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1990年代中期，一个正在研究弗洛勒斯岛（The Flores）利奥人（Leo People）的爪哇人如是说。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作为印尼人类学家（文章作者是印尼人类学家），我们看到印尼不仅吸引了许多外来研究者，它对印尼本国人来说也同样是不同寻常的（
“为什么巴厘人要研究巴厘人？”
在1990年代中期，一个正在研究弗洛勒斯岛（The Flores）利奥人（Leo People）的爪哇人如是说。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作为印尼人类学家（文章作者是印尼人类学家），我们看到印尼不仅吸引了许多外来研究者，它对印尼本国人来说也同样是不同寻常的（Exceptional）——我们也会发现，印尼人类学家很少研究其他国家的人。对于一些印尼人类学家来说，这还经常意味着研究他们自己所属的族群。
这些现象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相关的问题，同样也是这一章的核心问题：印尼人类学是否在“自我民族志”（Buzard 2003）的传统中发展起来的，即人类学家研究他们自己、在民族志中“表达”（Represent）他们自己的声音？如果我们认为印尼是一个民族国家，且印尼的国界就是印尼人类学的“边界”，那么绝大多数印尼人类学家的研究主题就是关于“自我”（self）。为什么会这样？考虑到印尼部族、语言和宗教群体的高异质性，印尼人类学家实际上常常是他们所要研究对象的“他者”（Outsiders）。
在印尼民族国家的界限内研究“自我”其实很难被归类为做“自我民族志”，除非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家乡做调查。当我们考察迄今为止“印尼人类学”研究之间的关联时，我们仍然是通过相同的研究范围，即民族国家边界内的印度尼西亚，来作为印尼人类学家或“他者”研究的参照点。对于印尼人类学家来说，印尼的文化异质性、复杂性，以及其丰富的社会文化议题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很多机会。印尼人类学的建立和发展，与国家独立、民族构建和经济发展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
虽然关注国内议题，印尼人类学并没有完全忽视与印尼国界之外人类学交流、解决地区社会文化问题的需要。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人类学采取了多种进路。这一章考察了印尼人类学两个面向之间的互动：在印尼民族国家框架内，以发展为导向的、根植于民族志的研究基础，以及它与国界之外（尤其是亚洲其他国家）人类学研究的关系。通过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同样能够掌握其学科谱系及其核心人物，发掘一段印尼之外鲜为人知的历史记忆。
印尼人类学：局部有界的民族国家人类学？
国家独立及荷兰学者的离开给印尼人类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新生的多文化国家正为民族融合和社会繁荣而奋斗。在1949年印尼独立之后，荷兰对印尼大学事务的参与骤减，很多重要的荷兰专家都被遣返回国。在这一去殖民阶段，昆贾拉宁达（Koentjaraningrat，1923-1999）被认为是印尼人类学的开创者，不仅为印尼人类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还为新生的国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些努力赋予了刚刚涌现的、以国家为导向的科学研究以强烈的应用（applied）取向。荷兰学者提出的理论问题如何影响了印尼人类学家的研究尚不清楚，即使在独立之后也是如此。
