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家这个姓，在绍兴可真不算稀奇，但要论起那个出过大人物的名门，说来说去绕不开鲁迅。这位先生，单单一个“鲁迅”就足够响亮了，许多人对他敬仰得不得了，但假如你真走进周家门里瞧一瞧，还真未必全都是书卷气和温顺。家里那些事儿，大到婆媳唇枪舌剑，小到兄弟冷脸相对，还有点
周家这个姓，在绍兴可真不算稀奇，但要论起那个出过大人物的名门，说来说去绕不开鲁迅。这位先生，单单一个“鲁迅”就足够响亮了，许多人对他敬仰得不得了，但假如你真走进周家门里瞧一瞧，还真未必全都是书卷气和温顺。家里那些事儿，大到婆媳唇枪舌剑，小到兄弟冷脸相对，还有点点毛毛情场风波，说起来有点像如今电视剧里的三角纠纷。那时候的清规戒律，家长里短，夹杂着个人恩怨，让鲁迅一生多少都添了几分难言的苦涩。不过或许也正因为如此，那个动荡年代的影子才通过他们家，成了世人的一面镜子。
鲁迅，原先起名周樟寿，出生在绍兴府山脚下那个看着体面其实败落的院落里。一说到鲁迅小时候的家，大概就浮现出那种江南小巷的深宅，石板路还有水井，旧瓦白墙掩着庭院树影。这里是他童年奔跑的地方，楼上楼下常有母亲喊他回屋吃饭的声音。周伯宜，也就是鲁迅的爸爸，说是秀才吧，倒是读了不少书，干过县城的幕僚，可惜终究没混出头。家里的钱都是靠着母亲鲁瑞娘带过来的嫁妆撑着，原本也是门第不俗的千金，只是赶上了身世起落，家道自然就渐渐穷了下去。
鲁瑞娘成天信那些老习俗，摆佛龛烧香，遇事先找风水先生。但这个女人骨子里对鲁迅一直很宠，每逢寒天清早，厨房烟火还未起，便给长子熬上一锅暖胃的猪骨汤，说是能助他考学。鲁迅后来回忆起那碗汤，可没并没夸味道如何，也没流派诗情画意地描述，只说母亲的用心更让他记得一辈子。
鲁迅小时候也算是个土生土长的“校霸”，脑瓜子灵，看书贼快，尤其迷恋《左传》里的历史故事。试想一个毛孩子，可能趴在院子的廊下看书，嘴边馒头还掉着一粒米。可是家里并不是老有好日子熬，父亲病重早逝，家产全靠典当。鲁迅跟着母亲一路搬到外祖家，外祖父见着鲁迅机灵，便烧钱让他到杭州读书。这段漂泊其实让鲁迅对亲人和苦难有了不一样的体会——类似悲怆里透着一股韧劲。
回头再说他的学生时代，鲁迅不仅自己去江南求学，还在上海博文书院读到些新玩意儿。有道是“耳濡目染”，鲁迅恰逢维新运动刚刚冒头，街面上的报馆都在议论什么实业救国。他身边的同学，有的热衷于自由恋爱，有的直接参加了学生罢课。鲁迅也被这气氛影响，慢慢变得不安分，总想着国家怎样能强大起来。后来，他干脆把名字从周樟寿改为周树人，那会儿流行用字表达志向，怎么也得弄个气派。
那之后，鲁迅去了东京。而在日本，他并未像别的大批留学生那样一门心思钻医学堂。有次在街头看见中国劳工被日本警察训斥，那麻木和无助让他心中陡然泛酸。比起课本里救死扶伤的理想，鲁迅倒觉得写文章唤醒国人更真切。这段经历，他没怎么和外人讲，前些年有人翻他日记，里面多是琐碎的生活记录和对祖国的忧虑。
回国以后，鲁迅成了杭州省立师范的教员。辛亥革命那阵子，学生们都在搞政治活动, 他还经常站在操场上和年轻人讨论新式教育。有个叫蒋冰的学生，后来写信给鲁迅，说是先生一句“国民需自立自强”，改变了他后来做事的拗劲。可惜好景不长，鲁迅心气不平，干了几年，最后还是卷铺盖去了北京。
到北京后，鲁迅和“新文化群体”各种人交好。他不但和李大钊逛公园谈理想，还结识了将来搞五四运动的赵元任。他们几个，在胡同里能讲到天亮，时而争吵，时而调侃，有一次李大钊还劝鲁迅：“你这么倔，将来会有更多人为你着急。”鲁迅苦笑一声说：“宁做倔牛，只怕死不还命。”
这期间，鲁迅和朱安成了名义上的夫妻，可两个人过得索然无味，各自有自己的圈子。那阵子，鲁迅与许广平在教学场合频繁来往。旁人议论纷纷，有说“先生有才，女弟子有胆”。其实许广平自己背地里也委屈——她觉得鲁迅苦闷到极致，多数夜晚只敢自己写信诉说心事。
