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辆装甲列车沿着铁路线一英寸一英寸地向前移动，前面有一辆清道车开路，一小队士兵在搜索着路基上的地雷，旁边成单列纵队的步兵在行进。
1
上午九点钟左右，我们来到台儿庄附近。
明媚的阳光洒在台儿庄周围的平原上，早春嫩绿的庄稼扬眉吐气。
三架日军侦察机在我们头顶来回盘旋，观察昨夜的那场灾难。
一辆装甲列车沿着铁路线一英寸一英寸地向前移动，前面有一辆清道车开路，一小队士兵在搜索着路基上的地雷，旁边成单列纵队的步兵在行进。
一队队的担架队抬着伤员穿过农田，步履艰难地向铁路终点的包扎所走去。
运河边上，战士们在无数的掩蔽体周围蹓跶。
另一些人推着炮架走过用小船和驳船搭成的浮桥。
北岸掩体更多一些，是中国人主要的射击阵地。
向东几百米是城墙的断壁残垣。
城墙里是一幅遭到彻底破坏的景象:房屋炸成碎片，街道遍布瓦砾，到处都是掩体，树木弹痕累累，折尽了枝叉。
战斗进行时，这里是怎样的一座地狱啊！
池峰城将军已经把三十一师的师部移进城里，我们到达时，池将军正在与三十兵团的司令员田镇南谈话。
池将军如此年轻使我惊讶，我原以为是位更年长的人在指挥这个冲杀在第一线的师，不料却见到一个矮个子，宽肩膀，三十四岁的军官。
他卷曲的黑发向后梳着，黄褐色的粗布裤子，用扣子和皮带松松地吊在腰间直到脚踝，是条老式的步兵裤，上身穿着一件颜色相同的短而宽松的西式风衣。
他的性格是生气勃勃的，用简短、生动的语言讲述了过去几天的战斗，主要情节与我们在孙将军司令部听到的差不多。
他说:“城东面指挥员用电话报告我，日军在施放毒气。我问他是什么样的，他说眼睛疼痛，鼻孔烧燎。我说，‘戴上你们的防毒面罩，不要退却——是催泪瓦斯。＇而后，我命令一支后备队去增援并发起进攻。我们使用了手榴弹和大刀，战斗达到白热化，日本人退却了。今天早晨四点钟，只剩下城东南角的一座房子还在据守。我们喊话叫他们投降，他们仍继续射击。所以我们放火把他们赶了出来。这是我们的部分战利品。”
他指给我们看堆在那里的步枪、手榴弹、机枪、唱片、日记本、训练手册和三根装催泪瓦斯的金属管。
在他讲述的过程中田镇南将军始终没开口。
他是位年长些的军官，一个老派的性情和善的人。
他建议我们去看看战场。
我们先去被日本人占领了一个星期的这座城市三分之一的东部地区。
爬过沙袋垒筑的工事，小心地跨过铁丝网，我们进入了一个死城。
日本人没时间掩埋他们的死者，到处都有黑色的残骸，说明直到最后一分钟日军还在焚烧战死者的尸体。
一个中国老农民趴在街上，他那失去了生命的手还抓着一只鹅的双脚。
再往前有一个妇女的尸体，未出世的胎儿从她破裂的肚子里突了出来。
真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可怕景象！
走到北部城墙外的田野上，我们看到了四辆被炸毁的坦克，坦克兵肿胀的尸体躺在外面。
这种坦克是中型的，每辆配置一门54毫米口径的大炮和两挺6.5毫米的机关枪。
池将军向我们描述了他们打坦克的方法。
他说:“敌人打算用二十辆坦克攻击北城墙，我们在城墙上安放了反坦克炮，同时派战士隐蔽在田野的沟坎里，每人带八枚手榴弹，每四个扎成一束。当坦克开到他们旁边时，战士们就将手榴弹束投向坦克履带。二十辆坦克中，有十三辆是用这种方法或被反坦克炮击毁的，其他被迫撤退了。有九辆被击毁的坦克被日军在夜间用牵引车拖走了，这四辆还留在这儿。"
我们听说城北两英里的邵庄有个被中国军队炮火摧毁的日军炮兵阵地，有近三百匹战马被击毙。
那天下午，池将军派了一个五十人的巡逻队护送我们去看看。
路上没有出事。
北边远处沉闷的隆隆炮声，说明敌人距此很远。
邵庄仅有几间农舍，屋前留有规则间隔的炮车的辙印。
炮群周围的地面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弹坑。
十二辆弹药卡车和拖车翻倒在这些房屋的一侧。
房子的墙壁变成了碎石瓦砾。
墙内有二十五或三十五匹马的尸体，其他地方也到处横着马尸。
显然是中国军队155毫米口径的大炮准确地击中了这个地方。
我们返回时已近黄昏，可真是紧张的一天。
艾文斯，费诺，凯帕，爱泼斯坦很有收获，他们拍摄了别人不可能得到的新闻影片。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胜利的一天，人人精神振奋。
