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地区实现会师后，张国焘仗着自己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人多势众，公然伸手要官要权，个人野心没有实现后公然拒绝执行北上方针，企图达到枪指挥党的目的。在与张国焘作斗争过程中，毛泽东既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又讲究斗争策略的灵活性，在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
罗平汉等：长征过草地时毛泽东维护党和红军团结统一的策略与成效
学习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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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地区实现会师后，张国焘仗着自己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人多势众，公然伸手要官要权，个人野心没有实现后公然拒绝执行北上方针，企图达到枪指挥党的目的。在与张国焘作斗争过程中，毛泽东既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又讲究斗争策略的灵活性，在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中发挥出无法替代的作用，为最终实现三支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创造了条件。
关键词：毛泽东；北上方针；团结统一
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的懋功地区实现会师。两支主力红军会师时，中央红军经过一路转战减员严重，但仍有两万之众，并且大批的高中级干部和骨干得以保存，红四方面军更是发展到八万余人。这时，国民党川军已经屡遭红军重创，士气低落，“追剿”中央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还在川西地区，北面的胡宗南部还没有全部集结，如果红军主力抓住时机迅速北上，中国革命在川陕甘地区开创新局面是完全可能的。然而，两军会师没有多长时间，就发生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事件。在与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两军会师后张国焘的企图
1935年6月25日，在懋功的两河口，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与张国焘进行两军会师后的第一次会面。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两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并确定实行集中两军主力向北进攻，运用运动战大量歼敌，首先取得甘南地区，然后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为了实现此目标，“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或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对此，张国焘并没有明确提出反对意见。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通过了中革军委制订的《松潘战役计划》，并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陈昌浩（红四方面军总政委）为中革军委委员，解决了两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与统一指挥的问题。
就在两河口会议期间，张国焘向周恩来询问中央红军的实力。周恩来坦率地告诉他，遵义会议时有三万多人，现在可能不到了。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主力出发时有八万余人，但由于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导致在湘江战役中遭受重大损失，加上此前此后的战斗及非战斗减员，到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红一方面军人数只有两万人左右，而且由于一路转战，重武器都已丢失，长期得不到休整，已是一支疲惫之师。而此时的红四方面军刚从川陕苏区撤出，有正规部队五个军十一个师三十三个团，连同方面军直属机关、地方武装及随军行动的地方工作人员、职工等，共约十万人，人数是中央红军的数倍。于是，张国焘认为自己的红四方面军人数远远超过中央红军，谁领导谁应凭实力说话，不应由中共中央领导他，而应由他来领导中共中央，这是典型的用枪指挥党的思维。黄克诚曾分析说：“中央红军和毛泽东同志在红四方面军中有很高的威望。但是，这次两大主力红军会师时，由于中央红军大大削弱了，不仅人数不及四方面军多，而且服装不整，人疲马乏。红四方面军的一些同志一见这种情形，大失所望。当时红四方面军正处于鼎盛时期，兵力有八九万，人强马壮枪多，张国焘则不再把中央红军放在眼里了。”而在两河口会议上，他只是被增补为中革军委副主席，仅与王稼祥在军队的地位相当，对此他很不满足。
此时，张国焘个人野心迅速膨胀，除了认为自己有本钱，红四方面军的人数远远多于中央红军这个因素外，也自恃在党内资历老，认为自己有资格有能力当党和红军的领袖。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党员，中共一大代表并当选为中央局成员，此后长期在中共中央担任领导职务，而且是第五届和第六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五大前只设中央局，没有设立中共中央政治局）。1931年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成为鄂豫皖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而鄂豫皖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也是仅次于中央红军的中共第二大武装力量。在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中，只有他和毛泽东是一大代表，而在遵义会议前，他在党内的职务长期高于毛泽东。加之两军会师后，中央红军中个别人从个人目的出发，“歪曲地把一方面军的情况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偷偷地告诉了张国焘，而使张国焘起了歹心，认为中央红军不团结，有机可乘。”与此同时，凯丰、博古等人对红四方面军也确实存在某些偏见，“指责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还有什么‘军阀主义’啦，‘土匪作风’啦，‘政治落后’啦，甚至公开写文章抨击”，从而引起了红四方面军一些干部的反感，“这也给了张国焘以挑拨的借口。”
这样一来，两军会师后不久，张国焘就在红四方面军大肆散布对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不满言论。“张国焘从两河口回返茂县途中，经下东门见到了我。他对会见中央领导及两河口会议的情况，不愿多谈。只是说：中央红军一路很辛苦，减员很大，和我们刚到通南巴时的情形差不多。”并且开始否认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出平武、松潘，向甘南发展的方针，认为还是南下川西南为好。陈昌浩则回忆：“张国焘在前面开了两河口会议，打回来个电报，内容大意是情况不妙，可能是说中央红军留下不多了，埋藏好久的篡党思想可以公开了。”两河口会议后，中共中央派张国焘与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来红四方面军传达会议精神，但张国焘找了个理由将刘伯承留下。结果，张国焘回到红四方面军后，“中央好的东西一点也没谈”，谈的都是攻击中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的内容。
