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于1915年11月27日（阴历乙卯年十月二十一日）出生在湖南省桂东县流源乡山口村。这个村子离县城25里，离寨前圩10里。山口的地形有点像葫芦，又称葫芦谷。

桂东老家

一 、 流源山口村

我于1915年11月27日（阴历乙卯年十月二十一日）出生在湖南省桂东县流源乡山口村。这个村子离县城25里，离寨前圩10里。山口的地形有点像葫芦，又称葫芦谷。

桂东的邓家，聚集在一块，户数最多的是流源。过去叫流源洞，现在叫流源乡。山口有条河，到了流源，再往前流，到寨前，就和桂东县那条大河汇合了。桂东邓家就分布在流源到寨前的两岸。其他地方，也有一些零星的邓姓人家，但像流源那样聚集的，我没听说过。

那个时候，山口村约有200户左右，一户按7至8口计算，大概有一千五六百人。除一两户外姓，其他都姓邓。据家谱记载，我们的祖先住在河南，就是河南的那个邓县。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大乱，很多人都往东南方向跑，邓家大多数跑到了江西。定居以后，人口日益增多，就分出一支到这里、一支到那里。迁到湖南桂东的一支，到我出世的时候，该有近20代了。

二、我的祖辈

山口这一支是从流源分过来的，那是迁到流源后的第五代以后了。

我家是一个大户，在山口村有三座房子，一座砖房，还有两座差一些，半砖、半土。

我出生的时候，祖父、祖母都去世了，还有一个继祖母在。我懂事的时候，她已经七八十岁了。她没生儿女，跟我们家一起生活。给我的印象是这个老太太不论春夏秋冬，每天坐在房檐底下，戴着老花镜，搓麻线，不是纳鞋底，就是纳袜底和鞋垫。我们全家的鞋底、袜底都是她纳的。在我的印象里，她老人家一辈子就干这件事。

祖父有百来亩地，算个中等地主。前清时没考上秀才。据大哥说，他有贡生的功名。后来当私塾先生。祖父母生育的儿女，真正长大成人的是4儿1女。姑妈在我懂事以后就不在了。

三、我的父母

我父亲名邓肇垣，又名恪诚，是前清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的秀才。算起来，我祖父的4个儿子中，境况最好的就是我们老三家了。据我母亲讲，我们家一贯重视让小孩读书。父亲小时候就在祖父的私塾里念书。我母亲姓唐，她父亲是地主，有4个儿子，5个女儿，我母亲是老三，人称三姑娘。

母亲比父亲大三四岁。当时桂东有这种习惯，男的岁数小，女的岁数大，普遍如此。大约在他们结婚后的第二年，父亲考上了前清的秀才，是在郴州考的。母亲对我讲，那时赶考可难啦，交通不方便，地区也穷困。父亲赶考时挑着担子，一头是小锅、大米、冬菜，一头是几本书、笔墨纸砚。挑着担子，走两天的路程，到郴州赶考。进考场时，检查得非常严格，除了书、笔墨和吃的以外，什么都不准带进去。进了考区以后，各人做各自的饭，要关在里边好几天。这次父亲考上了秀才。

在流源这个地方，秀才很少，没听说过还有谁是秀才。举人倒是有一个，辈份比我们小，但岁数比我父亲大。邓姓家族出了这么两个真正的读书人吧。当时父亲19岁，戊戌维新之后，是个维新派。他与另外一个维新派搞了一个四年制的初等小学堂。兴办新式学校（那时叫洋学堂），在桂东，他是第一个。不但在桂东，邻县都没有这样的小学，所以，邻县的学生也有到流源来上学的。父亲有时任校长，有时任校董，同时也是教员，上课堂教书。每月六七元钱，一年七八十元。祖父很喜欢我的大哥，让他到这个学校去读书。乡下有句俗语，祖父爱长孙，父母爱幺儿。据大哥讲，他小时候身体不太好，在私塾里的学习成绩不算好，因而经常挨骂或挨打。到了初小以后，他的成绩才好起来。以后我们兄弟几个也都在父亲办的这个学校读书。

分家后，我父亲有20多石田（一石田相当于七八分），耕作比较粗放，每石收200多斤稻谷。有三四块油茶山，每年除家用外，还可以卖茶油三四百斤。有一头母牛，还经常有一头小牛。农具齐备。经常养一头母猪，几头肉猪。还养一群鸭，约30来只，到秋天杀了做板鸭，自己家吃。当时家里有10口人。20多石田全部自己种，雇了一个长工，农忙时雇短工，有时一天20多人吃饭。

四、我的伯父、叔父和堂兄妹们

我父亲排行第三，我有两个伯父，一个叔父。

大伯父在我刚懂事时就去世了。大伯父有两个儿子。小儿子不争气，是一个赌棍，分到的一点财产，都赌钱输掉了。结果房无一间，地无一垅。他成天不在山口，只是偶然回来一次。大儿子有几亩地，但靠种地维持不了生活。到秋收以后，做点小买卖，收购一点土产，挑到永城、洛昌去卖。卖了东西以后贩回一些洋货，还有大枣、白糖、五香调料之类日用品。这个人也喜欢赌博，往往挑点东西到洛昌，卖了点钱就去赌博，有时输个精光，回家后连做买卖借的账都还不上。我父亲见到他都要骂他一顿。

二伯父喜欢抽鸦片，把分到的一点地都抽光了。等到把地都卖完，没钱买烟，就只好把烟戒掉了。他经常到我们家来吃饭，有时和我父亲闹别扭，就自己回家做饭吃。但过几天又来了。二伯父有一个本事就是会钓鱼，一年四季都去钓。大多数是小鱼，有时能钓回一两斤重的大鱼，偶而还能钓到螃蟹。所以我们家里经常有鱼吃。二伯父有一个女儿，嫁给一个地主。她丈夫死得早，没生孩子，从外面过继了一个儿子。

