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代攻城战是战争中最残酷的形式之一。城墙高耸，守军从上方投掷石块、箭矢，甚至滚油，攻城方接近城墙已属不易，更不用说攀爬摇晃的云梯，试图突破防线。第一个爬上云梯的士兵几乎直面死亡，生存机会渺茫。然而，历史中总有士兵愿意承担这一角色。他们为何如此勇敢？是奖励的诱惑
古代攻城战是战争中最残酷的形式之一。城墙高耸，守军从上方投掷石块、箭矢，甚至滚油，攻城方接近城墙已属不易，更不用说攀爬摇晃的云梯，试图突破防线。第一个爬上云梯的士兵几乎直面死亡，生存机会渺茫。然而，历史中总有士兵愿意承担这一角色。他们为何如此勇敢？是奖励的诱惑、荣誉的驱动，还是纪律的强制？
攻城战在古代战争中占据重要地位，无论是中国的战国时期还是罗马的征服战争，城池都是战略核心。攻克敌方城池往往意味着胜利，但代价高昂。攻城需要大量兵力、器械和时间，伤亡率极高。
云梯作为主要攻城工具之一，简单却危险。士兵攀登时，守军可轻易用长杆推倒梯子，或以箭矢、石块攻击。即便如此，攻城方仍需有人率先攀登，为后续部队打开突破口。这种高风险任务为何总有人愿意执行？
在古代，军队不仅是战争工具，也是社会流动的途径。许多社会通过战功奖励制度激励士兵，中国尤为突出。秦朝（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6年）建立了“二十等爵”制度，士兵通过战功可获得爵位、土地和财富（二十等爵）。例如，斩获一名敌军装甲兵的头颅可获一级爵位、1顷耕地和9亩宅基地，还可担任年薪50石的官职。四级以上爵位者免除徭役。这种制度让普通农民或低阶士兵看到改变命运的希望。
攻城战中，首登城墙的士兵往往被视为关键突破者，其战功可能等同或超过斩首敌军。虽无具体史料记载某士兵因首登获爵，但战国和秦汉时期的军功制度表明，如此英勇行为极可能带来丰厚回报。士兵若成功登城，可能被提拔为低级军官，家人也能享受免税待遇。这种奖励对出身贫寒的士兵极具吸引力。
不仅中国，西方也有类似机制。罗马军队中，首登城墙的士兵可能获“壁冠”，一种象征勇气的荣誉。公元前52年，凯撒的部下卢修斯·法比乌斯因率先登上高卢城墙而名声大噪。这种奖励机制在不同文化中普遍存在，激励士兵冒生命危险。
对于普通士兵，战争是少数能改变命运的机会。和平时期，他们可能是农民或劳役者，生活困苦。攻城战虽危险，但成功可能带来财富和地位。即便失败，家人可能因其战功获得补偿。这种现实考量使许多士兵愿意一搏。
除了物质奖励，荣誉和声誉也是重要驱动力。在中国，儒家思想虽在战国时期尚未完全主导，但忠诚、勇敢等价值观已深入人心。士兵通过英勇行为可为家族争光，提升社会地位。战国时期的赵国，士兵因战功获赏，不仅个人受尊重，家族也可能因其事迹被传颂。
在攻城战中，首登城墙的士兵往往被视为英雄。他们的名字可能被记录在军中，或在乡里流传。这种荣誉对士兵意义重大，尤其在重视家族和名誉的社会中。即便士兵战死，其事迹可能为后代带来尊重。例如，汉代（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军队中，士兵若在边疆立功，家乡可能为其立碑纪念。
西方文化中，荣誉同样重要。罗马士兵因首登城墙获“壁冠”，不仅得到物质奖励，还成为军中传奇。这种文化激励士兵追求名声，愿意承担高风险任务。中国虽无“壁冠”这样的具体荣誉，但类似的社会认可机制应广泛存在。士兵可能希望通过勇敢行为，让自己的名字流传后世。
古代军队的纪律极为严苛，士兵往往没有退路。战国时期的魏国，士兵需通过严格考核，装备重甲、弩弓和三天口粮，日行百里。违抗命令者可能被处决。攻城战中，督战队常在后方监视，持刀斧确保士兵前进。畏缩不前可能导致当场斩杀。
在云梯攻城时，士兵可能被直接命令率先攀登。拒绝不仅意味着个人死亡，还可能连累家人。在这种高压环境下，士兵可能认为冒险攀登至少有生存机会，而退缩几乎必死无疑。汉代军队中，逃兵或怯战者常被严惩，家人也可能受牵连。