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内部贬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同时，开始对中央红军的干部实施拉拢之策。中央红军长征开始时共有五个军团，分别为红一、红三、红五、红八和红九军团，湘江战役后，因为红八军团原本就是长征前刚组建不久的新部队，在湘江战役中损失较大，这个军团随后被撤销，人员并入其他军团。两军会师后中央红军的四个军团中，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和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是中央红军的两大主力，张国焘很快将手伸向这两个军团。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便请聂荣臻和彭德怀吃饭，并提出要拨两个团给他们补充部队。张国焘了解到彭德怀在会理会议因误解受到了批评有委曲，就特地派他的秘书黄超前来慰问，还送去了几斤牛肉干和几升大米，并送去二三百块银元，这事引起了彭德怀的警惕，觉得张国焘此举“完全是旧军阀卑鄙的手段”。
另一方面，张国焘使用各种手段公然向中共中央伸手要官要权。按理，不论中央红军还是红四方面军，都是中共中央与中革军委统率的部队，必须接受其统一指挥，但张国焘于7月1日致电中共中央，要求“宜速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否则会使部队调动“参差零乱”，“而给敌人先机之利及各个击破或横截的可能”。过了几天，张国焘又向李富春（中央慰问团成员、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提出要改组充实红军总司令部，并且“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李富春感到事情重大，立即将情况报告了中共中央。
对张国焘提出的人事安排，中共中央一开始没有立即予以回应。张国焘一看没有达到目的，于是自己不出面，改由别人代言。7月9日，张国焘让中共川陕省委致电中共中央：“依据目前情况，省委有下列建议：为统一指挥，迅速行动，进攻敌人起见，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并且指名道姓地提出由徐向前任红军副总司令，陈昌浩任红军总政委，而此时担任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改任红军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并希立复。”一个省委竟全然不顾政治纪律，向中央提出这样的人事安排要求，在中共历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这显然是张国焘在背后指使所致。7月18日，陈昌浩在给张国焘、徐向前并转朱德的电报中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明确无误地提出让张国焘担任中革军委主席，使其获得对红军的最高指挥权。
与此同时，张国焘还派人找中央红军的人了解遵义会议、会理会议的情况，在公开或私下的谈话中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一方面军的损失和减员应由中央负责”“遵义会议是不合法的”“军事指挥不统一”等言论，以贬低中共中央的威信，树立自己的权威，企图达到个人目的。
二、“目前开展斗争是不适宜的”
由于张国焘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指挥统一”和人事安排问题，中共中央为了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大局，不能不有所回应。毛泽东、张闻天等考虑，为了争取红四方面军一道北上，维护红军团结，对张国焘必须作出必要的让步，但让步也应以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前提，不能让张国焘以为人多势众就可以要挟中央、以枪来指挥党的企图得逞。当时，毛泽东、张闻天等认为张国焘既有一定的实力、又有野心，如果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务，两个方面军很难实现一致行动。毛泽东曾分析，虽然在两河口会议上已经让张国焘担任了中革军委的副主席，但张国焘决不会满足，企图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张闻天曾提出将自己的职务让给张国焘，毛泽东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经过反复考虑，中共中央决定将周恩来兼任的红军总政委一职由张国焘担任，其用意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7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黑水县的芦花召开扩大会议，专题讨论组织人事问题，决定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在会议讨论中，张国焘提出要提拔新干部，有的“可到军委”。毛泽东则表示需要提拔干部，但用不着集中这么多人到中革军委，而且下面也需要人，对其不合理要求委婉地予以抵制。
根据芦花会议的决定，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成为“军委的总负责者”，获得了红军的指挥大权。7月21日，中革军委又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兼前敌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这样一来，前方的作战也由红四方面军的将领负责。但是，张国焘并不满意这样的安排，他的目标是中革军委主席，并且置党和红军于他的个人领导之下。芦花会议后，张国焘又提出要解决所谓政治路线问题，其目的在于“要中央承认自己的路线完全错了”，他才是正确的政治路线代表，这样，他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党和红军最高领导者。既然张国焘提出了政治路线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乃在芦花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讨论红四方面军的工作，“会议在指出张国焘领导红四方面军工作中存在某些错误的同时，肯定红四方面军英勇奋斗的成绩，肯定红四方面军是执行中央路线的”。