老四———我的叔叔，是个自耕农，在分到的一点地里耕作。日子过得不算富裕。他有一个儿子，年龄比我小。解放后，给我来过信，我还寄了点钱给他。

五、我的哥哥姐姐

我的父母生了8个孩子，7个儿子，1个女儿。儿子长大成人的是4个。老二，十四五岁病死，老五、老六，两三岁就夭折。

大哥邓飞黄，比我大20岁，对我影响最大。他在家乡娶了老婆，没有生育子女。后来读了北京大学，在外面做事。下面我将专门介绍他。

姐姐，叫邓锦荷，比我大13岁，一直照看我。她嫁给二姨妈的儿子胡昭明，生有一子一女。

三哥邓力成，比我大10岁，在家乡娶李姓大地主的女儿作老婆，生3个女儿。三嫂生第一个女儿后，她母亲给她买了一个丫头为她带孩子。

四哥邓建黄，比我大五六岁。

六、我小时候

我是最小的儿子，俗称满仔，乳名叫焕修，我们这一代是“声”字辈，7岁上流源小学，学名便叫邓声喈。从小没挨过打，这与死掉的3个哥哥有关系。

听母亲讲，在儿子里面，我二哥最好，孝顺、听话，功课也好，长相也很好，就是眼睛有点近视。他很想去参加新军，有一次他穿了一身军装，样子很帅。小学快毕业时，大约十三四岁，有一次他从学校回来，已经黄昏了，他走在路上总觉得有人跟着，把他吓坏了，以为是鬼魅跟上来了。回到家里，生了重病。是什么病，母亲也说不清楚。好像那一年流行霍乱或是痢疾。再加上迷信，受了惊吓。很快就死了。母亲非常难过，再三叮嘱我们，包括大哥、三哥、四哥，还有我，要我们以后生了儿子，一定要把第一个儿子过继给二哥。我们在山口时，每年都要扫墓，除了祖父母的坟，还一定要到他的坟上去扫墓。

因为家里连续死了3个儿子，这就促使父亲学中医。他究竟怎么学的医，不清楚。只看到他反复阅读一部《本草纲目》。他是读书人，这是他最重要的书之一。我母亲30多岁时得了天花，这对父亲也是一个大的刺激。我懂事以后，得过疟疾，这个病很难受、很顽固，是父亲给我治好的，以后再没犯过。我还得过痢疾，非常厉害，也是他治好的。后来在我离家时，他在流源那个地方，已经是医术比较好的医生了。

我们弟兄几个在农忙时也帮着干点活，如耙田、耘田、拔草、割禾、脱粒、晒谷、种菜、锄油茶山、摘油茶子、砍柴、种红薯杂粮以及收藏等。在三哥、四哥离家后，养鸭子的事由我承担。大约有三四年时间，从春到秋，我每天放鸭。家务劳动主要靠母亲、嫂子和姐姐。做饭，种菜，种红薯，养猪，养牛，腌火腿，做板鸭，做泡菜，腌菜，做豆腐乳等等，都是她们忙。过节时做粽子，过年时打年糕、酿甜酒，有时还做各种点心。一年到头辛苦得很。

我从小喜欢动手。母亲、嫂子、姐姐她们忙家务活，我也跟着学。来了木匠，竹匠，裁缝，我在旁边看，有时帮他们打下手，也学到了一些劳动知识和技能。我会做木工活，就是小时候学的。那时学校不留作业，回家便可以帮助做些家务事。这些对我成长以后热爱劳动、了解农村起了好的作用。知道什么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农村是靠什么生活、怎样过日子的。在那样的环境里生活过来的孩子，与城里的孩子不同。所以“文革”我下干校劳动，一点不感到生疏。

七、我的“学前教育”

我小时候没有幼儿园，但也受到了“学前教育”。我的老师就是母亲、大伯母，还有其他两家的伯母和堂兄力严的母亲，这5个人那时都在40岁以上。加上几个中年妇女，几乎每天晚上做完家务活以后，在我大伯母家的正堂屋里聊天。年青的妇女不参加，因为老公在家，不让去。年青的小姑娘也不让参加。由于母亲的关系，我经常参加她们的这个“聊天会”。她们在一起谈天说地，讲本村的、外村的事，同辈人、前辈人的事，自己经历的和听到的故事，对我来讲，是一个学前教育，有好的影响，也有不好的影响。

记得听她们讲过这样的事。有一个老太太的儿子，是个地主。抽上了鸦片，把地都卖了，谁劝他都不听，直抽到再卖地家里连饭都吃不上了，他才不抽了。他母亲向大家诉苦，说我们家原来有多少地啊，就是被他抽烟抽掉了，一边哭，一边骂。听了以后我觉得，这个人抽烟没出息，但他还有个界限，那就是能考虑到全家有没有饭吃，还是有一点责任心的。

她们有时还评论村里的是非，谁做得对，谁做错了，某某事处理公道不公道。对村里发生的事，她们都有自己的看法或评论。有一天，河对岸打雷打死一个人，她们又议论了几次，说那个人死后身上有几个字：忤逆不孝。因此，雷公就要惩罚他。

那时民间有唱本，她们不识字，有民间说唱艺人给她们讲。不少故事，我是从她们聊天中听到的。如“目莲救母”的故事,说的是一个老太太，有一个儿子，后来这个老太太死了，阎王殿对她不公道，乱施各种惩罚，把她投到刀山、火海、油锅里去，受各种苦刑。她的儿子知道了，就修行、念佛，后来到阴曹地府的每一个地方去寻访，找他的母亲，把他的母亲从苦难中救出来，一起成了佛。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许仙斗龙”。那时南方经常闹水灾，比如我们山口，1889年就闹了一场一百多年没有的大水灾，把田都冲掉了。旧社会对这个没办法，只好等神仙来救。传说中有一个名叫许仙的人，深感水灾对人民的危害很大，就想用什么办法来治水。研究来研究去，发现水灾是一条孽龙兴风作浪造成的祸害。他学到了制服它的办法，和这条龙斗，把这条龙除掉，使它再也不能祸害人民。

说这些故事的时候，她们就联系到自己，要做好事，要有一个好儿子，还联系到山口村的这条河啊，那座桥啊，她们总是寄希望于神仙。

有时她们讲鬼的故事，我又想听，又害怕。那时候，几乎每家都砍点木材回家，或做板子用，或做棺材。到了晚上，因为木材没干透，在干的过程中，木头裂缝，就会发出响声。她们讲，这是有鬼来号棺材。某某人要死了，其阴魂到处去找板材，如果找到了合适的，就会发出声音来。在这些人的头脑里，什么事都有鬼神在起作用。

说到神吧，我们流源上去有个庙，有些菩萨。传说我们哪一代祖宗，没有生儿子。这个祖宗的妻子就到庙里去求神，她向那个骑着白马的菩萨磕头、烧香，晚上还在庙里住了一宿，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骑马的将军到他们家里来了。后来，果然生了一个儿子，她的儿子就是庙里的骑马将军。她们在讲这个故事时，都表现得真相信确有其事似的。

