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朝建立以来，实行了不少的文字狱，其文字狱主要针对的是反清、反满的言论，而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明史案以及吕留良、曾静案。吕留良、曾静案又是所有文字狱案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从中可以反映出清朝部分反清文人的心理，以及雍正、乾隆二帝对民间言论的不同态度。
清朝建立以来，实行了不少的文字狱，其文字狱主要针对的是反清、反满的言论，而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明史案以及吕留良、曾静案。吕留良、曾静案又是所有文字狱案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从中可以反映出清朝部分反清文人的心理，以及雍正、乾隆二帝对民间言论的不同态度。
吕留良，原名光轮，是明末清初的文人。吕留良是科举型的学霸，他24岁应科举，为邑诸生，每次考试都能够夺冠，在当时的声望很高。有文献记载他“凡天文、谶纬、乐律、兵法、星卜、算术、灵兰、青乌、丹经、梵志之书，无不洞晓。”
1644年，明朝灭亡，清军入关。吕留良散家财召募义勇，参与到了浙江的抗清事业之中，但很快遭遇失败。1655年，陆文霦邀请吕留良评选清初的科举文章，编辑为《五科程墨》。在这篇文章中，吕留良大肆宣传反清言论，说“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
1665年，浙江学使至嘉兴考核生员，吕留良拒不应试，所以被革除诸生。此后，吕留良就在桐乡归隐，著书立说。他书写的文章依然还是以评选清朝的科举文章为主，宣传的思想也主要是“夷夏之防”。
1678年，康熙皇帝为了笼络明遗文人，开开博学鸿词科，征聘天下山林隐士。吕留良拒绝清廷的邀请，选择隐居讲学。而他的隐居讲学又和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不同，黄宗羲等人专心于学术研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是清朝学术的开创者，而吕留良则专门传播反清言论，表达一些愤世嫉俗的思想，因此他在学术上基本没有什么成就。1683年，吕留良因病去世。
康熙皇帝推行“以宽治国”，对于明朝遗留文人的言论没有太过于追究，所以黄宗羲、顾炎武和吕留良等人才能够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吕留良虽然归隐山林，但他在全国四处游历，写了诗篇无数。而他的弟子也很多，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力。
平心而论，吕留良这种言论在历朝历代都是容不下的。他在清朝宣传“夷夏大防”“反清复明”，就好比在明朝宣传反明，在宋朝宣传反宋，没有任何王朝能够允许百姓宣传反对本朝的言论，就算是言论最为自由，对文人对好的宋朝也是不行的。但康熙出于笼络士人的考虑，并没有将之杀害，而允许他写书、讲学、游历，这恐怕在古代也非常罕见。
吕留良由于坚持“夷夏大防”，因而在明末清初的大背景下能够名气大增，而弟子也比较多。其中一名激进的弟子叫做曾静，湖南永兴人，是县学生员。他曾经去应试靖州时，读了几篇吕留良评点的文章，对吕留良“夷夏大防”的反清言论十分钦佩，于是专门派人去吕江拜访，以求书籍。当时吕留良已经去世，其子吕毅中将父亲的遗书全部送给了曾静。此后曾静写下《知新录》，也是一本宣传反清言论的书籍，其中的核心思想是“中原陆沉，夷狄乘虚，窃据神器，乾坤翻复”；“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
曾静之所以激进，是因为他不仅要发表反清言论，还要付诸行动。康熙晚年，清朝内部出现了“九子夺嫡”事件，虽然没有波及民间，但许多传闻也在民间广泛传播。曾静认为，清朝已经到了快灭亡的时候，于是就想联络人来推翻清朝，而他找的人是清朝汉八旗的将领岳钟琪。
岳钟琪是清朝著名的将领，四川人，据说是岳飞的后裔。康熙晚年，出兵西藏对付准噶尔，岳钟琪带领的西路军从四川杀到拉萨，战功赫赫。雍正初年，岳钟琪又跟随年羹尧出征青海，平定了罗卜藏丹津之乱。此后，他升为川陕总督，在西南地区和鄂尔泰一起主持“改土归流”；雍正后期，又驻扎甘肃，出兵准噶尔。乾隆时期，参与大小金川之战，功勋卓著。乾隆皇帝称之为“三朝武臣巨擘” 。
岳钟琪
岳钟琪在雍正时期位列川陕总督，控制着西南和西北大片地区的兵马，地位非常之高。也因为此，朝廷中许多人对岳钟琪不满，许多流言蜚语就传到了民间。曾静听到这些言论后，认为岳钟琪和雍正帝有矛盾，所以就想策动岳钟琪起兵反清。
雍正六年，曾静让张熙、张勘带着书信到成都。此时的岳钟琪已经担任川陕总督，就任于西安，于是二人又赶到了西安。二人经过调查后发现岳钟琪深的雍正的信任，传闻并不可信，于是张勘取消了计划，回到了湖南。而张熙心有不甘，决定留下来。有一天，他在府衙拦截了岳钟琪的轿子，将信件交给了岳钟琪。