由于张国焘的延误，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已在川北的松潘地区集结，中革军委原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无法实施。8月初，中革军委制定《夏洮战役计划》，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左路军以中央红军的第五（原五军团）、第三十二军（原九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组成，由朱德、张国焘率领；右路军以中央红军的第一军（原一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三十军组成，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以彭德怀率领的第三军（原三军团）和第四军一部作为总预备队，掩护中央机关前进。随后，各军开始作北上的准备。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张国焘又节外生枝，再次提出要解决所谓“政治路线”问题。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松潘县毛儿盖的沙窝寨召开扩大会议，并通过《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针对张国焘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线的问题，决议重申了遵义会议对这个问题的结论，强调“党中央的政治路线的正确”，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由于党在军事上犯了单纯防御的错误”，不但这个错误对于总的政治路线来说是个别的错误，而且这个错误遵义会议已经纠正。这使张国焘利用所谓政治路线做文章的企图破了产。
讨论人事安排问题是沙窝会议的一项内容。会前，张国焘以“提拔工农干部”为由，要求一下增加九名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进入中央政治局，使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在政治局里占多数。毛泽东表示可以增加几个中央委员，但不能增加那么多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和张闻天、周恩来经过研究，在会上提出一个人事方案：增补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三人为中央委员，三人为候补中央委员，一人为政治局委员，一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张国焘自然对这个方案很不满意，又在会上提出要多提拔工农干部。毛泽东解释说：“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委，是在特别情形下这样做的。其他部队也有很多好的干部，可以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张国焘坚持“要求将四方面军的十几个干部分别批准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毛泽东说：“国焘同志的意见是很好的，将来还可以吸收到中央机关及其他部门。”这样，就把张国焘的无理要求巧妙地顶了回去。会议决定：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徐向前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陈昌浩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此前这个职务由中革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兼任，遵义会议后由博古代理），周纯全任副主任。
中共中央在沙窝会议上对张国焘作了一些让步，但张国焘没有达到预定目的，于是公开反对中共中央北上方针。张国焘回到毛儿盖驻地后，便立即召开左路军和红军总部军以上干部会议，提出要向西发展，占领青海、甘肃边远地区，而不是从阿坝东出，甚至提出要抽兵南下，出击抚边、理番。8月15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明确表示“目前应专力北向，万不宜抽兵回击无（抚）边、理番之敌”。
由于张国焘坚持西出阿坝，而不是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北上班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于8月19日在沙窝寨召开会议，研究常委分工，同时讨论对待张国焘错误的问题。这时，因为周恩来患了重病，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会上，有人提出要同张国焘斗争的问题，毛泽东表示，对于张国焘的错误需要开展斗争，但目前开展斗争是不适宜的，而只能采取教育的方式。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地避免与张国焘的矛盾激化。
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提出要迅速夺取以甘肃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取得陕甘广大地区，并且明确指出主力西渡黄河进入青海宁夏新疆是不适当的。这次会议后，右路军开始出动，兵分两路，向北进发，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随之行动。经过六七天的行军，走过了茫茫草地，到达了松潘县的班佑（今属若尔盖县）。
在右路军进入草地的同时，左路军的先头部队于8月21日占领了阿坝。可是，张国焘到了阿坝后按兵不动。8月底，在中共中央的一再催促和徐向前、陈昌浩的劝告下，张国焘才开始下令左路军向班佑行动。9月2日，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葛曲河（今名白河）。这条河本来不深，由于下了一场暴雨正在涨水，一时显得水势滔滔。本来草地的雨水来得快停得也快，过河根本不是问题，张国焘却以此为由，拒绝继续穿过草地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9月3日，他以“朱、张”名义（朱德没有在电报上签字）给中共中央发电报说，“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其实，红四方面军有一支一百多人组成的造船队就在左路军，就算水大也可以架桥造船过河，此前红四方面军连嘉陵江这样的大河都能强渡，渡过葛曲河根本不是问题。阿坝的粮食比毛儿盖多，粮食也不会有问题，何况右路军还一再表示可以派部队带粮食去接应。葛曲河涨水不能过完全是他的借口，也是他野心的进一步暴露。
此时的张国焘不但继续拒绝执行中共中央北上的方针，反而于9月8日22时在朱德没有签字的情况下，以朱张的名义电令已经随右路军北上的徐向前、陈昌浩：“一、三军暂停向罗达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同一天同一时间，中共中央和徐向前、陈昌浩等致电张国焘，强调目前“处在最严重关头”，如果左路军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要求张国焘“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上”。9月9日，中共中央又致电张国焘，重申“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然而，尽管中共中央一再要求张国焘率左路军立即北上，但张国焘一意孤行，不但自己按兵不动不北上，而且要求已经北上的右路军南下。9月9日24时，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共中央，讲了一通北上的困难和南下的好处，再次提出要“乘势南打”。徐向前和陈昌浩原本是赞成北上的，在张国焘一再要求南下的情况下，陈昌浩“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徐向前不愿意把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分开，也只好表示南下”。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只得于9月10日凌晨率红三军和红军大学先行北上，并于9月11日到达甘肃迭部县的俄界，同先期到达此地的红一军会合。第二天，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俄界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是中央政治局批准的，而张国焘却反对这个方针，坚持他的机会主义方针。党中央想了许多办法团结争取他，纠正他的军阀主义倾向，但是没有结果。毛泽东强调，对张国焘还是要尽可能做工作，努力争取他。必须继续坚持北上的方针，在川、陕、甘地区创建苏区。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决定提出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的错误，并同这种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尽管如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还是竭力争取张国焘，决定中仍将张国焘称为同志，也没有给他什么处分。
