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今中国，整体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国家脱贫攻坚战已取得全面胜利，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但在相对意义上，由于收入差距、发展不平衡等因素，仍存在部分“穷人”——这里所指的“穷人”，是指在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收入水平、财富积累或生活质量低于社会平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今中国，整体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国家脱贫攻坚战已取得全面胜利，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但在相对意义上，由于收入差距、发展不平衡等因素，仍存在部分“穷人”——这里所指的“穷人”，是指在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收入水平、财富积累或生活质量低于社会平均水平，难以满足更高层次物质文化需求，在教育、医疗、就业等领域面临更多资源约束的群体。探讨这部分国人成为穷人的原因，明确主观与客观因素的影响权重，分析二者如何相互作用，对精准施策促进社会公平、推动共同富裕具有关键意义。
一、客观原因：构成贫困的“外部硬性约束”，影响群体基数与脱贫难度
客观因素是部分群体陷入相对贫困的基础前提，它从地域、资源、结构等层面划定了发展的“初始起跑线”，其影响具有普遍性和难以快速突破的特点，在贫困成因中占据重要比重。
（一）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资源分配差异造就“区域贫困带”
地域发展的先天与后天差距，直接决定了不同地区居民的收入天花板与就业机会，是客观因素中最核心的一环。
1. 地区产业结构差异：东部沿海地区以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产业附加值高、就业质量优。以上海为例，根据上海统计局公开数据，2024年金融业增加值达8072.73亿元，同比增长7.9%，占全市生产总值15%，上海证券交易所年成交额达108.05万亿元，同比增长20.91%，汇聚的金融人才平均年薪超40万元；而中西部农业地区如甘肃省定西市，2024年第一产业占比仍达28%，当地政府报告显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1.3万元，且受干旱、冰雹等自然条件影响，粮食亩均产值不足东部地区的1/3，多数农民仅能维持基本生活，难以实现财富积累。
2. 基础设施建设差距：基础设施是产业发展与收入提升的“生命线”。珠三角地区每百平方公里高速公路密度达12.8公里，2024年快递业务量占全国23%，物流成本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8%，极大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与居民消费成本；而西藏那曲市部分县域，截至2024年底仍有12%的行政村未通硬化路，据相关交通基建调研报告，农产品运输损耗率高达26%，比全国平均水平高近20个百分点，当地牧民养殖的牛羊肉因运输不便，收购价仅为东部市场售价的1/2，收入增长严重受限。
3. 政策资源倾斜：政策支持力度直接影响地区经济增长动能。深圳作为经济特区，2024年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超900亿元，新增市场主体30万户，人均GDP达29万元；而像河南省信阳市，2024年获得的国家级产业扶持资金仅为深圳的3.2%，规上工业企业数量不足深圳的5%，缺乏高附加值产业支撑，部分居民只能依赖低薪的农业或传统服务业，成为相对穷人的概率是深圳居民的4.5倍。
4. 自然资源禀赋限制：自然资源决定了地区产业发展的基础方向。青海玉树州以畜牧业为主，当地畜牧业发展报告显示，2024年牧民人均收入9200元，但受草场载畜量限制，每户养殖规模最多不超过50头（只），收入增长陷入“天花板”；而浙江温州依托港口优势，2024年外贸进出口总额达3300亿元，带动超20万居民从事外贸相关行业，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万元，两地居民因资源禀赋差异，收入差距近8倍。
（二）家庭背景与教育资源不均：“代际传递”放大贫困固化风险
家庭背景与教育资源是影响个人发展的“初始资本”，其不均等性导致部分群体从成长阶段就面临“后天不足”，客观上增加了陷入贫困的概率。
1. 家庭经济基础差异：家庭经济实力直接决定子女的教育投入与成长环境。据权威机构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24》，城镇高收入家庭子女教育支出年均达5万元，其中课外辅导、兴趣班占比超60%，部分家庭还会提供海外游学、艺术培养等高端资源；而农村低收入家庭子女教育支出年均仅0.7万元，近35%的家庭因经济困难无法承担高中阶段学费。例如，云南省某县调查显示，16-18岁青少年中，未继续升学的比例达25%，这些青少年成年后因学历低、技能弱，80%集中在月薪3000-4500元的体力行业，难以摆脱低收入状态。