队列的前头有人开始唱起歌来，突然歌声被打断了。
一串子弹扫射过来，巡逻队立刻隐蔽到路左侧的沟里。
我的位置在队伍的中部，我看见一个怪物挣扎着从一个弹坑向约四十米的路右侧移动。
我也转移到弹坑对面的沟里。
似乎是一个巡逻兵发现弹坑里有条毯子，打算用枪管把它挑上来。
一排子弹从毯子下面打了出来，一个脚部受伤的日本兵藏在绿褐色的军毯下躲在这个掩体里。
事情有些令人伤感。
这个人不肯投降，他不时地从毯子底下抬胳膊，盲目地向巡逻兵射击。
巡逻兵开火了，但除了他抬起手臂射击时，很难瞄准他。
最后，一个士兵爬到日本兵的侧面，投了一颗手榴弹。
手榴弹爆炸的地方离我们倒更近些，引起了同志们一阵责骂。
第二个手榴弹扔到弹坑边上，结束了这场力量悬殊的战斗。
回到台儿庄，指挥官们正为我们冒险前去观察而耽心，因为战场还未清扫，掉队的敌兵随时会出现在刚刚结束的战场上。
到前线去的观察者是不能期望路上洒满玫瑰花的。
池、田两位将军陪我们回到司令部，它已迁到离台儿庄更近的地方。
孙连仲将军在等着我们共进晚餐。
又是一个难忘的夜晚。
在人们的记忆中，中国第一次赢得了抵抗具有现代军事装备的外国侵略者的战役，而正是在座的人们指挥了这场战斗，其欢乐是可以理解的。
六个月以前，甚至是一个月以前，抵抗还被认为是徒劳的。
他们也曾进行过战斗，只是因为不抵抗就放弃土地不是他们的天性，但战胜日本军事强权的希望很渺茫。
现在对方在阵地战中被征服了，虽然它以后会卷土重来，但他们懂得了敌人不是不可战胜的。
从此，台儿庄战役将是中国人民希望的象征，鼓舞他们更加努力地去战斗。
孙将军要来了一些黄酒，我们为新的，强大而统一的中国干杯。
特迪·塔唱起两首他新作的歌曲，《献身》和《战旗歌》，其他人随声合唱，庭院的围墙回荡着他们欢乐的歌声。
过了一会儿，池将军问道:“你们听说过我们的战士是怎样评价武器的效力的吗？”
我曾听说过部队嘲笑轰炸机的炸弹，现在倒想听听他的解释。
他说:“战士们说日军炸弹的威力不如火炮，火炮的威力不如机关枪，而我们的手榴弹强于敌人的机关枪，我们的大刀则是最有效的。”
我们对这个简单化了的分析报以大笑，但战士们的观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肉搏战中，他们赢得了一次胜利。
我问孙将军，日军为什么会跑掉？
他答道:“我们占领了台儿庄周围的村庄，村庄之间的地带并未很好地围住。"
我猜想他是注意了一条中国古老的格言，告诫人们对敌人不要包围得太严密，否则，敌人知道无路可逃时会更拼命地作战。
我还观察到一个情况令我不解。
中国军队主要的防御阵地都建在运河北岸，这与传统的军事原则，即把有效的天然屏障置于防御部队之前是相矛盾的。
我把这个问题向孙将军提出来，他眼里闪出亮光。
他说:“几个世纪以前有一位著名的军事家孙武子，曾就背水之兵有个著名的论断‘置于死地而后生。＇”
大家都为这巧妙的回答笑起来，因为实际上中国军队並未受到那么大的压力，迫使他们在运河南岸构筑强大的防御阵地。
从运河北面发起攻击更容易些，最后消灭了敌人。
2
几天后，我离开了这些愉快的朋友启程返回汉口。
日军一定会发起强大的攻势洗剧这次失败的耻辱，不过他们需要时间去调集增援部队。
中国军队似乎不想扩大他们的战果，可能是这次胜利多少有点使他们眩晕，也可能是怕陷入日本人的圈套。
不管怎样，几天之内是不会有什么不平常的军事行动的。
在汉口，我与德国军事顾问团冯·福尔肯豪森将军谈起这次战役。
以前访问这个城市时，我曾与他谈过几次，对他的军事判断深为佩服。
我怀疑过这个军事顾向团对中国的忠诚，因为他们来自与日本有亲密关系的国家。
当我认识了冯·福尔肯豪森将军的高度正直的品德后，这种怀疑消失了。
那时我就感觉到，现在我还是这样看，他对中国的事业做出了忠实的有价值的贡献。
由于中国军队没有扩大战果，将军十分焦急。
他激动地说:“我告诉蒋委员长，前进，进攻，充分利用已取得的胜利。然而他们什么也没做。日军将很快在徐州前面集结八个或十个师，那时就太晚了。现在他们能够消灭这小股士气低落的日军。这个打击会动摇日本本土国民的信心。”
他失望地向上举着双手。
唉，这是中国，是中国的战争。
中国人将按他们自己的方式进行战斗。
