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国时期，蒋介石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当时蒋介石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常常会受到国内外各种人士和群体的指责，而帮助蒋介石对抗这些批评，甚至还替蒋介石在舆论上在宣传上出谋划策的，就是被称为蒋介石笔杆子的陈布雷。
民国时期，蒋介石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当时蒋介石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常常会受到国内外各种人士和群体的指责，而帮助蒋介石对抗这些批评，甚至还替蒋介石在舆论上在宣传上出谋划策的，就是被称为蒋介石笔杆子的陈布雷。
值得一提的是，陈布雷是蒋介石的铁杆粉丝，也同样是国民党中的中流砥柱，但是陈布雷有三个子女，都是我党的优秀党员。
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经了解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并且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优秀党员，也是在陈琏的影响下，陈布雷的儿子陈砾以及陈过，都成为了共产党员，新中国建立之后，两人都成为了正厅级的官员，可以说是成为了陈家的中流砥柱。
其实，陈家的家风非常好，陈布雷的孩子们都有着家学渊源，客观来讲，因为受到陈布雷的影响，加上陈布雷过去的许多好友，对他们有所帮助，他们获得了非常好的学习环境以及资源，所以陈家的子女都很有作为。
但在陈布雷所有的子孙后代中，陈布雷的长子陈迟的儿子陈师孟，也就是陈布雷的长孙，却成为了一名台独份子，而且在台湾大肆宣扬台独理论，成为了很多人都厌恶的一个分裂人士，陈布雷的长孙，也让陈布雷的脸上蒙尘。
陈布雷的生命旅程始于1890年的浙江慈溪，他出生于一个书香之家，幼年便显露出过人的才华。
21岁那年，也就是1911年，陈布雷怀着一腔热血踏入上海报界，加入《天铎报》，而彼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夕，反清浪潮席卷全国，他深受早期民主革命思想的洗礼，毅然拒绝总编“打擦边球”的温和主张，在文章中直呼革命军为“革军”，以笔墨为推翻封建帝制呐喊。
他先后写下《谈鄂》《钱谬弩，夷血，鸣呼寂寂》《社会主义大总统》等名篇，文字慷慨激昂，思想尖锐鲜明，旗帜鲜明地支持革命事业，而陈布雷所写的这些文章不仅在报界引起轰动，还赢得了资产阶级革命党的高度赞誉。
孙中山先生曾评价：
有些党报的宣传效果远不及《商报》。
所以陈布雷正是其后来的中坚力量。
1915年，25岁那年，陈布雷突遭父丧，作为家中长子，他必须承担起料理丧事与支撑家族的重任。父亲的离去不仅让他失去依靠，更在精神上留下深深创痕。他日夜奔波于丧礼与宗族事务，疲惫的身影在乡间小路上显得孤单而沉重。
随后，丧妻之痛接踵而至，他与妻子伉俪情深，她的去世让他悲痛欲绝。紧接着，弟弟的早逝又一次打击了他的内心。这些接连的失去，如同寒风吹灭烛火，让他的心境蒙上了一层忧郁的阴影。曾经锋芒毕露的青年，逐渐学会了隐忍与沉默，性格中多了几分凝重与谨慎。
不久后，陈布雷转入《商报》，取别号“畏垒”，自此又开启了报界生涯的又一高峰。
他每日激情满满伏案疾书，办公桌上堆满报纸与书稿，而笔下的文章如潮水般涌出，他在《解决国是与个人面子》中呼吁国民“急起联结大团，谋根本改造”，字里行间透出对国家未来的热切期盼。
在《就事上论直接交涉》中斥责当局“督促不闻，唾骂不惜”，言辞如刀，直刺时弊。
1923年10月，曹锟以重金贿选总统，他怒撰文章，斥其为“捐班总统”，骂受贿议员为“猪仔议员”，笔锋之利震慑时人，报摊前的读者争相传阅。
1924年7月，他因抨击租界当局险些入狱，文章被查禁，他却豪言：
“主笔不吃官司，非好主笔。”
此时的陈布雷，满怀理想，意气风发，宛如一柄出鞘利剑，直指时代的不公与黑暗。
1926年，随着国内局势的变化，报界生涯也走向低谷，《商报》因经济拮据，经费难以为继，潘更生、潘公展相继离职，董事会与军阀孙传芳关系暧昧，陈布雷的立场与之格格不入。
他在日记中叹道：
“报馆经济困难，穷困异常，终觉前途渐黯澹矣。”
每日，他独自坐在编辑室，面对空荡的桌椅与冷清的报社，心中满是孤掌难鸣的苦闷，正值此时，南昌友人来信，邀他以记者身份前往，并转达蒋介石欲与之相见的意愿。
1927年农历除夕夜，他与潘公展抵达南昌，城内张灯结彩，街头巷尾悬挂着“蒋总司令劳苦功高”的标语，北伐的热烈氛围扑面而来，他初次感受到蒋介石的威望，心生敬意，三日后，他拜见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张静江言辞恳切，表达蒋“需一秀才相助”的心愿。
第二日，陈布雷初见蒋介石，蒋介石一开始的谦逊与谋略令他倾心，而蒋介石早在1926年春便通过邵力子赠其戎装照，示以敬慕，几天后，蒋介石亲自引他入党，他被奉为座上宾，入住总司令部西花厅，这场南昌之行，悄然扭转了他的人生轨迹。
但南昌的第一次考验，也随之而来。
蒋介石命他起草《告黄埔同学书》，他独坐西花厅，案前一盏孤灯，伴以一杯浓茶、一听香烟，一夜时光，一气呵成，次日交稿，蒋介石读罢难掩欣喜，赞叹其文采斐然，当即邀他留任身边。
但在一开始，陈布雷却以“仍回沪上作记者”为由婉拒，仅接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一职，此后，他随蒋奔走于南昌、九江、汉口，结识谭组安、陈公博、李协和、郭沫若等党政要员，细察国民党内部局势。