在荷兰人类学的最初发展中并没有一个核心的理论范式，其最持久的遗产是对“Adat”（印尼语，意为习俗、传统、民俗等）或习惯法的分析。莱顿的教授科内利斯·范·沃伦霍文（Cornelis van Vollenhoven，1874-1933）在1920年代给印尼法学生教授习惯法，在他的《荷属东印度的习惯法》（Het adatrecht van Nederlandsch-Indië）一书中，范·沃伦霍文记录了十九个不同地区的习惯法以及东方外来者（阿拉伯人、中国人和印度人）的传统Adat。他极力建议荷兰殖民政府识别习惯法的本土形式，并避免强加给殖民地基于西方法律观点的普通法和私法体系。虽然他并未被训练成为一个专业的人类学者，但他的人类学观点是很明显的：如果缺乏对其社会、历史和宇宙观背景复杂性的理解，我们就不能将不同形式的习惯法拿出来单独研究。福克斯（Fox，2009:10）认为，范·沃伦霍文建立的习惯法（adat-recht）学派，“是最后一个，也可能是唯一一个尝试拥抱整个印尼群岛的比较框架。”然而，就福克斯看来，这种比较与其说有什么理论上的贡献，不如说是在以实践取向为殖民机构服务。这种比较研究基于大量可疑的对社会生活的假设。因此，作为考虑印尼社会多样性的一种尝试，这一学派很大程度上消失了。
更强调应用科学方法的则是JPB·德·若斯林·德容（Jan Petrus Benjamin de Josselin de Jong），他强调只有深刻理解了人类学为祖国服务的功能和角色，印尼人类学才可能存在。他尝试说服他的“土著”（Native）学生们，人类学旨在为现代性产生的问题提供答案。（Prager 2005:184）这显然预示着人类学在后独立时期民族建构中的作用。在德容的影响下，印尼人类学是否提供了任何持久的理论范式仍然存在疑问。如果我们把英国结构功能主义看作是一个成功的人类学学派加以对照，答案便是否定的——不存在一个独立的印尼人类学。荷兰人类学在殖民地的努力从未产生过任何特定的思想流派。荷兰的人类学研究是务实的殖民焦虑的产物，充满了十九世纪德国的学术传统，其研究者首先是国家公务员而非社会科学家。在印尼进行的人类学尝试更偏描述性而非分析性。
此外，荷兰结构主义的消失（对比法国和英国结构主义的兴起）也可能跟荷兰政府与印尼的紧张关系有关。Blok和Boissevain（1984:387）认为，“（两国）悲剧性的关系已经结束了，莱顿大学与印尼研究的关系，及这二者与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关系也宣告终结。”
与范·沃伦霍文雄心勃勃的大项目不同，随后出现的本土继承者们（尤其是昆贾拉宁达）看起来仍然保有他们作为“反荷兰民族主义者”的情感。印尼人类学的未来只能将这种情感描绘在“无荷兰（non-Dutch）的理论传统”之上了。曾在耶鲁大学学习人类学的古贾拉宁达提到，印尼人类学最核心的需求是建立一个“理论统一体”（theoretical unity），人类学家们能够“在此之上获取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的人们沿袭至今的知识，来作为政治经济分析的基础。”（Visser 1988:752）就像Ramstedt（2005）讲的那样，印尼人类学的确逐渐作为一种被应用的科学，在印尼民族国家建构中有了自己的位置。然而，昆贾拉宁达期待的“理论统一体”是否成为了现实？
后独立时期的印度尼西亚也被开始认为是世界范围内社会多样性的中心之一。这时的印尼是经典民族志的写作场所，也给重要的理论模型提供了灵感。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s）著名的民族志就是他在爪哇岛和巴厘岛田野工作的作品。福克斯认为，《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和《爪哇宗教》（The Religion of Java）这两本书是解释人类学学派和“深描”写作方法的基础，后两者对学界的影响持续至今。很多外国人类学家写作的民族志也都建基于细致深入的细节描写。希尔德雷德·吉尔茨（Hidred Geertz）的《爪哇家庭》（The Javanese Family），罗伯特·杰伊（Robert Jay）的《爪哇农民》（Javanese Villagers），詹姆斯·福克斯（James J. Fox）的《棕榈树的收获》（Harvest of the Palm: Ecological Change in Eastern Indonesia），以及詹姆斯·西格尔（James Siegel）的《新秩序时期的梭罗》都是其中的作品，而这还只是印尼经典民族志里很小的一部分。
由于印尼为外国学者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多样性环境，印尼本土人类学家——十一所公立大学人类学系的毕业生们——将他们的祖国及其多元群体作为他们首要的研究关注点也就不足为奇了。印尼的人类学系所分散在国家的不同的区域，这是昆贾拉宁达的遗产，他希望在印尼的每一个区域都建立一个人类学研究中心。这一主张也是他为了发展“无荷兰理论传统”而做出的努力，人类学研究应当深深根植于印尼本土文化之上。培养本土人类学家，也是为了加强和发展不同省区的人类学。