2. 教育资源分布不均：优质教育资源的集中化，导致不同地区学生的“成长天花板”差异显著。2024年，北京海淀区普通高中专任教师中，博士学历占比达13%，95%的学校配备实验室、创客空间等高端设施；而甘肃省定西市普通高中专任教师中，本科以上学历占比仅70%，35%的教师存在跨学科教学现象，西部农村学校多媒体设备覆盖率仅68%，实验器材达标率不足55%。教育质量的差距直接转化为就业竞争力的差距——海淀区高中毕业生考入“双一流”高校的比例达38%，而定西县仅为2.1%，后者进入高收入行业的概率远低于前者。
3. 社会关系网络影响：家庭社会关系是就业与发展的“隐形资源”，其差异客观上加剧了收入分化。据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调查，城镇家庭中，48%的就业者通过亲友获得首份工作，其中22%进入国企、事业单位等稳定高收入领域；而农村家庭中，仅15%的就业者能通过社会关系获得工作机会，75%依赖自发外出务工，多集中在建筑、餐饮等低薪行业，平均月薪比城镇同龄就业者低35%左右。
（三）社会经济结构与就业市场变化：“结构性调整”带来被动贫困风险
社会经济结构转型与就业市场波动，是超出个人控制范围的宏观因素，直接导致部分群体因“适配不足”陷入被动贫困。
1. 产业结构升级冲击：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萎缩，导致低技能劳动者面临失业与收入下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制造业就业人数较2020年减少12%，其中纺织、服装等行业岗位缩减明显。以广东东莞某制衣厂为例，2024年引入自动化生产线后，用工需求从500人降至100人，被裁员工中65%因缺乏计算机、机械操作等新技能，只能转入月薪3000-4500元的服务业，收入较之前下降25%-35%，成为相对低收入群体。
2. 就业市场供需不匹配：新兴行业人才短缺与传统行业竞争激烈并存，导致部分群体“求职无门”。人社部2024年数据显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达4:1，而传统制造业岗位竞争比达16:1。高校毕业生中，法学、历史学等专业就业率不足82%，部分毕业生被迫从事月薪低于5500元的行政、销售工作，与计算机专业96%的就业率、平均月薪8500元形成明显差距，收入差异导致前者成为相对穷人的比例是后者的3倍。
3. 经济周期波动影响：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导致中小企业经营困难，进而引发就业与收入风险。从市场监管总局企业注销数据可知，2024年受经济环境影响，中小企业注销数量达150万户，较2023年增长10%。某餐饮连锁企业2024年关闭35%门店，导致2500余名员工失业，其中40岁以上员工再就业率仅38%，多数因技能单一、学习能力下降，只能从事日结零工，月收入不足4000元，短期内陷入贫困状态。
二、主观原因：决定贫困“突围能力”，影响个体能否突破客观约束
主观因素是在客观条件基础上，决定个人能否摆脱贫困的关键变量。即便面临相同的客观约束，不同个体的主观选择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其对贫困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和可改变性。
（一）个人能力与职业素养：“技能短板”导致发展受限
个人能力与职业素养是应对就业市场竞争的核心资本，其不足会直接导致收入提升乏力，即便客观条件改善，也难以抓住机会。
1. 知识技能水平不足：缺乏高附加值技能，只能局限于低薪岗位。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技能人才统计数据，2024年全国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比例仅为28%，其中高技能人才占比9%。在长三角制造业企业中，掌握数控技术的工人月薪可达1.3万元，而普通流水线工人月薪仅5500元。例如，江苏省某机械厂调查显示，参加过系统技能培训的员工收入比未培训者高65%，但仍有45%的员工以“浪费时间”“看不懂”为由拒绝免费培训，因技能不足长期被困在低薪岗位，成为相对穷人。
2. 职业规划与发展意识淡薄：缺乏长期职业规划，导致职业积累断裂，收入增长停滞。智联招聘2024年报告显示，30岁以下职场人中，60%在3年内更换过3份以上工作，其中45%因“看不到晋升空间”“工资低”盲目跳槽，从未在单一领域深耕。与之对比，有明确职业规划的受访者中，75%在5年内获得晋升，收入增长幅度达85%以上。部分人因频繁跳槽，始终处于职业入门阶段，月薪长期低于6000元，沦为相对低收入群体。
3. 工作态度与责任心不强：消极的工作态度直接影响收入水平与职业发展。某物流企业2024年内部绩效数据显示，认真负责的快递员客户投诉率仅0.2%，月收入比平均水平高35%（可达1.2万元）；而消极怠工的员工投诉率达6%，月收入比平均水平低25%（仅5500元），其中15%因长期表现不佳被辞退，收入不稳定，进一步陷入贫困。