从我开始懂事到上学之前，大约四五岁吧，这两三年期间，几乎每天晚上都偎依在母亲的怀抱，旁听她们的谈话，乐此不疲。父亲已睡了，一再催促：不早了，睡吧！我都不愿意离开。我觉得她们讲的故事，她们的议论、评述，使我了解了不少我不知道的风土民情和生活常识。也教给我一些做人的道理。至少让我认识到做人要守规矩，不能胡来，做人要有良心，不能对人有坏心。

八、小学七年

我1922年上小学，本来应当是1928年暑假毕业，由于下面的年级接不上，再加上我们这个班学生的年龄比以前几个毕业班学生的年龄小两三岁，所以又让我们读一年，到1929年暑假才毕业。7年小学生活，除学到一点文化知识外，对我思想上影响比较深的有两点：一是学国语、历史、地理时，讲到中国近代史，老师总要讲中国受侵略、受欺侮，那时国耻日真多，几乎月月有，有的月份好几个国耻纪念日，培育了勿忘国耻、爱国救国的民族意识。另一点是读《桃花源记》、《归去来辞》、《陋室铭》等古文，羡慕隐士生活，想着“功成退隐”、“解甲归田”，这应该说是一种封建士大夫消极出世的思想吧。

九、读遍旧小说

在我的课外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看旧小说。

第一个介绍我看《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的是我的姐夫胡昭明。能够读遍中国的旧小说，则是得益于大姨妈家的藏书。

我到大姨妈家去的次数最多。她的大儿子即我的大表哥，同时也是我的堂姐夫。在表兄弟中，他待我最好。他家藏有很多旧小说，中国的旧小说，木刻的，石印的，铅印的，他那里几乎都有。我每次去，都要看个够。回来后还想去，再接着看那些没看过的小说。我对旧小说的了解和知识就是这样得来的。读过小说的人，表姐、姐姐、姐夫们，总要考我，问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我都能一一回答出来。他们都说我的悟性好。

十、大哥邓飞黄

在政治上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我的大哥。大哥邓飞黄，在流源小学读完4年初小，到县里上了两年高小，成绩很好。想继续上中学，但父亲不愿让他再读书了。父子俩发生了争吵，父亲还把大哥打了一顿。据母亲讲，大哥直到20岁时，还要被罚跪。原因就是大哥想读书，父亲不同意。升学要钱啊，家里供不起，在县里还可以，到省里那得花多少钱啊！争吵的结果，大哥同意在流源当了一年小学教员。之后，他继续要求到省里去读中学，不知怎么，后来父亲同意了。大哥在长沙读书时，8个学期里，有7个学期考第一。他在中学毕业后，就到北京去上大学。父亲答应他去北京上大学，但对他有个要求，也可以说是“父子协议”吧，父亲说：现在我供你上大学，你毕业做事以后，要负责让弟弟们都能上学。

大哥到了北京，投考北大，第一年没考上，第二年考上预科，预科读了两年，本科4年，在北京读了6年书。加上长沙4年，在外读了10年书。我出生时，他就不在家了。只是从他来信中知道一些事情。父亲也不和我讲大哥的事。每次来信，母亲总让别人念给她听。从北京来信主要是讲，读书怎么用功，用钱如何节省。当时，母亲一听到他用钱省，吃的、穿的怎么差，就要掉眼泪。后来我到了北京，觉得也不是如他所说的那样难以忍受。比如，他来信说，早上就是吃一碗馄饨，两个烧饼。乡下人觉得烧饼不是主食，馄饨不知是什么东西。还有说，中午吃个炒饼，要一碗高汤，汤里没有菜。母亲一听到这里就说，家里总算有大米饭吃啊，可到了北京，大米都吃不上，更不要说吃肉了。有时来信说，一年只穿一双千层底的鞋，单衣一年一身长褂，棉袄最少也得穿三四年。母亲感叹说，可苦了儿子啦！

其实，当时北京的学生大都是这样生活的。我在北京念书时，一个月有3元钱、一年有40元大洋就够了。父亲那时一年给他100元大洋，6年花了600元大洋，可不是小数目。

父亲能让大哥去北京上大学，证明父亲是有眼光的，懂得孩子需要学习，有了知识才能成才。因此，尽管经济上有困难，也要想各种办法供大哥上学。父亲还真有办法，能够一年筹集100大洋，连着6年筹集600大洋，这可不简单啊。那时，一石谷子两元大洋，好的时候两元五。当时家里大概有二三十石田。一般情况下，一石地能产两石谷子。我们当时30石地，自己种，一年只能收六七十石谷子，仅够全家吃。乡下那时看穷还是富，首先看你一日三餐能否吃到大米饭。青黄不接时，吃不上大米饭；差一点的，两干一稀，更差一点，一干一稀。我们家里能够做到三餐都有干饭。到青黄不接时，大米里面加一点红薯丝。

实际上，我们家里靠田产的收入，是供不起大哥上大学的。靠什么呢？父亲当小学教员、小学校长，一个月有3石谷子收入，约五六元大洋，一年70元钱。在这里面，还要付在学校吃饭的钱，还要买些像样一点的衣服，还得有点应酬。所以在这笔钱里，最多也只能省下二三十元。还差七八十元。父亲人缘好，可以求亲靠友。主要的办法就是“打会”。比如，约集10个、8个人，每个人凑5元钱，今年给我，明年给另外一个人，这样轮流着来。到时候轮到拿钱的人请吃一顿饭，大家把这5元钱都交给他。父亲这里打个会，那里打个会，就可筹集到一笔钱。还有一个经济来源就是收学租。按照我们家族的族规，前清的每一代祖先都有点学田，规定考上秀才收多少学租，考上举人、进士各收多少学租。民国以后改为高小毕业相当于秀才，中学毕业相当于举人，大学毕业相当于进士。那时祖宗已有五六代，每一个祖宗都有点学田，1925年大哥毕业时，合起来我们家收到学租100多石稻谷。100多石稻谷那时值200多元大洋。所以父亲能供大哥上学，一是有眼光，二是有办法。从生活上来讲，1925年以后，我们家生活开始好转。