谁能说西方人认为是错误的东西就一定是危及中国事业的严重错误呢？
像台儿庄这样的胜利，一则是由于日本人的傲慢和无能，一则是中国人的勇气和机智。
日本人将会变得更加谨慎，而中国军队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战胜日军的顽强攻势。
中国的力量蕴藏于时间和幅员辽阔的国土，巧妙地运用这些因素，中国将能延长战争，减少军事力量的较量以适应经济耐力的基础。
因此，一次军事上的胜利具有重大的心理方面的意义，蒋委员长可能并不认为这个胜利可以看做中国军事力量总优势的标志。
有远见的政策一定是防御性的，不断地消耗敌人，使敌人在占领的漫长战线上耗尽他们的力量，而中国的军事力量却会完整地保存下来。
也许在台儿庄战役胜利中最有意义的因素是军队与老百姓的融洽关系。
孙连仲将军曾在他的军队里制定了伦理教育制度。
他的士兵为一个理想而战斗——拯救中国。
他们认识到老百姓是他们的同盟军，因而尊重爱护老百姓。
人民群众对他们的回答是在战区坚持工作，耕种农田，同军队合作。
战斗胜利的荣誉首先要归功于野战司令官孙连仲和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而部署在东部战线的军队对战役的胜利同样起了重要作用。
张自忠将军的部队在临沂北部作战，阻止了日军第一O五师，汤恩伯将军的部队位于临沂与台儿庄之间，支援他左翼的孙将军和右翼的张将军。
汤恩伯将军是另一个不介入政治的军事首脑。
他在战争爆发时指挥了英勇的南口保卫战，在台儿庄他又一次表现了重创敌军大量俘虏敌人的指挥能力。
3
战争进入了第一年最后季度。
我已看到过两个阵地战前线的军事行动，也看到了游击战的前线。
这两类战争，后者似乎更适合于中国的目标，不让日本得到胜利的果实，延长战争时间直到中国生长起足够力量赶走侵略者。
不过，这类抵抗的胜利依赖强有力的人民运动，特别是在敌人已经深入的地区。
同八路军在一起，我考察过这样的地区的一小部分。
现在，我在考虑去考察在敌人后方的整个地区，从内蒙的绥远，直到山东的海岸。
这不仅将显示人民运动的潜在力量，也可以提供机会去观察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统一战线实际上进行到了什么程度，因为在北方两党都有军队。
我预期的旅行是从陕西省的西安出发，向北到绥远边界上陕西省的榆林，然后继续向东北行约一百五十英里，再折向东和东南，最后回到郑州。
陆地上的距离大约是一千五百英里。
象通常一样，我的计划没告诉任何人。
只有不透露计划才能保密。
不过，在抵达郑州之前，我不作明确的决定，因为在我尝试北方之行以前可能应该回到徐州前线。
日本人正集结兵力准备重新向南面大举进攻。
彼得·弗莱明从伦敦来要为《伦敦泰晤士报》的一组文章搜集材料。
他想去看看徐州前线，我们决定同行，至少同到郑州。
才三十岁出头的弗莱明写出了到巴西、中国和中亚细亚旅行的书，已有了名气。
他安静，不傲慢，是个好的旅行伙伴。
因为常有空袭，通常从汉口只要十四小时的火车延长到了两天。
一有警报，火车头便脱钩往前开几百米，旅客疏散到田野，或躲藏在山谷，沟坎里。
当火车到达郑州时正赶上这个城市遭受特别厉害的空袭。
我们把行李扔到洋车上，直奔浸信会医院的大院，后面跟着洋车。
有十多个记者都在找去徐州的交通工具。
有的已来了一星期。
但是，中国人正向东面运兵，顾不上过问一般的旅客。
我们从程潜将军处了解到日本人集结兵力在徐州以北一百英里的滋阳(即今兖州)，从那里他们可以攻击徐州的东边或西边。
我正在思索也许我应该先到徐州，这时，我们的军事联络官约瑟夫·斯蒂威上校到了，他宣布要到徐州去。
这样一来，我的路线就清楚了。
徐州前线不必有两个美国观察员。
彼得·弗莱明可以陪同斯蒂威上校，我将西行，看看怎样到内蒙去。
这天夜晚我乘火车向西，去三百英里外的西安。
那是我开始和结束我同八路军一起的冬季旅行的地方。
我听说从西安到向北二百五十英里的共产党的政治总部延安，再往北二百英里到陕西——绥远的边上的榆林，是有一条普通的可以通卡车的道路的。
我的计划是先到延安呆上几天同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谈谈，然后北上榆林，希望在那儿找到一个巡逻队，护送我去内蒙马占山将军的司令部。
