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墙上贴的可乐广告早就褪了色，跟门前那棵老槐树一样，见证了村里几代人的成长。老板姓刘，大家都叫他刘二，因为他是刘家老二。他对自己的名字挺讲究，说是叫”刘光明”，但户口本上写的是”刘广明”，这个字的差别，他能跟你讲上半小时。

洪福村的小卖部大概有四十多年历史了，从我小时候开始，它就在那个转角处。

墙上贴的可乐广告早就褪了色，跟门前那棵老槐树一样，见证了村里几代人的成长。老板姓刘，大家都叫他刘二，因为他是刘家老二。他对自己的名字挺讲究，说是叫”刘光明”，但户口本上写的是”刘广明”，这个字的差别，他能跟你讲上半小时。

“广是宽广的广，不是光明的光！”多少年来，他重复这句话已经成了习惯，就像他每天早上五点半准时开门，晚上八点半准时关门一样。

小卖部门口放着两张破旧的塑料凳，一张是红色的，一张是蓝色的。红色那张少了一条腿，用几块砖头垫着。蓝色那张倒是完好，但坐久了屁股会疼。村里人不爱坐蓝的，宁可坐那张摇摇晃晃的红凳子，没人知道为什么。

刘二不高，也不矮，就是村里最普通的那种身材。他有一双被太阳晒得发皱的手，指甲总是剪得很短，手背上有几个棕色的老年斑。他左手小指少了一节，据说是年轻时被机器轧的，但他从不提这事。

小卖部不大，也就十来平方，货架上的东西却很齐全。方便面、火腿肠、啤酒、香烟、瓜子、针线、老花镜、农药、电池、老式的日历、过时的报纸……甚至还有早就停产的雪花膏和永久牌肥皂，不知道放了多少年，包装都蒙了灰。刘二每次拿抹布擦货架，总是避开这些”老古董”，好像它们有什么特殊意义似的。

刘二很少笑，但也不板着脸。他对每个进店的人都会点头，不管认不认识。不多话，问啥答啥，从不主动闲聊。除了一件事——记账。

“要记账不？”这是他对每个买东西的村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那个账本是我记事起就有的，厚厚的一本，皮制封面，因为翻得太多，边角都卷了。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和数字，有的已经泛黄，有的还很新。村里人买东西，经常是没带够钱，或者干脆没带钱，就让刘二记账。

“刘二，记着，下次来还。” “行，记上了。”

我七岁那年，第一次自己来买东西，也是因为没带够钱让刘二记了账。回家后，我爷爷知道了，硬是拉着我再走了一里多地，把那五毛钱还上了。

“咱们乡下人，最重要的就是诚信二字，一分钱也不能欠。”爷爷严肃地对我说。

但我后来才知道，爷爷的名字就在那个账本的第三页，欠了二两烟丝，折合现在的钱大概七块，一直没还。每次我提起这事，爷爷就岔开话题。

村里谁欠了多少钱，刘二从不催，也不提醒。他会在你每次来买东西时，随口问一句：“老账要不要一起算了？”大多数时候，村民们会说：“下次吧，手头紧。”然后刘二就点点头，不再多说。

后来我问过刘二：“你就不怕那些钱要不回来？” 他摸着那个陈旧的账本，看了我一眼：“人在债在。”

就这么简单，四个字，好像什么都说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

小卖部旁边有条小路直通村后的菜地。每天下午四点左右，刘二会把店门上的铃铛摘下来，挂在凳子上，然后沿着小路去菜地。他种了几棵辣椒和一小块葱。葱总是长得特别茂盛，比村里其他人家的都好。刘二的老伴早年因病去世了，他一个人生活，不喜欢去别人家吃饭，就靠着小卖部和那点菜地过日子。

有一年夏天，村里闹蝗虫，几乎家家户户的菜都遭了殃。只有刘二的葱地安然无恙。村里人好奇，跑去问他用了什么农药。刘二挠挠头：“没用啥特别的，就是淘米水。”

真的只是淘米水吗？没人知道。就像没人知道为什么他的账本上，有些人的名字旁边画了个小圈，有些人的名字旁边画了个小叉。

“那些圈和叉是什么意思？”我高中放假回乡时曾经问过他。 刘二愣了一下，然后把账本合上：“记错了，画了个记号。”