他在汉口住了十余日，街头巷尾的标语与北伐军的军歌让他感受到革命的热潮，但也隐隐察觉到派系间的暗流。
1927年4月，国共分裂，宁汉对立，蒋介石另立南京国民政府，他受张静江与邵元冲之托，出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初涉官场，他每日处理繁杂公文，奔波于杭州街头，却仍心系报界，谢绝《商报》《时事新报》的挽留。
5月，蒋介石邀他任中央党部秘书长，他接触核心圈后感“个性与任务不合”，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令他忧虑重重，他在日记中写道：
“念国势之危殆，忧革命之多艰。”
8月，他为蒋介石起草《辞职宣言》，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他返回故里，卸下重担，感到“如释重负”，但是到了年底，蒋介石复职，陈布雷再度被召，起草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宣言，几经修改的稿件在他手中得以通过，他获选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
蒋介石对其下野时的忠诚念念不忘，欲任其为总司令部秘书长，他却因畏惧内斗与高位招妒，坚辞不受，表示“位不必高，禄不必厚”，愿为私人秘书。
蒋介石对陈布雷的高风亮节深感动容，于是收购《时事新报》，让他任总主笔。
这是他第三次踏入报界，却与早年大相径庭，他每日在报社伏案，编辑室里烟雾缭绕，稿纸堆积。
但《时事新报》却成为蒋介石的宣传工具，他的文章不再针砭时弊，而是揣摩蒋介石的意思，渐失自我，1928年6月，张静江请他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他两次推辞，张静江抱病亲访，他只能勉为其难上任。
他每日穿梭于教育厅与学校，处理学生事务与经费拨款，疲惫不堪，同年10月，蒋介石兼任教育部长，调他为常务次长。
而教育部内派系争斗复杂，他试图调和却力不从心，案牍劳形中倍感压抑，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邵力子劝其效忠，他开始迈入蒋介石的幕僚圈，兼任中央党部宣传部副部长与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跨足教育、党务、外交领域，地位日显，与早年“位不必高”的初衷渐行渐远。
1931年8月，蒋介石第二次下野，陈布雷二度出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遥兼军委会秘书长，他每日奔波于杭州与南京，处理教育事务之余，为蒋起草军务文稿。
1934年3月，南昌行营召开会议，蒋介石表达“实需如君者在余之左右”的意愿，当时蒋介石忙于“剿匪”，南昌事务繁杂，政事有杨永泰，军事有熊式辉，唯独文字撰拟无人辅佐。
他允陈布雷保留厅长名义，或保举他人代任，盼其速来帮忙，这对陈布雷的人生有着巨大的改变，他感蒋介石的知遇之恩，又厌教育厅琐务，每日面对学生的请愿与官员的争吵让他心力交瘁。
于是，在4月，他交接厅务
，5月奔赴南昌，正式入了蒋介石的幕僚权，他入住行营，每日伴蒋介石左右，案前文稿堆积如山，从此15年，他为蒋介石起草文稿无数，被誉为“领袖智囊”，影响政局20年。
但与此同时，国民党内部倾轧与政权衰败让他心力交瘁，日记中频现“忧革命之多艰”的叹息。
1948年，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内战连连失利，蒋介石焦头烂额，陈布雷亦不堪重负。
他曾以笔锋唤醒民智，批判曹锟，鼓吹革命，却在幕僚生涯中渐失初心，他每日伏案为蒋起草文告，南京的办公室内烟雾弥漫，窗外战火隐现。
政治泥潭、理想破灭交织成网，他无法挣脱，11月12日，他留下遗书：
“百无一用是书生”，而后服下大量安眠药，悄然离世。
他死时，屋内油灯熄灭，稿纸散落一地。
陈布雷告别自己世界的时候，知道自己的子女们不需要自己担心。
比如女儿陈琏，她与丈夫就因为地下党工作曾经被逮捕，陈布雷知道，女儿会有一番事业。
而在陈琏的推荐下，陈砾也加入了我党，陈布雷在服下安眠药之后，陈砾毅然决定前往解放区，离开蒋介石的荒唐统治，陈砾继承了父亲在文字上的工地以及能力，于是乎，后来成为了报社的编辑，上世纪80年代，陈砾担任《中国日报》的总编辑，属于是正厅级干部。
而建国后，陈琏也担任了诸多重要的职务，最后担任了华东局宣传部文教处处长。
除此之外，陈布雷的儿子陈过，也曾经担任过浙江省卫生厅的厅长，同样是正厅级高官。
这也是陈布雷的骄傲，唯独陈布雷的长孙陈师孟。
陈师孟是陈迟的儿子，陈师孟后来进入台湾大学读经济系，靠着自己的能力拿到了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本以为是一个对国家有利的人才，留学归来之后，陈师孟先是加入了国民党，但后来却离开国民党加入了民进党，陈师孟曾经担任过民进党的秘书长，因为民进党之中有大量的台独分子，所以陈师孟也成为了其中的一员，甚至成为了领头人物。
陈师孟也成为了陈布雷人生的一个污点，虽然陈布雷曾经为蒋介石工作多年，但陈布雷心中有国家有人民，国家统一是他的底线，如果他知道自己的长孙是如此的话，那么必然是气到不行，但这一切，都是陈布雷子孙们的命运，他除了能看到自己的命运以外，也没有任何别的办法了。
来源：兴史兴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