罗马军队也有类似机制，称为“什一抽杀”，对怯战单位随机处决十分之一士兵（AskHistorians）。中国虽无此具体记载，但军法之严酷可想而知。士兵在纪律压力下，可能别无选择，只能硬着头皮爬上云梯。
攻城战并非单纯依靠云梯孤注一掷。古代军队常采用多种战术降低首登风险。战国时期，攻城方使用弩炮、投石机压制守军，弓箭手提供掩护火力。三国时期，攻城梯甚至配备弩兵舱，为攀登者提供保护。勾车和撞车破坏城墙，分散守军注意力。
这些战术使首登任务不完全是送死。多梯并用可迫使守军分散兵力，增加突破机会。汉代军队以弩兵闻名，射程远、威力大，能有效压制城头守军。士兵在战术支持下，可能认为生存机会更大，愿意尝试攀登。
此外，攻城战常由精锐部队带头。这些士兵装备更佳，训练有素，生存概率高于普通士兵。他们的存在进一步激励普通士兵效仿，共同冲击城墙。
将领的表率作用对士兵士气影响巨大。古代将领常身先士卒，以行动激励部队。战国时期的赵国，国王武灵王亲自训练骑兵，带头作战。三国时期，关羽、张飞等将领以勇猛著称，常冲锋在前。
攻城战中，将领可能亲自攀登云梯，展示无畏精神。罗马的卢修斯·法比乌斯由部下托举登墙，自己随后拉其他士兵上墙，显示了领导与士兵的紧密协作。中国虽无类似具体记载，但将领带头作战的传统普遍存在。士兵见将领不畏生死，自然更愿跟随。
将领的榜样不仅提升士气，还传递信任。士兵相信，只要跟随勇敢的领导，胜利和奖励就在眼前。这种信任使他们更愿意承担首登任务。
尽管奖励、荣誉、纪律、战术和将领榜样是主要动机，具体事例在史料中较少。中国的《史记》或《汉书》多记载将领事迹，普通士兵的英勇行为少有记录。攻城战如襄阳之战（公元1267年至1273年）聚焦于战略和器械，鲜提士兵个人动机。
然而，军功制度的普遍性表明，首登城墙的士兵极可能获重赏。罗马的例子为我们提供了参考，显示不同文化中类似激励机制的存在。结合中国历史背景，推测士兵因奖励、荣誉和纪律驱动而愿意首登是合理的。
中国古代社会的等级制度使普通人难以通过其他途径改变命运。战争成为少数出路之一。攻城战虽危险，但成功可能带来翻身机会。儒家文化虽推崇文治，对武人也有尊重，尤其在战国和汉代，武功被视为国家稳定的基石。
士兵可能并非全出于自愿，但奖励和荣誉的诱惑、纪律的压力以及将领的激励，使他们愿意冒险。这种动机并非中国独有，罗马、中世纪欧洲等地均有类似现象，反映了人类在战争中的普遍心理。
随着时间推移，攻城战术不断改进。战国时期的云梯逐渐配备保护装置，宋代更发展出复杂攻城器械。这些技术进步降低了首登风险，使士兵更有信心尝试突破。蒙古攻襄阳时，引进的投石机极大增强了攻城效率。
战术的改进反映了军队对士兵生命的重视。首登者虽仍面临高风险，但不再是无谓牺牲。士兵可能因此更愿意承担任务，相信自己的努力有回报。
首登城墙的士兵并非必死无疑。成功的攻城战中，突破城墙往往意味着胜利，首登者可能成为关键人物。史料虽少，但罗马的卢修斯·法比乌斯成功登墙并存活，表明生存并非无望。中国军队的弩兵掩护和精锐部队支持也提高了生存概率。
士兵可能在战前评估风险，认为成功的机会值得一试。即便失败，家人可能因其战功获补偿。这种现实考量使首登任务更具吸引力。
古代攻城战中，士兵甘愿第一个爬云梯，源于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秦汉的“二十等爵”制度提供了物质奖励和社会流动的机会，儒家文化推崇的荣誉激励士兵追求声誉，严苛的军法迫使他们服从命令，战术支持降低了风险，将领的榜样作用激发了士气。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士兵的动机。
尽管具体事例稀少，历史背景和跨文化比较表明，这些动机在古代中国普遍存在。士兵并非无畏的英雄，而是普通人，在奖励、荣誉、纪律和生存希望的驱动下，选择了冒险一搏。他们的行为不仅反映了古代战争的残酷，也展现了人类在极端环境下的复杂动机。
这种现象让我们思考：勇气从何而来？是个人选择，还是环境使然？欢迎读者分享看法，探讨古代士兵的内心世界。
来源：爱吃凉拌菜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