我后来上了大学，离开了村子，每年春节才回来一次。刘二的小卖部依然在那个转角处，只是招牌更旧了，字迹都快看不清了。

2018年春节，我回村过年，照例去小卖部买烟。刘二还是那样，坐在柜台后面，手里捧着一个旧收音机，听着过时的新闻。他看到我，点点头：“城里娃回来了。”然后递给我一包烟，说：“记得戒烟，对身体不好。”

那个春节，村里通网了，年轻人都在玩手机。我给刘二看淘宝和拼多多，他戴着一副起雾的老花镜，歪着头看了半天，说：“太复杂了，学不会。”然后又问：“要记账不？”

我笑了，从口袋里掏出钱：“不记了，现在就付。”

刘二摇摇头：“你爷爷的那笔账，什么时候还？” 我愣住了：“爷爷的账？他都走了十多年了。” “人虽走了，账还在。”刘二翻开那本旧账本，找到了我爷爷的名字。

那一页已经发黄，字迹有些模糊，但清清楚楚写着：“王老三，二两烟丝，七块”。旁边画了个小叉。

“这个叉是什么意思？”我又问。 刘二沉默了一会儿：“难还的意思。”

我掏出十块钱：“那我替爷爷还了吧。” 刘二摆摆手：“不急，等你想起来再说。” “想起什么？” “你爷爷欠这个钱的原因。”

我没再问下去。因为我确实不知道爷爷为什么会欠这笔钱，而且爷爷生前从未提起过。

去年冬天，我接到村长的电话，说刘二病了，住在县医院。我连夜赶回去看他。

医院的走廊很冷，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刘二躺在病床上，比我记忆中又小了一圈。病床边的柜子上放着他那个老旧的账本，还有一包拆开的香烟，里面只剩两根。

“你来了。”刘二看到我，挣扎着要坐起来。 “躺着吧，别动。”我按住他的肩膀，然后搬了张凳子坐下。

病房里很安静，只有输液器滴答的声音。外面走廊上偶尔有护士经过，拖鞋啪嗒啪嗒的响。刘二的病床对面窗户外面，能看到一棵光秃秃的树，几只乌鸦停在上面，不时发出难听的叫声。

“你爷爷那笔账，想起来了吗？”刘二突然问。 我摇摇头：“没有，我回去翻了爷爷的日记，也没找到相关的记载。” 刘二笑了笑，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真心笑。他指了指床头柜上的账本：“你翻翻看，第十七页。”

我拿起账本，翻到第十七页。那一页记录的是1993年的账目，我出生那年。在密密麻麻的名字中，我看到了我父亲的名字：“王建国，产妇营养费，二百元”。旁边画了个圈。

“这是……” “你出生那年，你爸没钱买营养品给你妈。你爷爷来找我借了二百，但他嫌借得少，没好意思说是给你妈买营养品，就说是买烟。”刘二喘了口气，“后来你爸还了这二百，但你爷爷不知道，还以为欠着我的钱，所以每次见我都不好意思。”

我握紧了账本，突然明白了爷爷为什么总是回避这个话题。爷爷是个要面子的人，借钱在他看来是件丢人的事。

“那个圈是什么意思？”我又问。 “肯定能还的意思。”刘二的声音很轻，“你爸是个讲信用的人，所以我画了个圈。”

“那其他人呢？账本上那么多名字，那么多钱，你就不怕要不回来？” 刘二摇摇头：“不怕。这么多年了，村里人谁家有困难，谁家条件好，我都记在心里。有些人欠的钱，我知道他们这辈子都还不上，也不指望他们还了。”

然后他指了指账本：“这不是账，是情。”

三天后，刘二走了。他没有子女，按照他的遗愿，村里人把他葬在了小卖部后面的那块菜地里，就是种葱的地方。

葬礼那天，天阴沉沉的，好像随时会下雨。村里的人几乎都来了，大家站在菜地周围，神情复杂。没有人哭，也没有人说话，只有风吹过葱地的沙沙声。

村长捧着那本旧账本，站在刘二的坟前，宣读他的遗嘱：“我走后，账本上的所有欠款一律作废。小卖部归村集体所有，收入用于帮助村里有困难的人。”

话音刚落，突然有人哭了起来。是李大爷，村里开拖拉机的。他七十多岁了，弯着腰，手里捧着一沓钱，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到坟前。