我的大哥也的确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学习用功，成绩一直优秀；另外，他继承了我们家讲诚信、敢担当的家风。他没忘对父亲的承诺，没忘做大哥的责任。直到我们长大读书，他始终把帮助弟弟们读书这件事放在心上。大哥毕业后，先把三弟介绍到广东去，然后又把四弟接到长沙读书，1929年，又把我从桂东接出去，一直供我到延安为止。他一年给我400元大洋，比我父亲以前给他的多4倍啊。用俗话来说，他真是有良心、有责任心啊。

大哥在大学高年级时，开始参加政治活动，属于国民党左派。他和当时在北京读书、搞政治活动的一些共产党人，关系比较密切。我到了延安，见到过邓洁，他比大哥小七八岁，他说当时就和邓飞黄一起搞活动。还有个方仲儒，是北大学生，也说和邓飞黄一起参加政治活动。解放以后我回到北京。有一次陈老总说：五四运动时，去巴黎之前，曾和邓飞黄一起。

大哥大学毕业后，继续参加政治活动。他同李大钊同志关系密切。1925年12月创办《国民新报》并任主编。他约请当时不少进步人士兼任编辑工作。鲁迅就是该报副刊乙种的主编。

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国民新报》及其副刊是抨击段祺瑞执政府的主要舆论阵地之一。三一八惨案以后，邓飞黄的名字被列入段祺瑞执政府的通缉令中。鲁迅收录在《而已集》中的《大衍发微》一文中有当时被通缉者的名单。其中第四十，就是“邓飞黄（湖南）《国民新报》总编辑”。

《鲁迅日记》1925年12月6日记：“下午得邓飞黄信，即复。”第二天，12月7日记：“晚邓飞黄来。”就是邓飞黄约请鲁迅担任《国民新报副刊》乙种的记录。其后，邓飞黄与鲁迅由于主编与副刊主编这一层关系，来往就多起来。1925年12月7日以后，至1926年6月，他们之间的来往，《鲁迅日记》有记载者凡16处。鲁迅在邓飞黄主编的《国民新报》上发表了《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1926年3月12日）一文，在《国民新报副刊》上发表的著译共有17篇。

1926年7月，邓飞黄在北京呆不住了，去了广州。

1927年7月，大哥回流源山口老家。他是从广州经过韶关、永城回到桂东的。按照家里的习惯，要给他接风。当时我在流源小学还没放学。接风时，先要拜祖宗。在流源拜了两个远房的祖宗。然后到流源小学，与全体师生见面，讲了一番话。放学时与我一起走路回到山口。一边走一边问，学习如何，成绩如何，哪门功课比较好。他在家里呆了五六天，离家时经过县城，恰好姐姐生第二个儿子，他给小孩取了个名字叫冠湘。然后从长沙到武汉，最后到了河南。

在1927年国共破裂之前，他到冯玉祥的河南省党部做了一个比较负责的官，同王荟君结了婚，登报声明同家乡的老婆离婚。父母没有告诉大嫂，她还是像以往一样劳动、生活。母亲一直牵挂着三哥（邓力成），在大哥回家时，就嘱咐他一定要找到三哥，让他从军队里退伍。后来不知是通过什么关系，邓力成到长沙与大哥见了一面，两人一起照了相，寄回家里，这样家里才算放了心。

1931年，邓飞黄担任铁道部职工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后当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任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组织中国经济研究会，主编《中国经济月刊》。

1935年，留学英国，在伦敦大学经济系攻读。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历任国民党中央党务委员，国民党河南省党部主任委员，并连任四届国民参政会参议员暨驻会委员等。

1948年6月，程潜入湘主政，邓飞黄任湖南省民政厅厅长。

1949年元月，他在程潜召集的会上，坚决主张同共产党和谈，用和平方式解决湖南问题。后又挫败了敌人企图将他劫持往台湾的阴谋，襄助程潜起义，实现了湖南和平解放。

湖南和平起义后，邓飞黄被委聘为湖南省人民军政委员会顾问，后任中南区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1953年病逝于武汉。

十一、三哥邓力成和四哥邓建黄

大哥去广州之前，就让我的三哥邓力成、姐夫胡昭明和我一个远房侄子邓央凯，还有堂叔（邓亚斌的儿子力严的叔叔）邓家琪，去广州投考军校。可能是在1926年春天，大哥还没有到广州去之前，他们几个人就到了广州。邓加琪考上了黄埔军校，好像是第6期的学生，邓力成、我的姐夫和远房侄子考上了二军的军官学校。

在训练期间，我的姐夫和侄子吃不了苦，又怕死，开了小差，回家了。但三哥坚持下来了，他这个人有点二杆子脾气，性格比较暴躁。后来他说，他也接受共产党的影响。那时广州有个革命青年军人联合会，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他参加了。

1926年开始北伐战争时，三哥从军官学校毕业，分到第二军当见习排长。第二军向江西进军，有一部分经过桂东。三哥回到家里吃了一顿午饭就要走。那年我正在姐姐家过暑假，家里派人来说力成回家来了，是作为北伐军的先遣队路过这里。家里左留右留留不住，坚持非走不可。因此，要姐姐赶紧回娘家，劝力成不要走。看样子，姐姐与三哥关系比较好，说话管点用。这样，姐姐就背着女儿，领着我，从城里往家里赶。走到离家有十里地光景，我们从山下往上爬，走到半山腰，正好碰上三哥力成。一个挑夫，一个通讯员背着一支步枪，跟着他。那时正值热天，他敞开衣服，紧着赶路。姐姐见到他就劝他不要走了。他说，我有责任在身，不能留下来。一派斗志昂扬、义无反顾的革命军人的气概。姐姐没办法，只好说，那好吧，你不愿回家，跟我一起到城里，招呼你吃顿饭。他谢绝了，要姐姐回娘家，安慰安慰母亲。姐弟俩就这样匆匆分手。当时，我也为他那种勇往直前的精神所感动。他走了以后，各种谣言就传来了。有的传说他打仗勇敢，受了伤，有的传说他已经被打死了，甚至讲，看到了他的坟，坟上还立了碑。每一个消息都使家里不得安生，母亲哭，三嫂闹。

1926年底，四哥邓建黄放寒假回到山口，一起回来的还有我们流源在长沙读书的几个人。四哥受到大革命的影响，回来就和大家讲，长沙附近的农民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北伐军不断取得胜利，我们这里还纹丝不动。他动员这个人那个人，首先要在山口组织农民协会。他还在小学教员中进行宣传。小学教员里面有个前清末年举人的儿子，名叫邓兆雄，还有一个远房亲戚，还有一些其他人，都动员起来了。寒假结束后，邓建黄他们回学校去了，这些小学教员把流源的农民协会组织了起来。经常开会，听说苏联的小孩子都组织儿童团，在我们这些学生中也组织了儿童团。