印尼人类学家对本土文化和社会现象的理解当然能够为印尼民族志做出贡献。“在家乡”做人类学因此变得普遍且寻常。采取这一思路的作品包括对巴达维人文化的研究（Shahab 1982, 1994, 2000），对巴厘的研究（Pitana 1997），对武吉士人（Bugis）的研究（Idrus 2003）等等。就像Ramstedt讲的那样，“民族志研究和调查的关注核心是印尼文化，学者们完全通过在群岛内部所做的田野工作来获得发现。”
家乡人类学的进路带来的结果是，研究本国内非自己族群的“他者”、或研究跨种族边界的现象对印尼人类学家来说往往是理所当然的。在多文化社会中研究“他者”相当具有挑战性，因为印尼的多样语言和多海岛的环境给跨越族群界限造成了阻碍。上述从“自我”（Self）出发研究地理学或家乡族群的进路，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广受欢迎的、“非荷兰理论传统”的研究基础，就像昆贾拉宁达在他与Leontine Visser对谈时讲的那样。然而，要做出这样的判断，我们还需要对一些核心问题进行考察。在多大程度上形成了以本地学者民族志研究为基础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分享？在这些知识还大部分都是描述性的、有待发展的情况下，它们为印尼人类学理论进步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回答这些问题要求我们进行更广泛的历史研究，以及对后独立时期本土人类学工作的综合性考察。
从实践人类学到公共人类学与介入人类学
昆贾拉宁达（Koentjaraningrat）在印尼大学的影响力让人类学成了一个热门学科，人们认为这门应用科学在国家建构中会扮演重要角色。在他广受好评的作品《文化，心理与发展》（Kebudayaan，Mentalitet dan Pembangunan，1974）中，他强调我们需要理解印尼现存的文化、人民的心理状态，以及如何处理多样性以有助于新秩序时期的国家发展。苏哈托政权“新秩序”（1965-98）版本的国家发展要求地方文化融入资本主义与现代道路之中。此外，顶层设计者将他们的世界想象建基于西方现代化理论之上，即诸如“国家安全”、“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之类的概念。正如Ramstedt（2005:214）所说，“新秩序时期印尼人类学的功能，很大程度上就是调解传统与‘亚洲’（也就是印尼）多样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国家以维系权力为标准对学术施加压力。然而，尽管已经把学术讨论和文本里的马克思主义封禁了，一些人类学家还是对政府主导发展的模式抱持批判态度，他们更加支持以文化为基础的发展模式。
1998年印尼新秩序政权的倒台带来了混乱，种族、宗教冲突，区域自治与民主的抗议层出不穷。在这一背景下，印尼人类学家们开始将他们的研究与新的视野相关联——他们不仅面临着理论挑战，试图深入剖析国家危机的社会文化根源，提供对人民生活的见解，还被号召投身于解决不断涌现的问题的实践之中。一个人类学的转向开始发生，我们能够看到他们的研究开始包含上述的种种问题。
时至今日，印尼人类学家们不仅实践了他们所做的人类学，还参与到“行动主义民族志（ethnographies of activism），以及（或者）公共人类学和介入人类学”的发展之中。多种介入方式都成长了起来，这是人类学家们面对不断涌现的出人意料、且前所未有的各类问题的批判性回应。这些问题与新秩序崩溃后五花八门的发展项目、他们的人道主义的关怀以及学科视野与限制有关。因此，根据Chari和Donner的研究（2010:1），许多人类学家“违反学科界限来处理复杂性和普遍性”，获取一个“行动者”（Activist）的角色（同样参考Low和Merry在2010年对行动主义作为介入方式的讨论）。Borofsky（2007:x）认为，一些人类学家通过开展协助性的或与研究对象合作的民族志，而不是“在某个文本中强调理论，在其他文本中进行实践”，来倡导一种“公共人类学”和/或“介入人类学”。