“刘二，你不能就这么走了啊！我欠你的钱还没还呢！”李大爷跪在地上，把钱放在坟前，“一万两千三百四十五，一分不少，我数了好几遍。”

大家都愣住了。李大爷在村里出了名的穷，住在村尾一间破屋子里，夏天漏雨，冬天漏风。他靠着开拖拉机帮人犁地为生，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谁能想到他会欠刘二这么多？

“我知道你不在乎这钱，但我在乎！”李大爷擦着眼泪说，“三十二年前，我儿子得了重病，医院要两千块手术费。全村凑了一千多，还差八百。是你二话不说，从柜台底下那个铁盒子里拿出八百给我，说记在账上。”

“后来我儿子手术很成功，现在在深圳有了工作，去年给我买了新拖拉机。我攒了一年多，好不容易才凑够这笔钱。刘二，你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了呢？”

李大爷的话像一块石头，扔进了平静的水面。村里的人开始议论纷纷，有人翻看账本，找自己的名字；有人低着头，不敢看别人；还有人悄悄擦着眼泪。

就在这时，天空中飘起了小雨，淅淅沥沥的，打在人们的脸上，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

张婶站了出来，她是村里开小饭馆的：“我也要还钱！1998年，我爱人出车祸，是刘二借我五千块做手术。”

接着是赵师傅，村里的木匠：“我盖房子时差两千，是刘二借的。”

一个接一个，村民们站出来，说出了自己欠刘二的钱和原因。有人欠几百，有人欠几千，原因各不相同：看病、上学、盖房、婚丧嫁娶……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刘二从不拒绝任何人的请求，也从不催任何人还钱。

村长翻开账本的最后一页，发现刘二写了一句话：“欠钱的是我，不是他们。我欠他们的，是做人的尊严。”

雨越下越大，打湿了账本，墨迹开始渗开。村长赶紧合上账本，却发现最后一页夹着一张纸条，上面是刘二歪歪扭扭的字迹：“把账本埋在我坟里，带不走的只有这些情分。”

村长看了看周围的人，又看了看手中的账本，最终决定尊重刘二的遗愿。他把账本放在坟前，覆上一层土。

“刘二一辈子没要过任何人的钱，咱们也别硬塞给他。”村长说，“但咱们可以记住他的恩情，用另一种方式还他。”

就这样，村里人决定把小卖部改成”刘二纪念馆”，里面的东西一件不动，连那些蒙尘的雪花膏和肥皂都留着。小卖部继续营业，收入全部用于村里的公益事业。

每年清明，村民们都会去刘二的坟前上香，带着自家种的最好的葱。久而久之，刘二的坟头长满了葱，绿油油的，生机勃勃。

我去年冬天回村，专门去看了看刘二的坟。坟前放着各种各样的东西：烟、酒、糖果、饼干……甚至还有一个翻盖手机，是李大爷儿子从深圳带回来的。

小卖部还在那个转角处，招牌换新了，上面写着”刘二小卖部”。店里多了一张刘二的照片，是他年轻时候的样子，居然在笑。照片旁边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人在债在，人走情在。”

我在小卖部买了包烟，正要付钱，店员——现在是村长的小儿子——递给我一个簿子：“要记账不？”

我愣了一下，看到那是一个新账本，设计和刘二的那个一模一样。

“不是说账都免了吗？” “这不是账，是情。”村长的儿子笑了笑，“刘二爷说的。”

我低头想了想，然后点点头：“记上吧，五块钱。”

走出小卖部，我看到门口还放着那两张塑料凳，一红一蓝。红色的那张依然少一条腿，依然用砖头垫着。

有人说，那条腿是刘二自己锯掉的，为的是让人记住：这世上的东西，有残缺才真实。

如今，刘二走了五年了。小卖部的新账本已经记了厚厚一本，但从没有人来催过款。

每次我问起那本账的下落，村长的儿子总是笑笑说：“人在债在，人走情在。”

我始终不明白这句话真正的含义，直到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

那天大雪，村口小卖部的灯亮着，照在雪地上，一片金黄。我推门进去，看到柜台后面有个模糊的身影，低着头在翻一本书。

“要记账不？”那个声音问。

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刘二，还有我的爷爷，他们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一个抽着烟，一个摇着蒲扇，静静地看着远方。

人在债在，人走情在。

来源：一颗柠檬绿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