投书岳钟琪，其书信不仅建议岳钟琪反清，而且还列举出所谓的雍正十大罪状，分别是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佞。以上的这些所谓的罪状，先不管到底是不是真的，就算是真的，古代哪个帝王允许这样的言论出现呢？
岳钟琪见信件署名“南海无主游民”，就初步判断出这信有问题。他冷静处理，立即将张熙缉拿，然后通知陕西巡抚、陕西按察使司一起审理此案。但张熙拒绝招供。岳钟琪不敢怠慢，又立即给雍正上密折，准备将张熙押送北京，让皇帝亲自审问。但雍正表达了对岳钟琪的信任，并要求岳钟琪采取其他特别的手段来审问。
岳钟琪又和陕西巡抚、陕西按察使司商议。随后，岳钟琪暗中邀请张熙密谈，表明自己的刑讯逼供是逼不得已的表面工作，而且那也只是为了试一试张熙是否可靠。岳钟琪还说现在对张熙十分信任，并愿意共举反清大业。没想到，张熙听了岳钟琪的话后大为感动，直接将自己的老师曾静说了出来。
此后，吕留良的家人、曾静与其书信往来之人被抓到北京，雍正帝表示要亲自审问。在多次审问之下，曾静彻底认罪，并写下了四十七份口供。
曾静认罪后，雍正帝并没有将之杀害，而是试图将之作为反面例子来宣传。为此，雍正帝写下著名的《大义觉迷录》，对曾静的《知新录》进行了一一的反驳。
《大义觉迷录》主要反驳的是中国古代的“华夷之辨”的思想，强调蛮夷也属于中国的一部分，认为蛮夷之所以叫做蛮夷，不是民族本质上的区别，而是经济发展存在差异。此书写作的机动虽然是为清朝的合法性做理论上的辩护，但其中反映的民族思想的确在古代是非常先进的。直到现在，我们坚持的一些民族理念也和《大义觉迷录》的一致。
此后，雍正帝让官员带着曾静到江南地区宣讲，让曾静自己去批判吕留良等人的言论，这一招不杀人，但诛心。而吕留良虽然已经去世，其尸体也被挖出来戮尸枭示，吕留良的族人则基本被处死。对于吕留良写下的书籍就全部焚毁，有私藏吕留良著作的士人也遭到了株连，死者甚众。
雍正帝认为吕留良用思想来鼓动群众反清，所以是最大恶疾。而曾静属于被鼓动着，而且认罪态度好，所以没有处死。为了展示自己的宽宏大量，雍正帝还赦免了吕留良家族成员的死罪，将他们全部发配到了宁古塔。
雍正皇帝还要求地方官员和读书人都要读《大义觉迷录》，并要求朝廷官员对吕留良的言论进行批判，朝廷还将批判吕留良的文章汇编起来，发到地方以供阅读。但这样又出现了一个不良影响：民间百姓可不管吕留良写的是真是假，他们看了吕留良的言论后，将认为“此地无银三百两”。而通过这种方式，一些宫中的争权夺利话题成为了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给皇家神圣不可高攀的形象造成了不良影响。
乾隆即位后，认为完全没必要和这些文人讲道理，因为民间根本不会相信这些。于是乾隆直接处死了曾静等人，并下令禁止《大义觉迷录》的传播。可见，雍正和乾隆在治理国家上完全是不同的模式，雍正喜欢比较严厉，工于计谋，注重自身的仁义形象，而乾隆是铁血手腕，不择手段，只在乎表面行为是否仁义。
雍正帝为了引出同情吕留良的文人，就允许地方官员和学生各抒己见，表达对吕留良案的看法。这一招，在《韩非子》中叫做“倒言反事”，我们通俗称之为“引蛇出洞”。结果浙江一位叫做齐周华的文人真信了，他写了一封《请求释放吕留良子孙疏》，疏中的内容主张是有两点：1，吕留良宣传的是圣人的言论，并无不妥；2，吕留良已经去世几十年，此案与之无关。
齐周华先将意见书交给了学政，学政认为此事闹大了对谁都不好，所以强压了下来。但齐周华竟然头铁，直接到京城将意见书交给了刑部。刑部也不想让事态扩大化，就直接以《大清律例》中禁止越级上访的条款为理由，将之打回地方。浙江巡抚和学政劝说齐周华不要上书，不然会引起不必要的杀戮。但齐周华就是不听，非要上书。于是，浙江巡抚和学政就直接给齐周华定了一个诬告的罪名，让刑部来发落。
恰逢闽浙总督来浙江巡查，齐周华就让自己的儿子去告状。总督听了这件事情后，不敢隐瞒，就直接告诉了雍正皇帝。雍正皇帝直接下令，让地方政府永久监禁齐周华。这个头铁的齐周华，这么折腾下来，闹了个终生监禁。
不过齐周华的运气不错，不久雍正帝就去世了，乾隆即位。乾隆帝宣布大赦，齐周华得以重获自由。此后的30年，齐周华浪迹山水之间，在武当山出家为道士。乾隆二十年，他的家人将他接了回去。回家后，他想变卖田宅家产来出版自己的著作，但遭到家人的反对。齐周华一怒之下就去官府诬告自己的妻子“老而奇淫”“人尽皆夫”，还诬告儿子毒打自己。因他无理取闹，被逐出了家族。
乾隆三十二年，浙江巡抚熊学鹏到天台县视察，齐周华为了让自己的著作出版就恳求熊学鹏为书籍题序。而让人搞不明白的就是齐周华还将诬告妻子犯奸、堂弟齐召南寄银生息、另一位堂弟齐轩南包讼陷人的诬告词都呈上了，甚至自己当年写的《请求释放吕留良子孙疏》也在其中。熊学鹏认为此人思想有问题，当场就下令将之逮捕，并到他家搜查，查出问题言论书籍多种。乾隆皇帝得知后，直接处死了齐周华，他的书籍也被烧毁。
乾隆帝
吕留良案、曾静案和齐周华案合起来，算是一件比较连贯的，且影响很大的文字狱案。从中可以看出，清朝的文字狱主要针对反清的言论，至于其他的异端思想或者自由思想，清朝并没有明确禁止的态度。这也是为什么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能够在清朝著书立说的原因。而吕留良、曾静、齐周华等人的言论过于偏激，已经触碰到古代专制王朝的底线，最终引发文字案也是正常不过的了。
来源：北斗维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