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起罕见的「隔空猥亵」案件，涉及40多个未成年被害人，多数是7到10岁的幼女。为了找到这些被害人取证核实，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副主任李思瑶，去到全国9省，14个市，16个区县，用了一年多时间搜集证据，最终使得犯罪者获得顶格量刑。
一起罕见的「隔空猥亵」案件，涉及40多个未成年被害人，多数是7到10岁的幼女。为了找到这些被害人取证核实，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副主任李思瑶，去到全国9省，14个市，16个区县，用了一年多时间搜集证据，最终使得犯罪者获得顶格量刑。
这个过程充满曲折。她发现，孩子家长大多数有抵触情绪，不愿意配合取证。一位父亲为躲避取证，连夜带着妻子和孩子离开了；另一位父亲知道孩子被猥亵时，不是体恤孩子，而是立马打了她一顿。在孩子委屈的眼泪里，李思瑶明白了，她不仅要与犯罪者抗争，也要与家庭对猥亵案的偏见抗争。
李思瑶说，未成年人问题，很多时候是家庭问题、社会问题的缩影，这些问题不是凭一己之力能改变的。她和同事们每年会开展上百场各种形式的线上线下法治宣传，有时候遇到的阻力很大，主要原因，还是家长排斥。也因此，未检工作经常带给她无力感，但同时，她仍然要拼尽全力去做。她想，保护好别人的孩子，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孩子。
在《人物》2025年「女性力量」演讲中，李思瑶分享了自己在未检工作中的经验和思考。她说， 「未检工作，要了解孩子的过去，更要着眼于孩子的未来。」而只有持续地「亲历」，持续地「在场」，才能让自己在孩子最需要的时候，知道怎么为他们打一把伞。
以下，是李思瑶的讲述——
策划｜《人物》编辑部
大家好，我是李思瑶，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四叶草」团队，是一名办理过600多件各类涉及未成年人案件的未检检察官。
可能大家对于未检检察官并不是那么熟悉，举个例子，一个孩子犯罪了，或者一个孩子被侵害了，这些案子都归我们管，总的来说，我们的工作就是保护和救助孩子。
关于今天「在场」这个主题，我感触特别深，因为对于未检检察官来说，总是要不断地深入各种未成年人案件的现场，接触案件嫌疑人、被害人、各种各样的证人，才能搜集到足够多的案件细节，在我们内心逐步建立起对真相的确认，也帮助我们去思考下一步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该如何开展。
比如去年，我办过一起「隔空猥亵」案，光是这一个案件，就花了一年多时间，取证涉及全国9省14个市16个区县，才算搜集完开庭所需要的证据。
这起案子非常特殊，一是和传统的猥亵手段不同，嫌疑人没有直接接触被害人的身体，而是通过网络索要私密照片、视频，以及视频裸聊的方式，实施「隔空猥亵」；另一个特殊点在于，涉及的被害人远远不止1个，而是有40多个，甚至多数都是7到10岁的幼女，但是没有一人主动报案。
最早接手这个案子的时候，我感觉特别震惊：嫌疑人舒某，男，20多岁，2019年到2022年期间，他在网络平台四处寻找幼女，看到对方发照片、视频，就私信她们要不要跟自己「处闺蜜」。那段时间，小女孩特别流行在网络上找闺蜜，舒某就抓住流行趋势，把自己伪装成同龄女孩，还虚构了一套身世：从小被收养，养父母对她很不好，还有一个哥哥老是欺负她，她很孤单，因此才想到网络上找「闺蜜」。
舒某设置的圈套可以说是「闺蜜三步曲」：第一步，以闺蜜名义相互交换姓名、年龄、住址等个人信息；第二步，打着「相互交流身体发育」情况等名号，要求小女孩给他发一些隐私照片，如果小女孩不愿意，就用闺蜜的身份情感绑架，或者用第一关的信息威胁；再到第三步，就是以「曝光照片」为威胁，要求小女孩发视频，甚至裸聊。
