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1990年代开始席卷印尼的全球化浪潮已经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全球媒体的传播，巨量资本的全球流动，海外移民以及便携通讯设备的普及都是全球化的突出表现。然而在印尼，从国境内的学术理论范式（包括对发展主义的批评）转向更具全球性和区域性的视野则是由经济危机直接推

研究国家边界与流动人口

自1990年代开始席卷印尼的全球化浪潮已经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全球媒体的传播，巨量资本的全球流动，海外移民以及便携通讯设备的普及都是全球化的突出表现。然而在印尼，从国境内的学术理论范式（包括对发展主义的批评）转向更具全球性和区域性的视野则是由经济危机直接推动的。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蔓延至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全球性的经济恐慌甚嚣尘上，印尼政治也受到这场危机的深刻影响并开始变革，把持政权三十二年的“发展之父”苏哈托被迫下台。这是“全球化”第一次触达大学层面，并作为分析社会文化变迁的锚点；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学术范式也因此逐渐失去往日的光辉。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作为另一个思考印尼当下社会进程的批判性进路，开始在印尼学界流行起来。2001年，《印尼人类学》（Antropologi Indonesia）杂志组织的国际专栏关注马来西亚国界与移民劳工，邀请了印尼科学研究院（Lembaga Ilmu Pengetahuan Indonesia）的Johanis和Riwanto Tirtosudarmo参与合作，标志着这个话题第一次进入大众视野。

事实上，移民劳工问题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外交关系中长期关注的核心问题。特别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这个问题还曾导致两国关系紧张。1997年经济危机期间该问题的严重性不断加剧。人类学家Dave Lumenta，Iwan. M. Pirous和Rhino Ariefiansyah与国际关系领域的年轻学者合作在这个问题上做了许多工作，他们的目标是将国际关系学的迁移理论与人类学关于身份建构的研究结合起来。这项研究表明（Hadi et. al 2005），迁移的原因与影响以及外国移民劳工的出现并不单纯是经济的结果，还与近几年移民产业的飞速发展、迁移基础设施（Migration Infrastructure）的私有化以及越来越多的移民经纪人与中介的参与密切相关。应马来西亚国际天主教迁移委员会（ICMC）的邀请，一些印尼大学人类学研究中心的人类学家基于对沙巴州人口贩卖的调查研究制作了影片，作为马来西亚警察的培训材料。在新国立（NUS）2017年举办的移民工业会议上，Azis、Ariefiansyah以及Utami展示了印尼移民的案例，以及对移民中介业务的考察。

全球化给政治、经济、文化和身份认同带来的影响，实际上比那些在早期迁移理论中极具影响力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推测的更加复杂。此外，从方法论上看，对迁移的研究还凸显出一种方法论的不足——由于本地化的“田野工作”支配了人类学方法，并没有学科实践上的转型来匹配这个民族志学家描述的剧烈变化的世界。随着群体的迁移并在新的区域重组，他们重构了他们的历史和族群生活，人类学的描述性实践必须处理这一棘手的、非本地的民族志中的“民族”（Ethno）现实。

跨国主义这一新的范式提出了新的问题，因为移民身份、种族和民族身份并不总是完美的交叠。在印尼-马来西亚边界移民这一案例中，移民和本地人群在种族、文化和历史上并没有明显的区分。模糊的“地域性”（Territoriality）让东南亚地区的民族身份构建过程更加复杂和矛盾。与民族国家能够整合多元人群成为一个单一的、同质的民族观点相悖的是，东南亚国家常常困扰于少数民族身份的强化。如果民族国家这一概念可被视作是早期全球化（通过殖民主义）的产物，那么跨国与迁移研究证明了，全球化事实上产生了差异化的而非同质化的影响。因此，在东南亚的语境中，移民劳工常常被置于完全不同的境遇与背景之中，他们面对着不同的身份现实。

Dave Lumenta 2008年提交给京都大学的博士论文研究了国家形成（State-making）过程中国家与流动人群的关系。他的研究不仅涉及广阔的地理区域，还囊括了自1900年至2007年的长时历史。他反思了流动人群是否一直是国家建设中令人头疼的群体，以及流动人群与空间路径和国家统治特征有何种关联。这一研究通过广阔的视野和多个民族志工作地点的选择，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推动了印尼人类学的进步。

除了印尼-马来西亚的边界议题，印尼学者也关注其他的边界区域。比如，Johanis Haba和Yanuatrius Koli Bau（2005）对印尼与东帝汶的研究，Ardhana（2005）对泰国与缅甸边界的研究，以及Maunati（2005）对泰国其他边界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的成果发表在由Riwanto Tirtosudarmo和Johanis Haba组织的《印尼人类学》第四期国际专刊“东南亚的跨边界活动，身份政治与公民”专栏上。