地方上热闹起来了。其实，农民刚组织起来，对地主还没怎么触动。这时发生过两件事：一是农民到一家人称“伪善人”家里，把吹捧他的匾给砸了；还有一件是，一个寡妇地主欺负儿媳妇特别厉害，农民协会把这个寡妇拉去游了一次街。最大的一件事是，寨前有一个姓王的大地主，是寡妇，农民把她抓了，要她承认自己的罪恶，要她出钱，干这样，干那样。王寡妇有一个情夫，流源小学的体育教员，是我们的本家，他用欺骗手段把王寡妇放走了。这下，激怒了寨前的农民，他们联络了流源的农民，在寨前开会，表示抗议。而这个家伙不知好歹，还出来阻挡农民自卫队，要大家不要闹，结果被走在前面的农民用标枪扎死了。我们几个学生也跟着农民到了寨前。农民杀了地主家的猪，分了地主家的粮食。在寨前摆满了桌子，谁来吃都可以。

我们在回来的路上碰到了邓力成。他这时已退伍回到桂东。这时的他与1926年时的他，已判若两人。邓家琪也回来了。他们愤愤不平地说，我们英勇杀敌，打倒了旧军阀，结果又出来了新军阀，不值得。邓家琪还说，在军队里的黄埔学生，听说蒋介石搞四一二政变，聚集在一起找到蒋介石，质问他为什么要杀共产党，为什么要与日本妥协，蒋介石欺骗大家发誓说，我蒋介石决不反革命，要革命到底。但是他们从亲身经历感受到，不能再为新军阀卖命，只好退伍了。邓家琪就是其中之一。暑假过了以后，力成去了上海，到左派办的一所大学读书了。

他们走后，清党的事波及到桂东。地主、劣绅就起来报复。把沙田附近的一个小学教员（搞农民运动时到过流源）捆起来，保安队员把他押往县城，他实在受不了，过河时往江里跳下去，保安队员用枪把他打死了。我们那个地方的两个小学教员想抵抗，想组织农民自卫军。我父亲就劝他们，他们都是父亲的学生和晚辈。父亲说，你们抗不住，你们只用标枪怎么抵得住人家的步枪啊！劝他们逃亡。他们听了父亲的话，逃掉了。

我的那个远房哥哥邓兆雄，少了一个胳膊，在长沙被人杀了：邓兆雄躲了几个月，在回家的路上，被吴尚（一个团长）抓住了。这些人残酷极了，把他的腹部剖开，取出心肝，下酒吃了。邓兆雄表现很英勇。国民党还讲什么共产党杀人放火，从桂东看，就有3个小学教员被国民党残杀了。

秋收起义爆发，井冈山树起了红旗，红军转战各地，1929年我离家乡以前，红军先后到过桂东县城、寨前三四次。穷人都说好，地主豪绅和反动派都说坏。我一个远房侄子去寨前，看到了朱毛的部队，听了毛泽东和朱德的讲演。回来后，他就讲，老百姓和穷人都拥护他们。

十二、我家的三个女性

这里还应该说到我母亲的作用。她是地主的女儿，缠了小脚。嫁到我们家里后，吃了不少苦。她说：生了第一个儿子还可以对付，生了第二个儿子，就得身上背一个，手里抱一个，还要挑水、挑粪，可艰难啦！生了第三个孩子，就可以不抱了，因为老大可领着老二走路了。母亲对我说，你呢，我不用抱了，也不用背了，就靠你姐姐。

我出生时，姐姐已经13岁了。我除了吃奶、睡觉时跟着妈妈，其他时间，一直到她出嫁，都是她照顾我。据说，我小时候很胖，她背着实在太沉了，就找个台阶靠一靠，把肩膀松一松。我印象中她是最好的人。她有一条长辫子，我也很喜欢。我们俩关系最好。只有一次，两个人吵架了，不知是为什么事，我骂她，臭姐姐，臭景荷。她为此伤心极了。到妈妈那里去告状，说，他直接叫我的名字。弟弟直接叫姐姐的名字，这不行啊，这是不尊敬啊。这还不算，还说我是臭姐姐、臭景荷。她一边说，一边哭。妈妈说了我几句，然后对她说，行了，行了。我俩就是吵过这一架。后来，老了的时候，我在长沙见过她一次，和小时候的印象大不一样。原来我觉得姐姐长得很高大，这一次看见她，个子很矮，人很瘦，大概与生活贫穷有关系吧。“文化大革命”时期，她来北京看我，没有看到。是英陶接待她的。我听说以后感到很遗憾。

1926年大哥结了婚，娶的是一个地主的女儿，没有缠小脚。这个嫂子对我们家贡献很大。大哥与她结婚以后，只是在1927年回来住过几天，以后十年都没有回家。只来了一封信，就和她离婚了。嫂子到我们家以后，成为我们家的主要劳动力。做饭、洗衣服、挑水、挑粪、种菜、背柴，反正一切家务活都干。她没有说什么，每天只是干活，我想她心里肯定有想法，有怨气。

在我们家，母亲、嫂子、姐姐3位女性，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长沙到北平

一、在长沙

1929年夏天，三哥力成回家过暑假，正好我小学毕业。大概是大哥的意见，三哥过完暑假回上海时，把我从家里带出来，到长沙去上中学。当时长沙最好的中学是月云、铭德、湘雅，女子中学是周南。好的学校没有考上，进了一个中等的学校，叫兑泽中学。可就是这样一个中等水平的中学，我刚进去时读得也很吃力。记得英文课上，老师要我站起来回答问题，我回答不出来，在课堂上哭了一回。

兑泽中学的校长萧蓬慰（红卫），教务主任彭锦（景）云，还有一个党义教员，都是改组派。每个星期一周会上，都要在孙中山遗像前，背诵总理遗嘱、三民主义，约一个多小时。教务主任和党义教员讲党义，都要宣传改组派，宣传汪精卫，把汪说成是了不起的英雄。

这年寒假，我没有回家，补习了一个寒假，总算把功课赶上了。

进这个学校时，三哥把我的名字改了一下，音没有变，声阶的阶改成了口字旁的喈，成为邓声喈。这喈字是鸟鸣的意思，同声字联在一起有意义。同时，父亲为我起了个号，叫“鹤鸣”，说是从诗句“鹤鸣声喈”而来。1929年底，大哥又按“力”字序列，给我重起了个名字叫“邓力群”，与三哥邓力成排名，取群策群力之意。