刻画每一个不同的印尼人类学家在其作品中的实践与介入并不容易。一些人的民族志作品是他们的毕业论文及博士后研究，另一些人出版的作品介绍了他们的一次介入的成果或多次不同形式介入的成果。很多学者通过给出解决方案，或者将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性加以结合来寻求介入。表1呈现了一些研究领域的示例、与此相关的人类学家以及他们的作品。这些成果进一步反映了印尼人类学当前在不同领域的发展情况。
表1 印尼人类学的研究领域
为了回应迫在眉睫的挑战，一些直截了当的可行方案被提供出来，比如达雅克人与马杜拉人冲突问题的解决方案，以及在Suparlan与Boedhisantoso的研究中所展示的那样。在《印尼人类学（Antropologi Indonesia）》杂志的专题研讨中，Suparlan撰写了一篇核心文章（1999a:3），强调印尼人类学迫切需要为印尼公民社会与民主提供一些更有价值的建议，以及为印尼通过教育实现多元文化社会的过程做出贡献（Superlan 1999, 2000, 2001, 2002）。一些人认为我们需要反发展的叙述话语（counter-developmental discourse）来回应对文化权利与社区生活漠不关心的国家主导的发展项目。用Yando R. Zakaria的话来说，就是需要一个领导性的“人类学活动家”。Zakaria（2004:215）提出，正在生长的以社群（community）为基础的政府管理工作可以减轻政府对地方社群的压迫。他还进一步的参与到了农业问题和新农村法的制定过程中，该法律在2014年由佐科总统颁布。
基于同样的思路，印尼大学的Iwan Tjitradjaja将以社群为基础的森林管理变为现实。他将楠榜Gunung Betung这个地方的本地森林社群从政府眼中的“森林的侵害者”转变成了“森林守护者”。他还成功的在2000年代初促使森林部为农民们制作“社群森林证书”（Community forest certificate）。就像Tjitradjaja做的那样，直接将本地农民囊括进来成了“合作性的跨学科研究与行动”的“亮点”，同时他们还与其他学科的专家进行合作。来自印尼大学和望加锡（Makassar）哈桑努丁大学（Hasanuddin University）的一群人类学家开发了一个合作项目，他们与生物学家、地理学家、人口学家以及当地非政府组织和农民合作，来修复和保护南苏拉威西的红树林（Winarto et al. 1999）。印尼大学学者还与一群在西爪哇Indramayu的农民植物育种者（Farmer-plant-breeder）合作拍摄了纪录片。这部影片的目标是让政府认识到农民植物育种者的技能、知识和产品（Winarto 2011；Ardhianto 2011等）。学科内与跨学科的合作成为在全球威胁背景下（如气候变化）更进一步发展社群参与的基础方法。
对印尼人类学家来说，剩下的问题在于他们的“行动主义”，他们“介入性的人类学工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对作为科学的人类学产生贡献。《印尼人类学》组织了一些针对“后新秩序时期涌现的混乱与问题”的学术活动（参看《印尼人类学》杂志2000到2005年的专题研讨集），杂志的主题强有力的反映了印尼人类学家们的担忧，以及他们对正在发生的社会文化事件的参与。
那么，在多大意义上这些重要的项目生产出了新的理论、新的概念或新的方法呢？不可避免的是，绝大多数印尼人类学者仍在使用那些由非印尼人发展出的理论模型，即使他们已经远离了荷兰科学的遗产。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比如昆贾拉宁达的学生——被送往美国、荷兰、澳大利亚和日本（Prager 2005；Ramstedt 2005；Fox 2009），他们被教育使用其他的人类学理论、概念和方法。Suparlan（1999a: 3）强烈呼吁培养既有理论创新性，又具备本土世界视野，同时还与印尼真实的民主与公民社会的需求相关联的人类学家。我们对这一问题有着相同的关切，但考虑到印尼各地不断涌现的丰富人类学作品，我们有理由保持乐观的态度。
在印尼民族国家边界之外研究“他者”
研究“他者”（Others）已经被融入印尼许多大学人类学专业的课程之中。1960年代至70年代，东南亚民族志、大洋洲/美拉尼西亚和非洲都是印尼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的内容。当时的教学主要基于一些可用的带有民族志色彩的文学作品，昆贾拉宁达于是大力支持学生们到海外做田野工作，来发展印尼国内的全球民族志教学。他和亚洲其他国家的一些学术机构和人类学者建立了合作关系，这标志着海外探索时代的开始，印尼与非印尼的其他地区通过印尼人类学家在海外的田野调查建立了关联。国际资助机构的奖学金也为印尼学者与亚洲其他国家学者的互动提供了更多机会。
