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0年初夏，北京鼓楼大街的晨雾尚未散去，一个身材清瘦的老人推着独轮车，车上是几筐青菜和半筐旧书。路人认得他：“嗨，那不是爱新觉罗·载涛吗？”一位前朝王爷，竟混在小贩中讨生活，这一幕刺眼却真实。

1950年初夏，北京鼓楼大街的晨雾尚未散去，一个身材清瘦的老人推着独轮车，车上是几筐青菜和半筐旧书。路人认得他：“嗨，那不是爱新觉罗·载涛吗？”一位前朝王爷，竟混在小贩中讨生活，这一幕刺眼却真实。

时间拨回到1879年，载涛出生在皇家宗室，三岁获“二等镇国公”封号，少年时跟随法国教官学骑术，宫里人说他“心慈手软，对马比对人还好”。甲午战后清廷步履蹒跚，光绪帝无暇顾及闲散王公，载涛的头衔日渐空洞。宫门外的世界风雨欲来，他却毫无实权。慈禧在时，他只是禁卫军象征性统领；慈禧去世，兵符被袁世凯轻松攫走。他自嘲：“我管的是一把没有剑鞘的空刀。”

1911年，辛亥风雷震动京师。有人在紫禁城散布“载涛率禁卫军南下镇压”的流言，实则袁世凯暗中布局，意在夺兵权。载涛干脆上折子请辞，顺带推荐数人接任。几笔墨迹，兵符易手，他彻底成为摆设。清廷覆灭后，皇室得袁世凯承诺的抚恤金，前几年还算宽裕，后面款项断流，生活直线下坠。

1920年代，溥仪被逐出皇宫，辗转天津。侄子与日本往来密切，载涛屡屡上书劝阻，却换来一句冷冰冰的手谕：“目无圣上！”叔侄嫌隙至此难弥。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日方三次上门邀请载涛出山。第一次，他摆手：“我还想多活几年，可不去当亡国奴。”第二次，土肥原贤掏枪顶在他额头，老人闭眼挺胸，“来吧”。第三次，连寒暄都省了，载涛把对方请进门又请出门：“此地不迎汉奸。”

家里十几口人，坐吃山空。王府被卖，家具变现，最后只剩几张老照片。为了糊口，他挑了个早市摊位卖菜、卖旧衣、卖家谱。有人打趣“王爷也懂斤两？”他苦笑：“银子面前，贵贱无分。”德胜门外的鬼市里，前朝遗老、落魄书生、逃荒百姓挤作一团，载涛混迹其中，常常拎着半篮剩菜返家。

1949年冬，妻子姜婉贞病危，他凑不出医药费，含泪推车去当铺，依旧无济于事。翌年春，她离世，屋内只剩一张旧床和一缸漆黑煤球。兄长载洵、载沣先后病逝，接连打击让这位王爷形销骨立。

新政权注意到这位特殊的北京贫民，是因为一份简短的民政汇报：爱新觉罗·载涛，年过花甲，谋生无门。周恩来批示“酌情救济”，财政拨下一笔款，终于让载家免于断炊。可救济不是长策，周总理思量良久，决定请这位老人走进全国政协。

1960年6月，北平饭店会议厅，人潮熙攘。周总理快步迎上：“载涛先生，上届没请您，是我疏忽。”老人一时语塞，只连声道：“惭愧，惭愧。”会后，他请教好友李济深：“我能做什么？”李济深笑：“说马，你最在行。”

少年时代的法国索米骑兵学校学习，如今成了罕见专长。载涛走访数个军马场，摸蹄、看牙、量肩宽，整日灰头土脸。他写下一份近万字的《改良军马计划》，送至总参。几天后，毛泽东批阅时挥笔一笑：“好，让他当个‘弼马瘟’。”朱德拍板，任命载涛为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

顾问两字漂亮，实际得跑遍西北、华北草场筛选马种。抗美援朝紧急征马两万五千匹，老王爷背着行囊颠簸铁路、公路、山路，与技术员一道挑马、配种、登记，他常挂在嘴边一句话：“战士需要什么马，我们就找什么马。”年底，他提交的“川滇骡系改良方案”被部队采纳，运力问题大幅缓解。

军委表彰时，送他一辆英国产菲利普自行车。老人乐得合不拢嘴，拍着车铃对同事开玩笑：“这可是我的汗血宝马。”此后，每天清晨，东单到军博的路上，总能看到他蹬着那辆车，衣襟猎猎，神情痛快。

工作之余，他又被文化部请去戏曲学院授课。原来载涛酷爱京剧，曾与梅兰芳合演《贵妃醉酒》。学院青衣、武生围坐台下，他慢条斯理示范马鞭一甩，身段依旧有板有眼。学生偷偷议论：“皇族身段，竟这般随和。”

1964年北京暴雨，他家旧屋塌了一角。毛泽东闻讯，从稿费里拨出两千元交秘书送去。载涛执笔写信，字迹颤抖，却没一句溢美，只道“感念”。

晚年的王爷收入有限，却屡屡向国家灾区、国防工业捐款，数字不大，却总在急需时出现。1970年春，他抱病仍在整理军马改良资料，次日凌晨猝然离世。军马场官兵送来一副挽联：“鞍韉犹在，伯乐长眠。”

八宝山公墓公祭场，军号低沉。送行队伍里既有老兵，也有梨园弟子。有人叹息：昔日禁卫军统领，没打过仗；今日炮兵顾问，却为前线立功。人生起伏如此剧烈，却未见他叫苦。或许，就像他在鬼市卖菜时自言自语的那句：“贵贱，不过一念；做人，全凭良心。”

来源：历史茶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