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古代文明自问世以来，不独存于中土，还以各种方式流传、保存、移植于“域外”，特别是东亚各国。毋庸赘言，域外汉籍可补充中国文献之不足，对于拓展新的学术空间，丰富、深化人们对于汉文化的认识，皆具重要之价值。一百多年来，近现代学者以及当代学者对域外汉籍的访求、刊布

中国古代文明自问世以来，不独存于中土，还以各种方式流传、保存、移植于“域外”，特别是东亚各国。毋庸赘言，域外汉籍可补充中国文献之不足，对于拓展新的学术空间，丰富、深化人们对于汉文化的认识，皆具重要之价值。一百多年来，近现代学者以及当代学者对域外汉籍的访求、刊布、研究从未停止过，对前辈学人域外访书过程的描述，也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

近代学者的域外访书是从东邻日本开始的。一些学者如何如璋、黎庶昌、徐承祖、姚文栋、陈榘、傅云龙、杨守敬等，以公务之便赴日，期间大力收集、记录、刊布国内久佚的珍稀文献。黎刻本《古逸丛书》收古籍26种、傅刻本《籑喜庐丛书》收古籍四种，这可视为域外汉籍刊刻的先驱性工作。杨守敬先生不仅在刊刻《古逸丛书》方面用力甚多，且收集了大量品质一流的古抄本和宋元刊本，将之舶载以归，可说是域外汉籍在近代以来最大一次回传。杨氏的《日本访书志》，至今仍为目录学的经典之作，也是了解日藏汉籍的重要目录之一。杨守敬的日本访书，使中国学者系统了解了日藏汉籍的丰富矿藏，掀起了新一轮的访书高潮，在域外汉籍研究史上意义重大。

民国以来学者的域外访书，则更具私人倾向。一些学者因时局问题而东渡，在域外汉籍的收集、刊布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罗振玉旅日八年，系统传刻、校勘了大量珍稀古籍，直接促成了后来的《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影印旧钞本丛书》，为后人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近年影印出版的《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主要是以这套丛书为基础的。在《雪堂校勘群书叙录》等书中，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以及同志社大学德富文库所存十三通罗氏书信中，我们都可看到罗振玉在日期间的种种努力。董康自1926年起四次东游，著有《书舶庸谈》九卷，记录了他在图书寮、内阁文库、静嘉堂文库等处访书的见闻。对古抄本、宋元本特别是一些戏曲小说都有许多重要的记载。其每观一书，均详记其版式、款识，体式虽为日记，实可作为一部日藏汉籍目录学著作来读。董康在日本访书特别是在小说方面获得了巨大成功，这对后来孙楷第的《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1932)、王古鲁的《稗海一勺录》(1948)都有很大的影响，甚至成为郑振铎等人欧洲访书的直接诱因。

还有一些出版家、目录学家、史学家的赴日则多出于纯粹的学术目的。如张元济1928年赴日访书，其间借照孤本秘籍46种携归。傅增湘1929年赴日，有访书日记，另成《藏园东游别录》之《日本帝室图书寮观书记》、《内阁文库观书记》二长文，其访书所记，亦载于《藏园群书经眼录》。金毓黻1935年、1936年两次赴日，学术收获亦很大，见《金毓黻日记》卷八三、八九至九一，其中的一些记载，至今仍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在拓展域外汉籍的访求范围方面，现代小说研究者具有突出贡献。郑振铎1927年发表《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戏曲与小说》，他的这次访书，虽然仅限于戏曲和小说，但在开启学者们将视野扩大到日本以外的欧美等国方面，是一个极大的进步。此后向达的《瀛涯琐志——记牛津所藏的中国书》(1935)、刘修业的《海外所藏中国小说戏曲阅后记》(1939)、戴望舒的《西班牙爱斯高里亚尔静院所藏中国小说戏曲》(1941)均做了大量工作。朱士嘉40年代所编撰的《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至今仍是学者必备的工具书之一。