从此，在父母兄弟亲属之间，口头上书面上都用邓力群这个名字。后来，入团、转党，也用这个名字。在北平，邓力群这个名字只有少数人知道。

关于力群这个名字，在延安时还有一个小插曲。我在马列学院，协助教中国近代革命史的教员杨松编了一本《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公开出版时署名杨松、邓力群。鲁艺有位木刻家力群，写信给我说，他叫力群，我不应该用力群这个名字。我给这位姓郝的力群复信说，我在入党时就是用的这个名字，党内就知道我这个名字，这次公开出版这本书，杨松把这个名字署上去了。

1929年春，发生了国民党南京军阀蒋介石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战争。毛主席有一首词《清平乐·蒋桂战争》中说的“军阀重开战”，就是这次战争。毛主席1928年10月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就指出，蒋桂两派新军阀在酝酿战争中。1929年4月，蒋、桂两派果然爆发了战争。桂系的军队从广西出发，攻岳阳未克，退回去。

蒋桂战争给红军的发展造成了一个有利条件。第一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俘获国民党第十八师师长、前敌总指挥张辉瓒及其率领的官兵9000余人。红军杀了张辉瓒。他的头被钉在一块木板上顺赣江往下漂流，被国民党军队截住，连同尸体运回长沙开追悼会，逼令全体学生参加。

我在长沙兑泽中学前后一年半，实际只读了一年。

在长沙，从1930年上半年开始，读新文学。印象深的有三本：蒋光赤的小说《鸭绿江上》、《少年漂泊者》和冰心的《寄小读者》，很受感染。也读了郭沫若的新诗集《星空》、《橄榄》，印象深的是那些爱情诗，诗人同爱人一起数天上的星星。还读了翻译小说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没有读懂。读了这些新文学作品，写作文时也跟着学。记得那时还看过无声电影《火烧红莲寺》、《荒江女侠》，觉得很新奇。

1930年夏，蒋、冯（玉祥）、阎（锡山）在河南等处混战。阎、冯反对蒋，拥护汪，在北平召开了汪派国民党的扩大会议，声势很大。邓飞黄也参加了这个会议。这时蒋介石拉拢张学良，东北军入关进北平，北平成为张学良的势力范围。阎退回山西。冯宣布下野，隐居泰山。其部下韩复榘主政山东。汪派转入“地下”。这时工农红军乘势“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 毛主席词《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抒发了胜利豪情。

这年暑假，我同邓家琪、邓由善结伴回家，假期完了又结伴回长沙。走到衡阳，碰到从长沙出来的桂东同乡。他们说红军占领了长沙，国民党调了大批军队围攻。红军也动员很多农民进城，准备反攻。很快就要打大仗，长沙进不去，劝我们不要去了。我们就一起返回家乡。1930年下半年，待在家里，没能上学。

在这半年内，我还做过7天“堂倌”。事情是这样的：秋收后，流源乡要演几天戏。邓扬文说搭个棚子卖面食，可以赚钱。于是特意从县城里请来一个名厨，做包子、烧卖、面条卖。邓家琪、邓扬文和我，便做“堂倌”。做了7天买卖，结果除支付厨师工资外，一个钱也没有赚到。

1931年春，我又同邓家琪等结伴去长沙，继续在兑泽读初二上年级。

有一次去长沙最有名的一条大街八角亭买东西，见电线杆上挂一个木盒，里面放了一个人头，墙上贴了布告，围着一大堆人。听人议论说，这是一个红军的负责人，被杀害后拿来示众。当时感到国民党太残暴。大致同时，国民党在长沙为张辉瓒举行大规模的追悼会，强令各机关、学校结队去灵堂致哀。我随着兑泽中学的同学去了，但哀却没有。长沙八角亭，有几次人头示众，我看过两次。

如果说，国民党改组派是推动我走向反蒋道路的一个教员，那末，湖南农民运动是引导我走向反蒋道路的最重要的正面教员。我亲眼目睹，而且作为儿童团成员还参加了当时的一些活动，深有体会。我们那里农会的领导人、小学教师邓兆雄，被反动军队抓走，押赴刑场，一路上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敌人割了他的舌头，残忍地折磨他。他坚贞不屈，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准确、全面、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农民运动的情况和影响、意义，是很有说服力的。

二、到北平

蒋奉战争后，邓飞黄和改组派的一些人，退到天津租界活动。冯玉祥每月给他200大洋维持生活。在租界中维持改组派的活动另有经费。

1931年暑假，大哥把母亲接出来，并要我转学北平。母亲带着邓力成（三哥）的大女儿帼英（7岁）到了长沙。邓建黄（四哥）从北平来长沙。这时邓力成已到吉鸿昌那里当参谋，也来到了长沙。我们一共5个人坐船到南京。从浦口坐火车，7月底或8月初到了北平。那时王荟君（大嫂）带着两个孩子（大的鼎元，3岁，小的平元，不到一岁），住在东城赵家楼胡同。我们到了以后就一起住在那里。邓飞黄和改组派一些人平常住在天津日租界，进行反蒋活动，星期六下午回北平家里。他家里有一个保姆带孩子，一个“老妈子”做饭。

三、汇文中学四年

三哥邓力成不久回吉鸿昌那里去了。临走前听他和大哥说，他准备给吉鸿昌递交反蒋意见书。四哥邓建黄在北平补习功课，准备考大学。我准备继续读中学。

由于长沙的教学水平比北平低，我虽读了初中3个学期，但报考师大附中初二，未考上。报考汇文中学，考上了，但英文不及格。汇文当时规定，两门功课不及格还可以录取，及格的功课跟本年级上，不及格的功课跟下年级上。所以，英语课跟着初一年级上。我于9月初进了汇文中学，住在大哥家，做走读生。长兄如父。他长我20岁，管我比较严格，除学校的功课外，要求每周背一篇古文，每天还要写日记。他定期检查。

上学不久，发生九一八事变。掌管北平的张学良，在天安门旁三大殿里开了一次反对日本侵占东北的会议。允许学生上街游行，抵制日货。我和其他热血青年一样，参加游行，参加宣传、抵制日货等活动。汪精卫开始调子很高，但很快蒋汪合流。汪成为国民党的第二领袖，他手下的骨干也就成了国民政府的部、局级干部。