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共中央北上方针，为了个人私利坚持南下，完全背离了全党必须服从中央的根本组织原则和政治纪律，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因此，俄界会议与会人员在讨论张国焘的问题和错误时甚是气愤，有人提出应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在会上表示，张国焘虽然已经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了，但如果“开除了张的党籍，后面没有文章可做了”。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先行北上后，张国焘竟然另立“中央”，这时又有人主张开除其党籍，毛泽东仍然没有同意。毛泽东这样处理张国焘的问题是非常正确的。如果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开除张国焘的党籍，张国焘可能会走得更远。因为张国焘领导下的数万红四方面军不是他个人的武装而是党的军队，但由于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而还有不少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没有认清其真面目受其蒙蔽。正如彭德怀后来所说的：“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以后争取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以后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合，更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了。”
俄界会议决定将红一军、红三军、军委纵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执行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迅速北上。随后。陕甘支队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在甘肃南部岷县的小镇哈达铺（今属宕昌县）确定到陕北落脚，然后渡渭河，过西（安）兰公路，翻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历时一年，纵横十一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三、“实际上是在党内搞统一战线”
1960年10月22日，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时隔21年再次来到中国。早在1936年10月，斯诺曾访问过陕北苏区，毛泽东多次与之交谈，斯诺把他在陕北访问得到的材料写成了《红星照耀中国》（后改名为《西行漫记》）公开出版，第一次向世界系统地介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通过访问，斯诺与毛泽东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一次，斯诺问他：“在你一生中，当你观察中国革命的命运时，哪个时期使你感到是最黑暗的时期？”毛泽东答称：“在长征中，我们的人员减少了，当然也不高兴了。”“那时的困难主要不在外部，而是在内部。张国焘闹分裂，那是最大的困难。”长征途中张国焘分裂党与红军的行为极其恶劣，是典型的企图以枪指挥党，把党的武装当作实现个人权力的工具。那段时间，中共中央与张国焘的斗争可以说是惊心动魄，是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关键时刻。如果当时按照张国焘南下的主张，而不是坚持北上的方针，就不可能有后来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当时，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川西北地区，虽然获得了暂时的休整机会，这里也远离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四川军阀经过红军的连续打击已经实力大减，蒋介石的中央军离川西北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川西北地处高原，人口稀少，物产不丰，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地，不具备长期屯兵发展的条件，十余万红军如果长期固守在这里，就必定出现与民争食的情况。当时红军的发展方向，往西是山更高、人更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向东向南是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盆地，这里虽然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号称“天府之国”，但它是四川军阀的钱袋子和米袋子，是他们必须死守的地方。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红四方面军曾经南下，张国焘也以“打到成都平原吃大米”为进军动员，结果遭到四川军阀的拼死抵抗，红四方面军遭受重大损失，在成都平原西部边缘的百丈战斗中，红四方面军虽然歼敌一万五千余人，但自身也伤亡近万人。经过张国焘近一年时间的折腾，红四方面军的总人数减少过半，而蒋介石的中央军还在源源不断地开进川西，张国焘在南下失败后不得不退回川西北的甘孜、阿坝。所以，当时红军唯一的发展方向只能是北上。
事实证明，北上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1935年日本制造了旨在蚕食华北地区的“华北事变”，中日民族矛盾更为尖锐，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更为强烈。随着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国革命的重心开始由南方转向北方，红军只有北上陕甘，然后开赴华北抗日第一线，才能引领全民族抗日。因此，北上与南下之争，关系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张国焘并非不清楚北上还是南下对革命的利害，只是为了一己之私，坚持南下的错误方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不果断地率领右路军中的中央红军先行北上，后果不堪设想。在南下还是北上的问题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坚持原则的坚定性，成功地实现了中国革命的重心转移。