4. 学习主动性缺乏：拒绝持续学习，难以适应市场变化，收入增长缺乏动力。中国成人教育协会调查显示，2024年仅有30%的成年人每周进行专业学习，而在收入排名前20%的人群中，这一比例达78%。例如，某外卖平台骑手通过自学编程，转型为外卖系统运维人员，收入从每月6500元增至1.6万元；而多数骑手满足于“按单赚钱”，拒绝学习新技能，35岁后因体力下降，收入反而下降20%，陷入“中年贫困”风险。
（二）思维方式与观念局限：“认知壁垒”阻碍机会捕捉
思维方式与观念是个人决策的“底层逻辑”，落后的认知会导致个体错失发展机会，即便客观条件有利，也难以转化为收入增长。
1. 短视思维：注重短期利益，忽视长期发展，导致贫困“代际传递”。某县脱贫成果巩固监测数据显示，2024年仍有18%的家庭让初中毕业子女辍学打工，短期虽增加家庭收入（年均约2.2万元），但从长期看，这些青少年成年后平均收入比高中毕业生低45%，且难以进入高增长行业。在理财方面，35%的低收入群体偏好“高息网贷”，2024年因借贷纠纷导致收入下降的比例达10%，部分人甚至因债务问题陷入“以贷养贷”的恶性循环，加剧贫困。
2. 保守观念：抗拒新事物与新模式，错失新兴领域的增收机会。2024年农村电商从业者中，仅15%为45岁以上人群，多数中老年人认为“网上卖东西不靠谱”“会被骗”。而浙江义乌某村，35%的农户通过直播带货销售小商品，户均年增收6万元，其中最早尝试的农户已实现年销售额超120万元；周边村庄因观念保守，仍依赖线下批发，利润仅为前者的1/4，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3. 缺乏创新意识：局限于传统路径，同质化竞争导致利润微薄。据专业创业研究机构发布的《中国创业发展报告2024》，低收入群体创业项目中，85%集中在餐饮、零售等传统行业，同质化竞争激烈，平均利润率不足8%；而高收入群体创业项目中，50%涉及新技术、新模式（如人工智能服务、共享经济），成功率达38%，平均利润率超25%。例如，某返乡青年将家乡的传统手工艺品与文创设计结合，通过电商平台年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而周边多数农户仍按传统方式销售，单件利润仅为其1/6，长期处于低收入水平。
（三）个人性格与行为习惯：“行为惯性”加剧贫困状态
个人性格与行为习惯是主观因素的“外在表现”，不良的行为模式会导致资源浪费、机会流失，即便具备能力与认知，也难以摆脱贫困。
1. 缺乏自律与毅力：难以坚持长期目标，导致技能提升与职业发展半途而废。某职业技能培训机构2024年学员培训跟踪数据显示，报名参加培训的学员中，50%因无法坚持（如频繁请假、不完成作业）半途而废，错失进入高薪行业的机会；而坚持完成培训的学员，就业率达92%，平均月薪提升5500元以上。部分人因缺乏自律，多次错过免费技能提升机会，始终被困在低薪岗位。
2. 消费观念不合理：过度消费与债务负担，导致财富积累困难，抗风险能力弱。蚂蚁集团2024年消费金融大数据显示，月收入低于5500元的人群中，35%存在“月光”现象，25%使用信用卡分期偿还奢侈品消费（如高端手机、名牌包），债务收入比达65%以上。例如，某工厂工人月薪6500元，却贷款购买2.5万元的手机和手表，每月还款2800元，遇家人患病等突发支出时，只能通过网贷应急，进一步加剧经济困境。
3. 人际交往能力差：沟通与协作能力不足，错失隐性发展机会。某社区就业帮扶记录显示，人际交往能力强的求职者获得内推机会的比例达45%，其中30%进入月薪8000元以上的企业；而性格孤僻、沟通能力弱的求职者，即使技能达标，就业率仍比平均水平低30%，且多从事缺乏晋升空间的单一岗位，收入长期难以增长。
三、结论：客观原因是“基础诱因”，主观原因是“关键变量”，二者需协同破解
综合来看，当今我国部分群体成为穷人，是客观原因与主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二者的影响侧重不同：
- 客观原因是“基础诱因”：它决定了贫困的“群体基数”，地域差异、资源不均、结构调整等因素，让部分群体从一开始就面临更高的贫困风险，这种约束具有普遍性和难以快速改变的特点，需要通过政策干预逐步缓解。
- 主观原因是“关键变量”：它决定了个体能否“突破贫困”，即便面临相同的客观约束，个人能力强、观念开放、习惯良好的个体，仍能通过主动选择摆脱贫困；反之，即便客观条件改善，主观因素缺失也会导致个体陷入“被动贫困”。
因此，解决相对贫困问题，需“双向发力”：一方面，政府需持续优化区域政策（如加大中西部基建投入、引导东部产业梯度转移）、促进教育公平（均衡城乡师资、扩大职业教育覆盖）、稳定就业市场（加强技能培训、扶持中小企业），破解客观约束；另一方面，个人需主动提升能力（利用免费培训资源、持续学习新技能）、转变观念（摒弃短视思维、拥抱新事物）、优化习惯（培养自律意识、理性消费），增强脱贫动力。唯有政府“搭好平台”与个人“主动作为”相结合，才能真正缩小收入差距，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
来源：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