以后，就要看机会，藉助游击队领导人的厚意使我能通过华北到山东省。
全程将有一千五百英里，如果运气好，可以在五个月内完成。
到西安后，我再次拜访了省长蒋鼎文将军。
榆林和蒙古的部队直属中央政府，省长是能以代表蒋委员长的。
他热情地接待我。
“参赞，你可是看到了不少我们的战争啦”，他这样欢迎我。
我回答说，“是的，将军。可是，现在我希望再多看看。”
我简单地叙述了我的计划，又说，“我对占领区内人民同军队合作的意义印象很深。照我看，这是对你们的抗战极关重要的发展，我要考察一下这种合作的广度。另外，国际上很少知道在被占领区人民在多大程度上保持着中国的权力。日本人宣称他们实施最高的统治。从我看到的实情，他们的声明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我考察了他们全部控制的一些地区，我就有资格证实我看到的种种情形。”
“不过，参赞”他劝告说，“这样的旅行将是非常危险的。你为什么要去冒险呢？”
一刹时，我答不上来。
我从没有细想过是什么鞭策我去从事这些远征，只是有意识地在这个战争中要在一些主要因素上染指而已。
现在，我明白了，除去完成官方职责的愿望以外，还有深一层的动力。
我回答他，说出了心里话。
“我来自一个国家，那里的人民把自由、平等视为不可或缺的。为了保持这些权利，我们国家的人民经受过很多痛苦。我看到中国人民同样地爱自由爱平等。从我已经见到的，我相信他们为了后代的自由平等，准备牺牲自己的享受、家庭以至生命。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不能在这次冲突中偏向哪一边，但是，作为个人，我可以考察你们抵抗侵略的种种努力，甚至在最偏僻的地方。我将向全世界报道。以自由的名义，这种冒险是我国任何一个人都乐意去做的。”
我並非想要戏剧性或感情用事。
自由、平等是我的人权观中极为重要的基本之点，我现在发现了，我所见到的日本侵略者如此粗暴地把它们践踏在脚下，激起了我的灵魂下意识的反抗。
与之相反，我从中国人的斗争中看到了同我们的祖先在勒星顿、特凌顿、福吉峡谷（美国独立战争时进行过著名战役的地方）一样的精神。
蒋将军奇怪地绒默着。
从深思中恢复过来，我惊异地看到泪水流到了他棕黑色的双颊上。
他抹了抹泪水，声音有些沙哑地说道，“参赞，我没想到一个美国人能这末深地了解我们战斗的目标。你可以指望我无保留的合作。”
在八路军办事处我见到了林伯渠——中国共产党总部所在地、陕北特别行政区尊严的灰发的主席。
林是中共的伟大的长者，一九二二年就加入了共产党。
从高高的额头向后梳的灰发，还有灰色的胡须，显得仪容高贵，那副不太合适的眼镜，常常挂在一只耳朵上，给他增添了仁慈的气氛。
他是一位校长的儿子，读过古书，一度在国民党任要职，当蒋介石于一九二七年在南京成立右翼政府时，他公开谴责蒋，后来逃到俄国，在那里学习了四年。
回国后他在江西的中华苏维埃政府任财政部长。
现在他是特别行政区的主席，又领导着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
林同志对我的计划很热心，他为我写了给毛泽东和延安其他领导人的介绍信。
上次我在西安时，曾介绍林和马西教授合作，后者是瑞士人，领导着在西安的国际联盟反传染病小组。
他带来一个医院，十分希望建在八路军防区，因为他听说这个军队爱护伤员，只是医药和器械奇缺。
这时，我问到关于这个小组的消息。
林同志说，“我们把他们送到了延安。不过，国际联盟要求的监督太多了。"
我到延安后，要过问这件事。
林说，明天有一辆装医药物资的卡车到延安去，可以有我的座位。
这天晚上，蒋鼎文将军设晚宴招待我，他的大部分下属都参加了。
照中国的方式，我坐在主人的对面。
将军作了简短动人的讲话之后，很正式地一封一封地交给我六封介绍信。
信是给榆林的邓宝珊和高双城，给内蒙的马占山、傅作义、何柱国、门炳岳将军的。
他也要派卡车送我北去，我告诉他，八路军已作了安排。
带着蒋将军的良好祝愿，我回到宾馆，为艰辛的长途旅行准备行装。
来源：烟雨江南花又开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