中共中央与毛泽东对张国焘采取了既斗争又团结的方针，既坚决反对他南下的主张和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同时又采取斗而不破的方针，在团结争取的前提下与之进行斗争，为了团结作出必要的妥协与让步。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先行北上之后，张国焘加紧进行分裂党的活动。这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然宣布另立“中央”，公开打出分裂主义旗帜。这年12月5日，他致电中共中央“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只能称北方局。在如此严重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一方面严厉批评张国焘分裂党的错误行为，强调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电令张国焘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另一方面，中共中央“以最大的耐心、采取恰当的方法教育、挽救他”。除了一再发电劝诫张国焘取消他的所谓“中央”，还决定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刚从共产国际回来的林育英（即张浩）出面，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做张国焘的工作。同时采取变通的办法，提出中共中央与张国焘的组织关系上，在张国焘取消其另立的“中央”后可以成立西南局，直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暂时与中共中央发生横向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中共中央采取各种方式对张国焘进行耐心的争取，在解决党内矛盾的框架内与其展开斗争，双方始终没有撕破脸。
1936年上半年，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根据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及时转变战略方针与斗争策略，提出并大力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北地区形成了与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三位一体”的统战关系，与其他地方势力的统战工作也在加紧进行中。这充分证明中共中央坚持北上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中国革命崭新局面正在西北地区形成。相反，由于张国焘坚持南下的错误方针，红四方面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损失过半，事实促使红四方面军广大将士认识到中共中央北上方针的正确性。加之中共中央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作了灵活而又坚决的斗争，留在红四方面军的朱德、刘伯承等人始终坚持北上等因素的共同作用，1936年6月底，张国焘向中共中央表示他将率红四方面军北上。1936年7月初，原来活动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红二、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的率领下，经过长途跋涉在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两军会师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红二、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随后，红二、红四方面军分三路陆续出发北上。10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实现会师；同月下旬，红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宁夏将台堡会师。这样，历时两年的红军长征全部结束，标志着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即将到来。
毛泽东曾说过，“同张国焘的斗争，实际上是在党内搞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和右路军过草地后，在等待张国焘和左路军前来的过程中，红军总政治部办了一份《干部必读》的油印刊物，由张闻天主编，陈昌浩、凯丰等人为编委。出版前，每篇文稿都要在编委会上宣读通过。有一次，张闻天写了一篇题为《北上南下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章，主要内容是阐述北上是正确路线，南下川康不会有出路。可是，张闻天的文章还没有念完，“陈昌浩就拍桌子大骂，话说得非常粗鲁，还说你要是敢发表这篇文章，我就发动四方面军的干部和战士来斗你”。这样一来，为避免引发更大的矛盾与冲突，张闻天只得将文章撤下。毛泽东知道后对张闻天说：“现在写这个文章干什么，一点用处也没有。”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泽东在这场斗争中的重要性。张闻天、博古、凯丰等人是靠写文章起家的，正因为如此，他们多少带有一点书生气，而与张国焘这样具有军阀主义思想的人作斗争，写文章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激发矛盾。在两军会师后，张国焘的秘书黄超与彭德怀谈话时说，“实际主事人是毛而不是张闻天”。彭德怀在其自述中说：“这话当然不是一个年不满三十的黄超所能理解的，而是老奸巨猾的张国焘口里吐出来的。”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在与张国焘作斗争中具有的分量。
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毛泽东在与张国焘作斗争时，坚持斗争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做到了斗而不破，为后来三大主力红军胜利实现会师、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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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现正面向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各省市县（区）等所在的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等单位部门联合开展相关党建阅读学习活动。近日，经相关部门批准，已正式同意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国家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证监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共青团中央等定点帮扶地的有关单位加入“长安街读书会”党建阅读合作机制，并联合承办“长安街读书会”系列读书学习活动。
来源：长安街读书会干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