区域研究中的印尼人类学

最近十年，印尼学者与外国学者合作进行的区域研究发展迅速。许多情况下，印尼学者被邀请成为外国合作者，在印尼境内共同开展研究，这让印尼学者的角色出现了新的矛盾：一方面，印尼学者仍然充当印尼社会的专家，而非印尼之外的区域文化专家；另一方面，关于印尼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依旧由非印尼人生产。我们发现，虽然这些合作项目看起来是区域性的——至少外国科学家这么认为——但印尼合作者表示，他们被要求主要研究他们自己的社会。这样一种不平等的地位让印尼人类学更具自我民族志的属性而非比较研究，与此同时那些来自其他地区的研究者在跨民族国家边界的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

上述研究的一些案例包括2005-2006年在印尼和越南进行的HIV项目，东南亚视野下的文化概念研究（2006-2007），印尼、泰国和新加坡的移民经验（2007年）等等。第一个项目含括了荷兰（通过荷兰-越南医药协会）、越南和印尼三个国家，而Irwan M. Hidayana被邀请负责印尼的个案。（Hidayana，2012）

另一个例子是从学生的视角或认知图示来思考东南亚的概念，做比较研究。该项目由新国立大学的Eric. C Thompson领导，覆盖了印尼、泰国、新加坡和菲律宾。同样，Irwan M. Hidayana和Iwan M. Pirous呈现了在该问题上印尼学生的观点（Thompson et al. 2007）。Pirous还参与了另一个比较研究的项目，也是由Thompson领导的针对印尼、泰国和新加坡的调查，关注泰国与印尼移民的看法、知识和经验。

大量的所谓“印尼学家”（Indonesianists）从世界各地涌现出来，他们来自不同的学术机构，有着复杂多样的学科背景。他们在印尼进行的民族志工作，显著影响了我们对印尼问题的理解，推动了印尼研究的进步。这些成果为印尼与世界建立联系提供了重要途径。我们呼吁印尼本土学者们能够从这些成果中汲取养分，丰富他们对本国民族与文化的理解。在互联网普及之前，印尼学者们要想看到上述成果并不容易，而组织国际学术活动便成为一个重要突破，给了印尼本土学者与“印尼学家”们一个相互认识、建立友谊的机会。

比如，2000到2017年《印尼人类学》杂志收录的国际专题研讨就是一个很好的沟通媒介，让我们了解到双方（本土学者与外国印尼学家）关注的话题是如此广泛，不仅涉及印尼社会文化现象，还包括这些现象与全球化的关联。印尼人类学与亚洲的联系也在专题研讨中体现了出来，第四次专题研讨的主题便是：“全球变迁背景下的印尼：搭建合作与友谊？”（2005）通过持续的专题研讨生产的新知识和跨国知识合作对印尼人类学的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回应全球威胁

作为一个沿着赤道分布、被海洋与其他国家环绕的群岛国家，印尼拥有一个在宗教和种族上都极具异质性的社会。印尼民众的生活、国家独立性和自然环境都面临着不断增长的全球性挑战和威胁。气候变化及其对农、林、渔业的影响是其中之一，想要推翻基本法、用全球性的伊斯兰国来取代印尼统一与“潘查希拉”（Pancasila）意识形态的恐怖主义与激进主义是另一个威胁。这些全球性的挑战促使印尼人类学者努力为国家与民众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

全球气候变化已经给农业和其他自然资源管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为了了解印尼农民应对上述非常风险的具体需求，荷兰农业气象学家Stigter与Winarto合作，开展了一项涵盖学科内外的协作项目，为农民提供“气候服务”。在Winarto过去十年的工作中，她为在印尼人类学实践与方法论方面都做出了贡献。同时作为民族志者——在两种支配性知识（科学知识与地方知识）之间的“文化翻译者”——和协助者，Winarto和Stigter在西爪哇和西努山登加拉将“科学田间商店（Science Field Shops）”这一气候服务方式制度化。通过这种扩展性的方法，他们为当地的农民提供了一个长期的教育环境。（见Winarto与Stigter 2011, 2013, 2016, 2017；Winarto et al. 2011, 2013, 2015, 2017）

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与激进主义在过去数十年间遍布了整个印尼。在印尼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提前防范各地可能的突发事件的同时，一群人类学者也通过他们的研究和发表承担了民族志者和政治守护者的双重角色。其中包括来自亚齐大学的AI Chaidar和印尼大学的一名博士候选人。AI Chaidar的研究关注在一些国家发生的恐怖主义活动，并已经发表了大量有关政治暴力的论文。（Chaidar和Sahrasad 2012, 2013；Sahrasad和Chaidar 2015；Chaidar et al. 2016）他的工作是人类学工作的一个典例，表明人类学者可以通过社会文化进路，为降低暴力事件发生的风险、减轻此类事件的影响提供全面的知识。