这些方法在成年人看来可能很荒唐，但对单纯的小女孩特别管用。舒某还让女孩介绍姐妹、邻居、好朋友一起当闺蜜，至少有4个被害人都是经过介绍被拉到陷阱里。有的女孩也想过各种方法逃避，比如说自己做作业忘记拍了，例假来了不方便，还有女孩恳求舒某放过她，否则就要去自杀，舒某不仅无动于衷，还恐吓女孩，自杀也没用，散播照片同样能毁掉她的清白。
让我更震惊的是，舒某自己供述以这种手段成功侵害了40多名未成年人，而我们也的确在舒某的手机里发现了40多个以人名命名的文件夹，内含大量的未成年人隐私照片和视频。但是，没有任何一名被害人报案。
这些孩子是谁？照片、视频上真的是她们本人吗？从法律认定上来说，我们必须要找到这些被害女孩取证核实，才能确定存在明确的犯罪事实。
但猥亵行为隐秘地持续了3年多，有的聊天记录被删除，有的女孩拉黑了舒某，我们和公安机关尝试了很多很多方法，最后拼尽全力终于核实出20多个疑似被害女孩的身份。
但当我们满怀希望准备去找这些女孩取证时，没想到却遇到了更大的困难。那就是孩子家长大多数有抵触情绪，不愿意配合取证。
我们检察系统有一个原则——检察官的「亲历性」原则，意思是检察官要从案卷和办公室里走出来，去现场实地调查核实，亲历感受，否则你可能永远解不开一些问题的答案。
我在舒某案里深刻体会到这一点。去找这些孩子之前，我内心很疑惑，为什么受害者这么多，却没有一个家庭主动站出来报案？为什么明明孩子受到了犯罪的侵害，很多父母却都不愿意带孩子出来作证？
一些家庭表示拒绝，是觉得事情已经过去了，害怕司法机关介入，会让孩子遭受二次伤害。还有一些家长担心，案子将来会不会公开庭审，这件事会不会写进孩子的档案？但排除这些疑虑之后，我才发现还有一层障碍在于：孩子爸爸不允许。
我记得有一个小女孩，当确定了女孩身份，我们先给母亲打电话，说孩子可能在网络上遭遇了猥亵。母亲刚开始很配合，说第二天就带孩子来取证，但是很快，又打电话说不行了，因为孩子爸爸知道之后，直接就把孩子打了一顿，坚决不让孩子作证。之后，我们就联系不上那位母亲了，只好去家里寻找，但怎么都敲不开门。后来才知道，孩子爸爸连夜带着母女离开了。
经过我们多次联系、充分释法说理，后来孩子妈妈终于同意瞒着爸爸把孩子带来作证。让我们欣慰的是，孩子非常非常勇敢，陈述很主动、很全面，她还告诉我们曾在舒某的要求下介绍朋友给舒某，这样就又多牵出了一个被害人。
还有一个孩子在取证现场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在讲述舒某如何威胁她时，孩子没有哭，但讲到爸爸知道这件事后，立马打了她，孩子眼泪「唰」地就掉下来了。她妈妈就在边上说，爸爸之前从来没有打过她，这是第一次打她。
说实话，在那一年多里，当我总是看到孩子委屈得掉眼泪，我也曾经动摇过，我在想，我这么执着地找到她们，到底是对的吗？是不是我不介入，她们反而不会遭受打骂？但我内心又非常坚定地认为，引导督促父母尽职尽责，让他们认识到「孩子没有错，错的是犯罪分子」「孩子需要的是关心和支持，而不是打骂」正是我们未检检察官的职责所在。家庭需要了解孩子真实的情况，关注到孩子的感受，如果孩子出现心理问题，我们也可以提供进一步的专业救助。至少把该做的工作做到了，我们再把选择权交给家长。
欣慰的是，在我们的努力下，大多数家庭选择了带着孩子勇敢作证。遗憾的是，还是有一个家庭选择了拒绝。
最终，我们认为舒某侵害人数众多、被害人大多年幼，同时结合舒某实施猥亵的时间、次数、手段、后果等情节，对舒某顶格量刑并获法院判决支持。舒某认罪认罚，没有上诉，判决生效。本案经媒体的多轮报道，使更多人开始了解和关注「隔空猥亵」这种犯罪及其危害。
在未检工作中，有一项「帝王原则」，叫做「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这是新修改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提出的。「最有利于未成年人」，这8个字看起来非常明确，但落实到每一个案件里，其实都需要做不同的抉择，这也让我时常在焦虑，时常在纠结。