1931年11月或12月，大哥邓飞黄当了国民党的候补中央委员，接着又当铁道部职工教育委员会委员长。1932年春天，大哥、大嫂、母亲和三哥的女儿帼英搬往南京。四哥也随同去南京上学了。

汇文是比较好的中学。大哥让我留在北平，住进汇文宿舍，继续在汇文上学。开始我有点跟不上班。1932年暑假我没回南京，又补习了一段功课。从初三上开始全部功课都跟上本年级了。

汇文中学一学年学费250元（银元），房租每月3元，二等伙食费每月6元，此外，衣服、书籍、零用每年60元左右，全年共需400来元。如果寒暑假回家，就要少一些。我当时的生活水平，在学生里是中等的。因为不会计划使用，每学期最后一两个月都会没有钱用。

我有时在汇文中学门口馄饨摊，吃两碗馄饨，一个烧饼，一根香肠，花21个铜板。味道美极了。我老了在医院吃过几次“馄饨侯”，味道比那时小摊子上吃的差得多。在零花钱方面，主要是看京戏。我最爱看马连良，在前门外大街的一个戏院。每次花二角五分钱，看戏回来，去吃炒面、炒饼。后来，有个戏剧学校，七八岁开始学，学了6年以后就登台，在吉祥戏院演出。我和同学都去看，坐在后排，票价便宜，要不了二角五。

大哥家搬到南京去时，托他3个朋友照顾我。一个是贺楚强，是冯玉祥手下人。冯给邓飞黄的钱，多半是经他送来。他那时住在公寓里，我去看过他三四次。一个是向达，那时在中央研究院当研究员，住中南海。我去他家两次。还有一个是彭海安，是一个大学的讲师，妻子是美术教员。我去过他家一次。他们在1933年初或再早些的时间，都先后离开北平去南方了。

16岁这年，处在一个转折关头。留在北平而未去南京，对我一生影响很大。如果去了南京，我走的道路可能完全不一样了。当然，我也会参加抗日，参加革命，但走的路径会不同。

汇文中学是美国人用庚子赔款办的教会学校，功课很紧。星期一至五，每天上7至9节课，星期六上午4节课，下午没有课。星期一至五每天晚上，要自习两小时。汇文各种设备比较完善，有宿舍，有食堂，有很好的运动场，高级的篮球场，有体育馆，有讲台（主席台），还有一层一层的看台。除比赛外可以开会。如果不买东西，一两个月不出校门也可以。

我很爱好学习。从初三上开始，成绩好起来了。汇文学生比较多，每学期按成绩编一次班，最好的编为甲班，依次编为乙、丙、丁各班。我从初三到高三都编入甲班。

在汇文中学住校后，生活很有规律。起床后晨练、早读，每天读英文。晚自习主要做数学题。每次一个多小时就可做完。习题再难我都是自己做，从不求人帮忙。月考、季考、期考，我都不用临时抱佛脚、开夜车。平时还利用时间看不少课外书籍。

我在汇文中学4年，读书是用功的，在初中和高中，都遇到了好的数学老师。他们的教学方法好，抓得紧。课后都留作业，第二天交给老师批改。

1933年以前，学好功课是第一位的，课外主要看小说。这时我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当时出版的书，翻译过来的旧俄、苏联、英国、法国的书，我读得很多，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屠格涅夫的《父与子》，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科罗连柯的《盲音乐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莎士比亚的剧本，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的不少小说，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巴比塞的《斯大林传 ———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等等。中国的左翼作家，鲁迅的《呐喊》、《彷徨》看了，鲁迅的杂文集《三闲集》、《二心集》、《准风月谈》、《伪自由书》、《花边文学》，每年都出版一本到两本，我都读了。还有他的翻译作品，如果戈里的《死魂灵》，法捷耶夫的《毁灭》，也读了。茅盾反映大革命时期斗争情况的小说《虹》、《蚀》以及《子夜》；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韦护》、《母亲》等；郭沫若创作的、翻译的文学作品，以及研究著述，如《青铜时代》等，也都读了。还有郁达夫、张天翼、林语堂等的书。1935年、1936年还读了曹禺的《雷雨》、《日出》，邹韬奋的《萍踪寄语》等。当时的进步书籍，出一本，买一本，读一本。1934年开始看社会科学的书籍，列宁的《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等书，虽然不太懂，还是认真地做了阅读笔记，并且推动关系好的同学读这类进步书籍。

四、1933年春：思想转折点

这时读书，和在桂东老家不同，桂东是读旧小说，从长沙到北平，是读新小说，读进步刊物。在汇文中学的同学中，以至于参加革命工作后的同事中，比我读书多的，还比较少见。

当时读的这些书，对我思想有很大帮助。读书增进了反日情绪，反日情绪又加强了读书兴趣。这是我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的思想准备。但促使我思想激进的根本因素，是时代的风云，现实的刺激，加上我同一位革命青年的直接接触。我树立了这样一个信念：抗战只有靠共产党，不能靠蒋介石、汪精卫。

1933年春天，可以说是我思想的转折点。

当时整个国家处在危急存亡之际。中国是半殖民地，与印度等受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的殖民地不同，中国受多个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之间的矛盾引发了被他们控制的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搞得国家战乱不断，民不聊生。

东交民巷有各国的军队，我们上学经过的几条街，都是外国军队。现在的东单公园当时是外国兵营的操场。汇文中学在崇文门，出来就见外国军队耀武扬威。去妓院嫖妓的，各国的人都有，搞得乌烟瘴气。经常见到外国人打我们的车夫。大同医院旁边是日本兵的驻地。电车道旁也是外国军队的一条跑道。天天亲眼目睹这些情景，稍有一点爱国心的人，都会受到刺激，感到愤慨。我在汇文中学的时候，爱国热情高涨，参加了一些反对日本侵略的救亡活动。但思想目标还不很明确。

有一位远房表哥，名叫胡平，在京是中学读高中。那个时候他大概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可能是社会科学工作者联盟。他很热心地从思想上帮助我，推动我进步。他带我去看进步电影，引导我看进步书籍。在他的影响下，当时认识到要抵抗日本侵略，必须打倒国民党蒋介石。1932年以后，同他一起在东安市场买到了地下党出版的一些秘密刊物、小报，上面登载着各地红军发展的消息、党对抗日救国的主张。由此我把抵抗日本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产生了加入革命组织的愿望。1933年春，我正式向他提出了这个要求。他说可以，过些日子找个人来和我谈这个问题。没想到过几天，他就被捕了。