到了后来，鲁迅一心搞文学和思想启蒙。北京风起云涌，写《阿Q正传》的时候，他常常在后半夜爬起来改稿，灯下影子斜斜。他帮着编杂志，催促青年作者截稿，还在信里安慰远方同事：“别怕，世界终归会变好的。”但家里呢，却始终是盘死结。婆婆在绍兴，朱安无人过问，许广平时常为家里琐事和他争执。
厦门的日子其实荒凉。鲁迅每天早起给许广平和海婴做早餐，窗外潮湿的风吹过院子。他记得许广平说过一次：“先生，您的笔下那么锋利，家里何时能安稳？”鲁迅只回道：“笔下安稳了，家里便未必能安稳。”表面愈发冷静，实则内心翻涌。
这场婆媳大战其实不止于金钱，更多是身份的尴尬。家里寄钱问题，早容易掀起风波。其实在1937年日军南下那阵，鲁瑞娘也曾托人带信给上海，希望许广平出面为朱安和她寻个新住处，毕竟战乱，老人成天拉着朱安哭泣。许广平回信只说“现在实在无能为力”，这话让鲁瑞娘一连闷了几天，连屋门都不出了。
那年冬天，鲁瑞娘说了句狠话：“我到最后恐怕入土都不能安心。”她在床头咒骂世道，又把日记本塞进榻榻米里。鲁迅去世，遗产分配就成了绕不开的大问题。许广平这头搞筹款，也要维持生活，可在鲁瑞娘眼里，总觉得许广平“只知守钱，不问母家死活”。两人明争暗斗，连带着朱安也遭了罪。
更让人唏嘘的是周作人那一桩事。鲁瑞娘曾在乡下说：“家里最怕的是出一个没脸的人。”周作人偏偏在南京和一帮老友闹翻，又被人戳着背叫“汉奸”。周建人呢，本本分分一辈子，也扶不起周家族业。鲁瑞娘常常坐在床边看着空荡荡的院子发呆——也许，她才是那个最可怜的人。
我们这些后来的人，每每想起这段家事，往往觉得婆媳之间的争吵不过是人性的小毛病，可放在鲁迅家，就是整个时代的裂痕。书信里一字一句，都是泪痕。许广平一边应付外面的风言风语，一边还得照顾海婴成长，但老一辈子看她总是“不够体面”，甚至连对海婴的培养也挑剔不休。其实许广平曾在日记里自嘲：“做鲁迅的家人也未必幸福。”
后来，许寿裳给许广平写信劝和，这手慢慢地托着那封旧信，心里只有无力的感叹。他知道，这种家事，任何外人都插不了手。身处战乱，谁又能顾得了两头？许广平的回信倒是痛快，言辞里透着不屑，痕迹浓得像刷了三遍漆：“海婴是我孩子，我自管得好，你们瞎操什么心？”许寿裳一看，只得甩手苦笑：“许家门风，果然是出了变数。”
时过境迁，这段婆媳围绕遗产、名声及“赡养义务”的针锋相对，也渐渐成了文化学者们争论的材料。到了八十年代，鲁迅的遗物成了抢手货，一封封旧信被考证，大家像挖宝一样翻出里面的心机与隐忍。有人说许广平是坚强的革命女性，有人骂她没尽道德责任。更多人却漠然置身，看热闹罢了。
其实在外人眼里，周家这些事不过是风雨人生里的一场小剧。许广平的确后来风光无限，主编鲁迅全集，成立纪念文库，也出了不少自己的文章。但朱安的晚景冷清，周建人埋头做事却始终被边缘。周海婴则陷在亲情与争议的夹缝里多年，听说他有一阵子几乎闭门谢客，和鲁迅唯一的血脉做着暗暗的挣扎。
这些琐事和恩怨，很少上升到“家国大义”。更多还是人性的起落，一杯茶、一封信、一场饭桌上的沉默。鲁迅那一生，像是用全部的力气守住了民族的希望，但也未能保全自己的软肋。或许他心里明白，伟人并非神明，人生不过草茎露珠，日日是磨难。
回头端详，那些遗稿、旧信和屋檐下的影子，或许更值得怀念的是：鲁迅写下的文字依然还在，无数人读到时，闭上眼就能想起一个刚强又温柔、家里苦闷又笔底见血的男人。他那写给海婴的信，那为母亲所做的鸡汤，那对朱安和许广平间连绵不断的暧昧和尴尬，都成了历史里最真实的一页。
人生真相恐怕就是如此：家事难解，世事难全。鲁迅一笔静水深流，表面平静下暗藏千层波澜。夜晚，绍兴的小巷里早已没了鲁家的影子，可他的文字，始终还有人在读，还有人在想究竟哪个才是真实的鲁迅。剩下的那些纠纷与沉默，谁又能讲得完全明白呢？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