建国后的30年，域外访书显得有些岑寂。柳存仁1957年在伦敦英国博物馆和英国皇家亚洲学会访书，后结集为《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虽名为“提要”，但实际上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可视为风气转移之标志，中国学者的域外访书自此开始向从容和纵深转变。

台湾地区学者在这段时间内有出色的表现，如屈万里先生编写了《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1975)，向为学界推重。台湾地区汉学研究中心收集了近千部海外汉籍，包括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日本内阁文库等汉籍的影照本，编纂了《汉学研究中心景照海外佚存古籍书目初编》(1979)，影照本开架陈列，受益者众多。

20世纪80年代，域外访书全面展开。域外访书的任务主要由各大学的文史教师承担。日本仍是访书的重点国家。一些善本珍籍相继被一些专家发现，如王水照先生发现《东坡先生年谱》(1983)，鲁国尧先生发现《卢宗迈切韵法》(1992)，李裕民先生发现《司马温公全集》(1993)，对相关研究均起到了的推动作用。《尚书》学家刘起 先生利用访日之机发现了不少佚书，蒋寅先生的《东瀛读书记》(1998、1999)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严绍璗先生在日藏汉籍的搜访方面用力颇深，著有《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1996)、《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2005)等书。特别是即将推出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系严先生近二十年的访书成果，走访了八十余家收藏机构，著录了七千余种汉籍善本，堪称域外访书第一人。黄仁生先生近年出版的《日本现藏稀见元明文集考证与提要》(2004)也是难得的访书佳作，走访了东京的八家著名藏书机构，著录了三百四十余种元明文集。

医籍方面的进展也很大。马继兴等先生选辑的《日本现存中国稀觏古医籍丛书》(1999)、郑金生先生主编的《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2002)，使大量善本珍籍回归故土。方志方面，出版了《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1990—1992)、《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续编》(2003)。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海外珍藏善本丛书”(1993—2000)，北京图书馆影印了《日本藏元刊本古今杂剧三十种》(1998)。此外，罗国威先生整理了《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2001)，张伯伟先生整理了《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2002)，收日本五山版《冷斋夜话》、宽文版《天厨禁脔》、朝鲜版《唐宋分门名贤诗话》，皆为重要之域外文献。

在韩国的访书工作迟于日本，但近年已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小说方面如《型世言》，戏曲方面如《伍伦全备记》，诗文方面如五臣本《文选》，均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重视。《樊川文集夹注》、《夹注名贤十抄诗》等书也分别得到了影印和整理。一些建设性的工作也在逐步展开，如张伯伟先生的《朝鲜时代书目丛刊》(2004)、汪维辉先生的《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2005)即是。这两套丛书，体系完整，考证精当，堪称近年中国学者赴韩访书的最重要收获。

一些学者也开始注意越南。1998年，张伯伟、王小盾、张寅彭三位先生同赴河内，收集汉籍资料。以此为契机，王小盾先生与台湾学者刘春银先生、越南陈义先生共同主编了《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2002)，使国内学者系统了解到越南汉籍文献的情况。后来刘春银、林庆彰、陈义三先生又主编了《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补遗》(2005)，越藏汉籍的情况大体为世所知。

欧美所藏汉籍方面，一些学者利用为国外图书馆编目的机会，分别有所介绍，如沈津先生编写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1999)，田涛先生主编了《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藏汉籍善本书目提要》(2002)，李国庆先生编写了《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书录》(2003)，陈先行先生主编了《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2005)。广西师大影印出版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汇刊》(2003)，是迄今为止域外藏本刊布最集中的丛刊。

敦煌文献和《永乐大典》的收集整理工作，也可视作域外汉籍寻访的一个组成部分。

自清末至现在，学人们在域外访书方面留下了许多值得称颂的业绩，我们不仅从中可以获得精神上的支撑，觉得“吾道不孤”，更可通过他们的著述，获得进一步追踪的线索，做出新的成绩。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