有一天，忽然来了一个胖子，看上去像个密探。我有点纳闷，也有点着急，心想这样的人来找我干嘛？他偷偷地把一封信塞给了我。原来是胡平捎来的，说他被捕了，让我给他捎点吃的东西，同时给捎信的人一两元大洋。这下我才知道，他和我谈话没几天，在东安市场散发传单时被捕。判决后，关在草岚子反省院，与薄一波他们关在一起，就是所谓61个人集团的一员，他那时还没有入党呢。在这封信上还提到：他有两个书架和一张靠背椅，寄放在中国大学的一个学生那里，让我去取。我后来去了。这个人叫孙光。取东西时，我向他提出参加共产党的要求。他说，你还年轻，不要着急。没想到，过了几天，孙光也被捕了。

后来，我买了东西，到草岚子监狱探监。当时我的心情很不好。那个地方有很高的围墙，走近那里就听到镣铐声。见到了胡平，他戴着手铐、脚镣。看了这样的情景，我心都碎了，当时我就大哭了一场。以后每隔一两个月，我就去给他送点东西。他特别喜欢吃咖喱角。以后我对咖喱角有感情，就是这个原因。每次我都买一两斤送去。我以为这些点心，他可以吃三五天或一个星期。但是他来信说，他把这些点心都分给难友，每人一份，实际上他自己没吃到几块。这个经历，增强了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愤慨和仇视，对革命者的同情和敬仰。

五、1933年暑假在南京的见闻

1933年暑假，我回南京，见到了父亲。知道这年上半年，红军到寨前，要去捉一个大地主，地主跑了，恰好我父亲在他家做客，被捉了去。有一个负责政治工作的人听说是邓飞黄的父亲，对他比较优待。后来知道这个负责人是袁任远同志，原在河南做地下工作。国民党反革命后，冯玉祥对共产党员实行礼送出境的政策。邓飞黄执行这个政策，送走袁任远和其他几个同志，没有为难他们。父亲在红军那里待了十几天，出了300大洋，就放回来了。过后，父亲就到了南京。

这次见到父亲，出乎意外，他对红军，一句坏话没说，倒说了一些好话。说红军官兵关系好，军民关系好，纪律好。那时报上正刊登一些贪污案件。他说红军那里没有这些事情，认为红军、共产党是有希望的。

这时三哥也到了南京，并把三嫂接了出来。他自己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当干事。四哥建黄，考上了南京的金陵大学。

在南京接触了一些在国民党里干事的公务人员。他们的生活一是打麻将，二是玩歌女，三是互相请客吃饭。我有时去看他们打牌，也去过一次歌厅。主要的暑假生活是同大哥、四哥每天下午到中山陵游泳。大哥不打牌，不玩歌女，不抽烟。但是连他在内，我没听他们中有一个谈过国家存亡、民族危机。我深感到，不能指望这些人来挽救民族危亡。

六、父亲去世

1934年上半年，学校宿舍住不进。恰好有个名叫欧阳镇的同学，带了老婆、丫头在苏州胡同租了房子住，愿意把多余的几间转租。我约了几个同学住到那里去，雇了一个老头子做饭。一直住到下半年寒假。

这年暑假，我又回南京。生活情况与前一年基本相同。发生变化的是父亲得了鼻癌，在南京、上海都治不好。8月下旬，同我一起来北平医治。在协和医院、德国医院愈治愈坏。到12月，三哥把他接回南京。不久病危，要我回去探望。我们兄弟几个在鼓楼医院看着父亲咽气。抬回家里，我摸他腹部还有点温热，跟妈说，父亲没有死。当时父亲58岁，我19岁。

在南京，父亲有一张半身照片，全家三代合过一次影，可惜姐姐不在。照片上父亲留胡子，一派自信、满意的神态。“文化大革命”中，照片被红卫兵抄去、示众。这也不奇怪，在他们眼中，肯定认为他是个封建余孽。

七、我打定了跟共产党抗日的主意

1934年寒假，我到南京去。我的日记本也随身带去了。大哥从我的日记中，从与我交谈中，看出了我的思想变化。他同我作了一次在他说来是诚恳的谈话。他说我信仰共产主义，他不反对，只是希望我在大学毕业、独立生活之前不要参加政治活动。他说他自己原来打算做学问，只是因为家庭负担，因为答应过父亲负责任给我们兄弟上学，才不得不投身政界，一直到现在仍不能做学问，是一生最大的遗憾。现在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热望我在学问上有成就，以弥补他的遗憾。他希望我学水利。他说黄河为害中国几千年，多少朝代、多少人都没治好，如果我能下决心学水利工程，将来能主持治好黄河，就会造福于几千万人。他说只要我有这个决心，在大学毕业后，他可以送我去留洋。只要真正有了学问，有了本事，国民党要用，共产党也要用。

为了让我走他为我安排的道路，断绝我对共产党的信念，他告诉我，经过蒋介石军队的“围剿”，共产党和红军剩下的人已经不多了，即使将来共产党能发展、能胜利，至少也要几十年以后了。他指着桌子上的一本书说，蒋介石军队“打败”红军的事情，书上写得很详细，让我好好看看。

作为兄弟，他这种心情我是尊重和理解的，但从我当时的思想倾向来讲，已听不进他的这些教诲了。他要我看的那本书，我连动都没有去动一下，让它留在桌子上。我转身就走了。

后来，大哥对家里人说，力群这个人，他如果打定了主意，不管你说多少话，讲多少道理，也改变不了他。

1935年暑假后，学校宿舍空了。我和住在苏州胡同的几个同学又一起住进了学校。

当时，日本对华侵略日益猖狂，冀东反共政府成立，华北五省酝酿“自治”，天上日本飞机进行侦察，地上日本陆军武装演习。处处时时都显示出亡国的危险已降临到全中国人民的头上。这时我对邓飞黄为我指出的前途，虽然没有完全断念，但是整个形势的发展，华北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我也愈来愈无法安稳地读书了。这时，我已经确定了自己前进的方向：跟着共产党抗日，为解救民族危亡奉献自己的青春！

我的大哥则跟我走着不同的路。大约是在1935年末或1936年初，蒋介石排挤汪精卫，汪离开南京，到上海“养病”。他下面的大将谷正刚、谷正鼎投靠ＣＣ。大哥邓飞黄也随之倒台，辞去铁道部职工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务，准备留洋学习。

来源：近代史飙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