在1970年代初，昆贾拉宁达与多个国家的学术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如日本、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以及稍晚一些的澳大利亚）。Ramstedt（2005:213）指出，来自日本以及印尼周边国家对印尼的投资日益增长，这成了推动昆贾拉宁达与这些国家的学者建立学术网络的一个因素。（参见Dahiar’s [1976:3]对印尼人缺乏对日本文化了解的观点）
为了让年轻的人类学者能够到海外做田野调查，昆贾拉宁达先是致力于提高学生们的外语水平。Endang Partrijunianti与Jopie Wangania这两名学者在被派往日本进行无学位的学习研究之前，先在印尼大学的文学系（现在的人文学院）学习了日本语。其他一些学者也是先学习语言、再进行研究，他们包括在日本仙台的东北大学学习的Siti Dahsiar，在澳国立（NUS）学泰语，后来到泰国南部做田野的Anrini Sofion，以及被派往马来西亚国立大学（UKM）做讲师的Amri Marzali。
这个项目让印尼的人类学者能够在其他地区做田野调查。反过来，印尼大学人类学系对于东亚和东南亚的民族志教学也因为他们的田野工作和文本材料而更加深入。在1980年代初，一个东亚人类学项目因为Endang Partrijunianti和Jopie Wangania的回归而正式启动，他们的课程也同样受到文学系日本语专业同学们的欢迎。而后，中国文化的课程也被加入课程大纲，人类学系还邀请了文学系的汉学家来讲课。在Anrini Sofion从泰国回来之后，泰国研究便在印尼大学东南亚民族志课程中占据主要地位。后来，Amri Marzali开始教授马来西亚民族志课程。最近，Dave Lumenta和Yunita.T Winarto进一步更新了这门课。这些体现在课程大纲里的学术拓展，正是昆贾拉宁达在亚洲范围内建立学术网络的具体成果。
除了资金捐助之外，这些地区的学术机构提供的研究奖学金和岗位同样是学术研究、合作和发表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举例来说，在东南亚研究区域交流项目（SEASREP）的资助下（资金来自丰田集团），从2003年到2005年，Yunita.T Winarto对越南、柬埔寨和泰国参与综合害虫防治（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IPM）的农民及IPM农民学校的校友进行了比较研究。她的研究关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环境中的IPM农民所经历的水稻生产文化的演化变迁，在多大程度上是相似的或相异的。在她的论文中，她强调应用微观-演化视角（Micro-evolutionary）来考察农民经历的社会文化变迁的优势和价值，这一视角与农民的能动性和实践密切相关。她还讨论了如何用比较分析的方式对变迁进行研究（Winarto 2005）。此外，她运用更晚近的反本质主义（anti-essentialist）的视角，强调实践、过程和数据收集与分析中的多样性，来拓展她的调查。
由立邦基金（Nippon）资助的亚洲公共知识分子（Asian Public Intellectuals）奖学金主要针对亚洲年轻的高级研究人员，这项资金同样对印尼人类学者颇有帮助。Yayan Indriatmoko在马来西亚Selangor的Tanjung Rambai对Temuan人进行了研究，评估他们对附近占主导的马来社群侵蚀他们土地的反应。（Indriatmoko 2004）Semiarto A. Purwanto 比较研究了雅加达与菲律宾的城市农业（Purwanto 2009, 2011）。最近，Iwan M. Pirous 对泰国与菲律宾非营利组织里的活动者进行了考察。总的来说，虽然学者们关注的话题、采用的方法以及视角不同，他们仍然有着相似的“向外看”（looking “outward”）的兴趣，追随着其他外国人类学同行对该地区的研究模式。
作者：Yunita T. Winarto ；Iwan M. Pirous
译者：尹楷珺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立场无关，文责自负。引用、转载请标注作者信息及文章出处。
来源：澎湃新闻客户端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