记得我还办过一个男孩刻假公章的案子，男孩身世很可怜，没有妈妈，家里也没人管他，照他自己的话说，「是在坟地上住过的那种人」，跟着村里人一起来北京，做起了刻假章的行当。考虑到男孩的犯罪情况以及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我决定对他做出「附条件不起诉」，给他设立6个月的考察期，如果通过考察，就可以最终对他做出不起诉的决定。
这是我来未检之后做的第一个附条件的决定，当时真的费了很大心血，给男孩找了一个观护基地，在一家爱心餐饮店做服务员，每周还会给他安排社工的帮教活动。周末我也经常去他上班和活动的地方看他。男孩由于成长经历带来很多不好的生活习惯，不爱洗澡，不洗袜子，甚至会去捡客人的剩饭吃。观护基地的帮教人风格比较严厉，两人经常因为这些问题发生冲突，因此男孩经常有干不下去的冲动。有一次，男孩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不想干了，干脆把他抓进牢里去得了，我跟他聊了一部电影的时间，才算把他劝下来。
但后来，就差几天考察期就结束了，男孩还是跑了，好几天夜不归宿。没办法，只能提前结束考察把他起诉到法院判刑了。我心里特别挫败。去看守所看他的时候，也有一些人跟我聊，说问题少年干脆判了得了，你们未检干那些帮教有用吗？
当时我很沮丧，也动摇过，帮教是不是真的没有用？
但是后来，我的想法改变了。做假章的男孩出来之后，主动联系我们说，其实当时感受到了被爱、被支持，也很愧对我们检察官、帮教社工，他之后不会再做坏事，也会慢慢养成好的生活和行为习惯。到现在，他找到了正经的工作，过节还会给家里添一点家具和电器，生活情况都很好。
那时候我就理解到，有没有用不能完全以当下的标准来判断，我们做未成年人工作，要了解孩子的过去，更要着眼于孩子的未来。
但孩子的未来有时候也充满太多不确定性，因为未成年人问题，其实很多是家庭问题、社会问题的缩影，而这些问题都不是凭一己之力能改变的。
去年我手头上还有一起隔空猥亵案，女孩都做完证了，妈妈提出申请说，想给孩子做一下心理疏导，我就觉得特别好，但是等专业资源准备介入的时候，爸爸就在电话里极力否认，说不是他们家孩子，是孩子号被盗了。
为了从源头改变这些观念，同时教会孩子们自护知识从而减少未成年人受害案件的发生，我们每年会开展上百场各种形式的线上线下法治宣传，但有时候遇到的阻力很大，主要原因也是家长排斥。但孩子发育又是客观现实，如果没有正确引导，就可能通过乱七八糟的渠道去了解，让人很难过的是，有的孩子甚至是在被猥亵的过程里，才第一次接触了性知识。
也因此，未检工作时常会带给我无力感，但另一方面，我还是要拼尽全力去做，特别是在我当母亲之后，办案时会不自觉地想，如果是自己的孩子受伤害，那会有多么难受。换过来讲，我会觉得保护好别人的孩子，也是在保护我的孩子，这种责任感会更加的深刻。
其实，办完每一个案子，我都会有很多欣慰的瞬间。比如舒某案中，我遇到过一位妈妈，看起来是一个能量很足的人，但一聊起案子她全程都在掉眼泪。她告诉我们，她与孩子父亲其实和舒某有过一次正面交锋，但最后还是败下阵来，舒某以孩子的人身安全为要挟，以至于他们害怕报警，一年多来都要亲自去接孩子放学。直到我们带来舒某被抓的消息，告诉她照片和视频全部销毁了，她才感到，终于可以睡上一个好觉了。
我热爱未成年人检察这个工作，办的每一个案子都能让我成长，面对的每一个问题都能让我感受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孩子们的每一次改变都能让我感受到努力的价值所在。而持续地在场，持续地经历，让我感受到社会、家庭打在一个孩子身上具体的烙印，也让我能在孩子最需要的时候，知道怎么为他们打一把伞，让他们不用再淋雨。
我是未检检察官李思瑶，谢谢大家。
来源：是个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