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妹夫讨要祖屋被我拒绝,奶奶临终给我一封信:那不是你家的地!
村里的杏花又开了,我站在祖屋的院子里,看着那棵老杏树,想起奶奶在世时总会摘一些杏花插在旧瓷瓶里,放在堂屋的八仙桌上。那瓷瓶还在,上面有道裂痕,用胶布粘着,有一年奶奶扫地时打碎的,说什么也不肯扔。
村里的杏花又开了,我站在祖屋的院子里,看着那棵老杏树,想起奶奶在世时总会摘一些杏花插在旧瓷瓶里,放在堂屋的八仙桌上。那瓷瓶还在,上面有道裂痕,用胶布粘着,有一年奶奶扫地时打碎的,说什么也不肯扔。
天还没亮,村口的大喇叭就响了起来,刺啦刺啦几声后,李书记那熟悉的嗓音传遍了整个水口村:“各位村民请注意,今天上午十点在村委会召开拆迁动员会,请大家准时参加……”
村里的大喇叭喊了三遍,说杨家卖祖屋的事情定了下来,今天下午在村委会签合同。大喇叭是去年换的新的,声音比原来那个刺耳,听得人耳朵疼。
去年春天那场雨下得特别大,把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半边枝桠都压弯了。我接到电话,说姥爷不行了,快赶紧回去吧。
大伯姓周,全名周德贵,今年六十八,比我爹大六岁。在我们魏家沟,提起周德贵,没人不竖大拇指。年轻时是生产队里的突击队长,后来开了村里第一家砖厂,日子过得红火,还盖了两层小洋楼,青砖白墙,铁栅栏门,村里独一份。
我退休那天,单位领导送了我一块写着”退休光荣”的木牌,底座边缘粘着一圈褪色的红绒布,像是从旧办公室的某个角落翻出来的。我没往心里去,笑呵呵地和同事们吃了顿散伙饭,第二天一早就收拾行李回了村里。
山窝窝里的刘家沟早就不叫刘家沟了,现在挂的牌子是”松林新村”。但七十岁以上的老人还是习惯叫它刘家沟,就像他们习惯把超市叫作”供销社”一样。
村子建在小山坡上,三面环水,远看像条搁浅的鲶鱼。家家户户门前都种了石榴树,秋天到了,果子裂开嘴笑,露出一颗颗红宝石似的籽粒。
结婚前两个月,我被未来岳父叫到办公室,说要把家里的生意交给我打理。当时激动得手都在抖,直到看到那本账簿,才知道自己接的是一个烫手山芋。
父亲和叔叔为了这座祖屋,争吵了整整二十年。如今奶奶去世,铁锁终于要打开了。我远远地站在院子里,看着两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一个是我的父亲,一个是我的叔叔,他们的手都在发抖。
那会儿村里电话稀罕,接电话的都在晒谷场王老三家的小卖部。王老三一边对着电话喊着”喂喂”,一边朝我招手。我抬头看了眼水泥电线杆上的喇叭,村里已经两年没有广播了,接线员走了,倒也没人在意。
我扔了半截烟,踩灭,又想点一支,摸摸口袋,空了。往旁边一看,陈叔坐在自家门槛上,正晒太阳。他那把老藤椅已经不成样子,屁股底下垫着块红砖。
院子里的桃树开了,零零星星的粉色花瓣飘在空中,像是一场微型的雪。赵叔抬手,缓慢地擦掉脖子后方的汗,那是劳作赠予他的礼物。
那年我从城里回老家,二婶拄着拐杖站在祖屋门口,弯着腰在看门前的几棵小菜苗。二月的风还冷,她只穿了件褪色的棉袄,肩膀上落了一层灰,像是被遗忘太久的老家具。
柏油马路被晒得冒油,远处一辆破旧的面包车跑过,扬起一片尘土。路边卖冰棍的王婶子打了个盹,手里的蒲扇掉在腿上也没察觉。
我小的时候,从县城到我们村子要坐一个半小时的中巴,车身蹭着山坡上的灌木丛,像只蚱蜢,一颠一颠的。后来修了柏油路,车程缩短到40分钟。没人会想到,十几年后,县里会因为建高速,把通往我家那条土路拓宽成四车道。
我叫张守业,今年58岁,是山东省泰安市下岭村的老支书。从我记事起,我们村里就有一座清朝留下来的老宅子,是李家祖上留下的。这座宅子的主人李传福,是我们村最后一个走私盐的人的孙子。
我是王大勇,今年45岁,在县医院当了20年的普外科医生。说起我们王家,在石牌镇可是响当当的中医世家。我爷爷王德寿是这一带有名的老中医,在解放前就开始给人看病。那时候,方圆百里的老百姓有个头疼脑热,都要找我爷爷开方子。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有一种孝,叫做割舍。古人常说,宁可毁家纾难,不可失节败德。可在当下这个现实的社会里,很多人把这句话当作了笑谈。
我是王建国,今年四十五岁,在江淮机械厂做技术工人。1998年的时候,我刚进厂,那会儿正赶上国企改革,不少老工人下了岗。我爹参军走得早,家里就剩我和我娘相依为命。要说我运气不错,赶上了好时候,进厂就分了一间单身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