原教旨主义与激进主义流行于印尼的最典型事件，非2016年一系列的群众游行莫属。当年的游行反映了人们对非穆斯林雅加达前省长（钟万学）宗教言论的强烈抗议，是一种无法容忍的情绪表达。这些运动事实上严重违反了印尼国家法律与根本哲学“潘查希拉（Pancasila）”和“多元同一（Binneka Tunggal Ika）”的国家格言。看到这些对印尼民族身份的威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集中出现，从亚齐到巴布亚，全印尼的人类学家都团结整合了起来，形成了统一的声音和共同的行动：“印尼性危机：维护印尼多元与包容品格的人类学行动”（Darurat Keindonesiaan: Gerakan Antropologi untuk Indonesia yang Bineka dan Inklusif）。通过数字网络的传播，已经有多达3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印尼人类学者参加了该行动。在同一天——2016年12月16号——各地人类学者一起通过新闻发布会、电视或广播等形式发布了他们的宣言（见Antropologi untuk Indonesia 2016）。对印尼政府和社会公众来说，这是一个标志性的、出人意料的时刻，也是第一个由印尼科学家发布的正式宣言。随后，印尼人类学家们有了一个特殊的听众——时任印尼总统的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在这场学者与总统的交流会上，人类学者们分享了他们对维持印尼多样性、塑造包容性社会的观点。（Antropologi untuk Indonesia 2017）

在印度尼西亚内部努力应对和解决来自全球的威胁，已经成为印尼人类学者们一个重要的工作。这也证明，人类学者在印尼的活动对解决可能危及民族国家与社会多样性的新问题至关重要。

印尼人类学在亚洲

如前所述，荷兰殖民历史、去殖民化的过程，以及在多元社会中塑造新印尼民族的努力都深刻影响了印尼人类学的发展。印尼人类学家们关注民族建构、发展项目、苏哈托及其倒台后的多样性问题以及全球威胁。这些研究导向指引着人类学学科教学、研究和发表，绝大多数成果基于国家边界之内的田野工作。印尼人类学之父昆贾拉宁达赋予了该学科强烈的实用取向——以“自我（self）”研究“它自身（itself）”（或者说，在民族国家内部的“他者”）为基础，采取“他人（others）”的理论或概念框架（通常是西方国家、有时借鉴日本）。为国家的实际需求制作民族志作品，已经成为印尼人类学一个特别的品性。自1990年代以来，印尼人类学家表达了一种强烈的渴望，要创造和发展真正的、本土生成的学术范式理论。

由此，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是在印尼之外的亚洲地区开展田野工作。这同样基于印尼人希望更好的了解东南亚和东亚邻国的实际需要。在实用主义考量之外，这一类型的田野工作还推动了印尼各大学区域民族志教学的进步，通过印尼学者和非印尼学者的合作网络让印尼人类学与该区域建立了一个更加紧密的联系。

近年来，这种现实主义模式（“realist”mode）、基于一时一地（“single-site mise en scène”）民族志的传统田野工作被批判性的予以审视（Marcus 1998）。全球化、现代化以及国际威胁已经渗透进印尼人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个正在转变的国内民族志范式与一个更具全球性和地区性语境的理论相互呼应。流动、迁移和身份认同弱化了民族国家的边界，跨国主义逐渐成为公民关注的焦点，也是印尼和东南亚学者研究的重点。除此之外，其他议题的重要性也日益增长，如民主、公民社会、性别不平等、可持续资源管理和人权，以及宗教间对话、媒体、健康问题、金融与货币危机、气候变化、恐怖主义与激进主义等等等等。这些问题给印尼与世界（特别是亚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提供了合作路径，尤其是对于有着相似兴趣和彼此关切的学者们——多种多样的比较研究、合作交换研究项目、学术活动与出版刊物提供了许多机会，印尼人类学可以借此丰富民族志内容、完善研究方法、扩展概念和理论分析视野、开拓学术网络和链接。

尽管当前的印尼人类学已经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但问题依然存在。印尼人类学在何种程度上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概念、理论与方法框架，非印尼人是否能够从印尼民族志中获益，以及印尼人类学者能否为作为全球学科的人类学贡献自己的独特智慧，仍有待未来的观察与实践。

作者：Yunita T. Winarto ；Iwan M. Pirous

译者：尹楷珺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立场无关，文责自负。引用、转载请标注作者信息及文章出处。

来源：澎湃新闻客户端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