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3月26日，香港立法会三读通过《法院（遥距聆讯）条例草案》，随着记名表决系统亮起绿灯，草案正式通过，并于3月28日刊宪生效。

香港立法会大楼的议事厅里，一名议员举起手中的《法院（遥距聆讯）条例草案》，深蓝色的文件封皮在灯光下泛着金属光泽。

“这是普通法世界的一次突破性尝试。”他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遍全场。

2025年3月26日，香港立法会三读通过《法院（遥距聆讯）条例草案》，随着记名表决系统亮起绿灯，草案正式通过，并于3月28日刊宪生效。

这部酝酿三年的法案正式改写香港司法史，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场迟到三年的庭审

时针拨回2022年春天，香港某区法院，戴着N95口罩的周律师正焦灼地翻着文件。他的当事人张女士因跨境贸易纠纷被诉，本该当日出庭，因疫情封控滞留内地。

“法官大人，我们申请延期……”话音未落，书记官突然举起手机：“对方律师刚接入视频会议。”

这场始料未及的“临时远程聆讯”，成为香港司法史上的全新画面——法官在消毒湿巾擦拭过的平板电脑前听取证词，书记官举着手机在法庭内走动拍摄物证，旁听席上的记者伸长脖子试图看清电视屏幕里的细节。

“当时我们就像摸着石头过河。”参与该案的司法机构IT主管李工程师回忆，他们连夜架设了4G信号增强器，甚至拆下法庭门板当临时支架。这场土法炼钢式的远程审理，意外催生了制度变革的萌芽。

早在2020年，香港司法机构就开始在各级法院进行远程聆讯的尝试，至今已成功进行超过2100宗远程聆讯，实践经验与庭审反馈为立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立法长跑中的攻防战

在立法过程中，立法会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公众咨询。草案委员会共举行了六次会议。

2021年司法机构向立法会提交咨询文件时，曾引发激烈争论。法律界担心，屏幕正义会削弱司法庄严，人权组织忧虑弱势群体面临数字鸿沟。

最具戏剧性的转折出现在2023年二读辩论，建制派议员突然提出修正案，要求全面禁止国家安全案件适用远程程序。

“当法警押解重犯穿过走廊时，谁能保证视频信号不被劫持？”保安局官员在闭门会议中展示模拟画面：戴着电子脚镣的嫌犯在镜头死角比划暗号，技术人员随即演示如何通过AI算法捕捉异常肢体语言。

经过三个月拉锯，各方最终达成妥协——国安案件全面禁止远程审理，但允许在其他刑事程序中有限使用。

这部230页的法案藏着诸多精妙设计：采用白名单制度，只有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指定的23种实时通讯工具可用；引入“数字法庭礼仪”，要求参与者必须保证摄像头覆盖整个房间。

最严厉的是新增“第五级罪行”，偷录庭审者被定性为刑事罪行，最高可被判处5年监禁及罚款10万元。这一条款的设立，旨在保护司法程序的完整性和公正性，防止未经授权的干扰和泄露。

云端法庭进行时

2024年5月，一宗离婚案在沙田法院开庭。原告方律师在伦敦寓所接入系统，被告在元朗茶餐厅用司法机构提供的平板电脑应诉，家事法庭调解员则身处深圳隔离酒店。三方画面经过加密传输，在法庭中央的曲面屏上实时拼接。

“请双方确认所处环境私密性。”法官话音刚落，茶餐厅背景里突然传来侍应生的吆喝。现场顿时哄笑，被告尴尬地躲进储物间。

这个插曲被写进报告，促使司法机构增设“环境审查”环节。现在，当事人登录后需先360度环拍所处空间。

统计显示，在1273宗采用远程程序的民事案件中，平均排期时间缩短42%。最令人意外的是，赡养费纠纷调解成功率提升18%，心理学家分析“隔屏对话”降低了当事人正面冲突的几率。

但在东区法院，一宗保险索赔案因证人坚持“必须看着法官眼睛说话”，被迫转为实体聆讯，暴露出现实与技术的角力。

《法院（遥距聆讯）条例》明确了“遥距聆讯”的定义，即法院命令通过遥距媒介进行的法律程序。这些遥距媒介包括语音直播联系、音视直播联系，以及任何其他由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指定的实时通讯设施。

钢索上的平衡术

在湾仔律政中心，负责法案落地的一位法官，他的办公室摆着三台不同品牌的会议设备。“我们就像在搭建数字时代的正义剧场。”

他指着墙上《十二怒汉》海报说，既要保留对抗式诉讼的戏剧张力，又要避免技术异化司法本质。

在争议声中，司法机构在不断升级虚拟法庭系统。

“1937年香港引入电话报案，1984年启用电脑记录系统，现在我们要在元宇宙里守护普通法精神。”香港一位法官笑着说。

按照计划，香港将在六个月后开始在刑事法律程序中分阶段推行遥距聆讯。这一举措，将使更多的案件能够受益于远程审判的便利和高效。

显然，香港成为普通法系辖区中首个全面规制远程审讯的地区。这不仅填补了此前法院在远程司法程序方面的立法空白，还进一步巩固了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中心的地位。㳒

来源：安元鼎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