为穿针而发愁的样子，笑嘻嘻地说：“让我来试试！” 只见铁梅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针眼，小手轻轻一送，线头就顺利地穿过了针眼。

此外，原始版本还在 “亲” 字上做足了文章。无论是李玉和对奶奶的孝顺，还是他对铁梅的疼爱，都通过各种细节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日常相处中，李玉和总是对奶奶嘘寒问暖，关心她的身体和生活。而铁梅对父亲和奶奶也是充满了敬爱，她会在闲暇时陪奶奶聊天，帮李玉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

京剧改编本在处理情感表达时，做出了大胆的取舍。那些曾经着力描绘的家庭温情细节，如李玉和偷喝酒被奶奶制止、一家人穿针等情节，都被毫不留情地删去了。从表面上看，这样的改编似乎削弱了作品的情感感染力，让故事不再那么充满生活气息。但实际上，这背后蕴含着更深层次的创作意图 —— 突出阶级与政治斗争。

在京剧改编本中，有这样一个经典的情节：李玉和即将被捕，在离家的那一刻，奶奶亲自为他递上一碗酒。这碗酒，不再是普通的饮品，而是承载着深厚阶级情感和革命意志的象征。奶奶目光坚定，语重心长地说：“穷人喝惯了自己的酒，点点滴滴在心头。” 这句话看似简单，却饱含着奶奶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对阶级苦难的铭记。

她深知，在那个黑暗的时代，穷人饱受压迫和欺凌，这碗酒里蕴含着他们的血泪与抗争。李玉和接过酒碗，感受到了奶奶传递的力量，他神情坚毅，大声说道：“有这碗酒垫了底，什么样的酒都对付得了。” 随后，他使出全身力量，将碗中的酒一饮而尽，每个字都仿佛是铁铸般坚定：“谢、谢，妈！” 奶奶看着儿子，自豪地回应：“好儿子！” 这个场景中，没有过多的情感渲染，没有生离死别的痛哭流涕，但每一个眼神、每一句话都充满了力量。他们没有被即将到来的危险和离别所吓倒，而是通过这一碗酒，相互鼓舞，展现出革命者在紧要关头的坚定信念和无畏精神。

这种处理方式对主题的深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突出阶级感情，京剧改编本将《红灯记》的主题从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升华到了革命斗争的高度。它让观众深刻认识到，李玉和一家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家庭的变故，更是一场关乎民族命运的阶级斗争。他们的亲情不再是简单的血缘关系，而是在共同的革命理想和阶级利益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深厚情感。这种情感超越了普通的家庭情感，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

在戏剧艺术的发展历程中，对于戏剧性的理解始终是一个备受关注且充满争议的话题。长期以来，一种传统观念在戏剧创作与欣赏领域中广泛流传，那就是将戏剧性简单地等同于情节。这种片面的理解，使得许多创作者在艺术实践中陷入了过度追求情节的泥沼。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创作者们往往将大量的精力和心思投入到构建复杂、曲折的情节上。他们热衷于设计一环套一环的 “关子”，试图通过不断制造悬念和紧张氛围，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就像一些商业戏剧，为了追求票房收益，不惜采用各种离奇、荒诞的情节来博人眼球。比如，在某些戏剧中，人物的行为动机仅仅是为了推动情节发展而随意设定，完全脱离了现实逻辑和人物性格的内在合理性。又或者，在剧情发展中，突然出现一些毫无铺垫的意外转折，看似增加了情节的紧张度，实则让观众感到一头雾水，无法真正理解故事的内涵。

以《红灯记》中李玉和在刑场的情节为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改编版本中情节的演变及其对主题和人物的深刻影响。

在原始的处理方式中，李玉和在刑场上直接将地下党组织的秘密联络地址告诉铁梅，还详细地告知她密电码的去向以及党内出现叛徒的情况，甚至描述了叛徒的特征。从情节的角度来看，这一设计确实营造出了极度紧张的氛围。敌人故意安排他们在刑场相会，企图利用这最后的时刻软化他们，以获取密电码；而李玉和则试图抓住这唯一的机会，将重要信息传递给铁梅。这种紧张的对峙场面，乍一看似乎充满了戏剧性，能够紧紧抓住观众的眼球。

然而，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其中存在着一定问题。从逻辑上讲，敌人在之前的审讯中用尽各种手段都未能得到的重要情报，却在刑场上如此轻易地被李玉和父女公开，这显然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革命者的谨慎和机智。

在最初的改编本中，对这一情节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进。李玉和在刑场上不再直白地传达信息，而是采用了比较曲折隐晦的方式。他告诉铁梅要去找 “表叔”，以此暗示她寻找地下党组织；用 “族中出了不肖子” 来隐喻党内出了叛徒。这种处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原始版本的缺陷，避免了信息传递的过于直白和突兀，体现了李玉和的机智和谨慎。

京剧改编本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和提升。当李玉和预感到自己将要被捕时，就提前把地下党组织的秘密联络地址告诉了老奶奶和铁梅。当老奶奶也预感到危险逼近时，再次叮嘱铁梅。这样的安排使得整个情节更加合理，也为后续的发展做好了充分的铺垫。在刑场上，李玉和完全不必再提及那些具体的信息，而是通过留传红灯这一富有象征意义的行为，暗示铁梅继承先辈遗志，革命到底。他对铁梅说：“若有机缘回家转，投亲友，渡饥寒，还清眼目我无挂牵。” 以双关的语言，既表达了对铁梅的关心和期望，又巧妙地暗示她寻找地下党组织送交密电码。这种处理方式，从根本上改变了情节的重点。

此时，吸引观众的不再仅仅是情节的紧张，而是李玉和等革命者的思想品质、乐观主义精神以及他们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李玉和早有预料、早做安排，展现出了他的高瞻远瞩和从容淡定。在刑场上，他与铁梅的对话充满了智慧和深意，更能体现出革命者的机智和沉着。他对革命的理想坚定不移，对工作认真负责，即使面对死亡，也毫无畏惧，因为他深知革命后继有人，自己别无牵挂。这种形象塑造使得李玉和的形象更加高大、丰满，也更能打动观众的心灵。

余秋雨的评价

余秋雨曾直言：“对我父亲而言，《红灯记》等样板戏是最恐怖的声音！” 这一言论，乍听之下令人颇为震惊。毕竟，《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现代京剧，自上世纪 60 年代诞生起，便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们的旋律可谓家喻户晓。然而，余秋雨父亲的感受却与大众认知大相径庭。

余秋雨出生于 1946 年，他的父亲是一位本分的老实人。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许多人都难以逃脱时代洪流的冲击，余秋雨的父亲也不例外。余秋雨父亲对样板戏的恐惧，也源于那段特殊的历史经历。余秋雨在其作品中曾透露，他的父亲在特殊时期遭受了诸多磨难，在这样的背景下，样板戏被大规模播放，无处不在的唱腔，或许时刻都在提醒着他所遭受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