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拘53天！加沙单亲妈妈哭诉：以色列放她时，孩子已在街头乞讨

摘要：以色列军事情报部门的一份机密数据显示，在加沙被拘留的巴勒斯坦人中，仅有约四分之一被确认为武装人员。这意味着，绝大多数被捕的巴勒斯坦人未经任何指控或审判，就被关押在充满虐待的监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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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军事情报部门的一份机密数据显示，在加沙被拘留的巴勒斯坦人中，仅有约四分之一被确认为武装人员。这意味着，绝大多数被捕的巴勒斯坦人未经任何指控或审判，就被关押在充满虐待的监狱中。

这些未经指控或审判即遭长期监禁的平民，涵盖了广泛的社会群体，包括医护人员、教师、公务员、媒体工作者、作家、病患、残障人士乃至儿童。其中不乏令人震惊的个案：一名82岁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被关押六周，一位单亲母亲在被拘留53天后获释，却发现她的幼子们正流落街头乞讨。

驻守斯德泰曼军事基地的士兵透露，该处曾关押着大量患病、残障和年迈的巴勒斯坦人，甚至专门为他们设置了被称为“老年围栏”的机库。

《卫报》联合以色列-巴勒斯坦媒体《+972杂志》及希伯来语媒体《Local Call》的一项联合调查，揭示了以色列官方数据所反映的平民拘留规模，其程度已远超公众想象。

以色列军事情报部门建立了一个数据库，其中收录了超过4.7万名被归类为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成员的个人信息。多位情报界消息人士指出，军方指挥官认为这份数据库是以色列掌握的关于敌方武装人员最准确的情报。该数据库以哈马斯被缴获的文件为基础，并定期更新，涵盖新招募人员的姓名。

今年5月，该数据库显示有1450名在押人员的档案被标注为“已逮捕”。这一数字相当于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所有因涉嫌与武装组织有关联而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的加沙巴勒斯坦人总数的四分之一。

通过法律上诉后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截至5月，以色列已根据其《非法战斗人员法》拘押了6000人。这项法律允许以色列在不提出指控或不举行审判的情况下，无限期地监禁被拘留者。此外，以色列还通过刑事拘押了约300名涉嫌参与10月7日袭击的加沙巴勒斯坦人，尽管以方声称有足够证据起诉，但至今尚未举行任何审判。

人权组织和一些以色列士兵描述的武装分子与平民的比例甚至更低。2023年末，巴勒斯坦人被剥光衣物、戴上镣铐的照片引发国际社会强烈愤慨，当时有高级军官告诉以色列《国土报》，被捕者中“85%到90%”并非哈马斯成员。

总部位于加沙的梅赞人权中心（Mezan Center for Human Rights）已代理了数百名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的平民。该中心副主任萨米尔·扎库特（Samir Zaqout）表示：“我们认为被拘留者中的平民比例甚至高于以色列官方数据。最多可能只有六分之一或七分之一的人与哈马斯或其他武装派别有关联，而且这未必是通过其军事部门。”

以色列军方在一份声明中称，已将2000多名经查证与武装活动无关的平民遣返回加沙。军方表示，以色列正在与“伪装成平民”的敌人作战，但这些释放案例证明了拘留程序的“彻底审查机制”。军方虽未否认数据库和5月数据的存在，但坚称“多数”被拘留者“涉嫌参与恐怖活动”。军方同时声称，5月有2750名巴勒斯坦人被永久关押为非法战斗人员，另有1050人依据停火协议获释。

以色列政界、军方和媒体常常将所有被拘留者统称为“恐怖分子”。然而，监狱文件显示，被拘留者中包括82岁的阿尔法米娅·哈利迪（Alfamiya Khalidi）。这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于2023年12月在加沙城与女护理员一同被绑架，并依据《非法战斗人员法》在以色列被拘押了六周。

据一名曾为她治疗的军医描述，哈利迪在阿纳托特拘留中心（Anatot Detention Center）因撞伤围栏接受治疗时，已经完全失去方向感，记不清自己的年龄，甚至以为自己仍在加沙。“我记得她一瘸一拐地走向诊所。而她竟被列为非法战斗人员。这种标签的用法简直荒谬，”该军医表示，他当时的在场照片证实了他确实在阿纳托特值勤。

以色列军方声称，逮捕卡利迪是“基于针对其个人的具体情报”，但这次逮捕本不应实施。军方声明称，“拘留行为不恰当，系地方性孤立判断失误所致”，并援引哈马斯前军事首脑穆罕默德·迪夫（Mohammed Deif）的案例强调：“患病甚至残障者仍可能参与恐怖活动”。

以色列的《非法战斗人员法》允许在未公开法庭呈证的情况下实施无限期拘留。国家可在75天内禁止被拘留者会见律师，45天内无需提请法官批准拘留。在战争初期，这两项期限分别延长至180天和75天。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加沙地区被捕人员尚未有任何已知的审判案例。

反酷刑公共委员会（Public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主任塔尔·施泰纳（Tal Steiner）指出：“2023年10月加沙大规模逮捕浪潮伊始，各界就严重担忧许多无关人员正遭受无端拘押。当我们得知战争初期被捕者有半数最终获释时，这一担忧得到证实——这证明他们的拘押从一开始就毫无依据。”该组织提起诉讼后，政府才披露非法战斗人员的数量。

曾驻守臭名昭著的斯德泰曼军事监狱（Sde Teiman military prison）的士兵描述了那里大规模拘押老人和重病患者的情况。“他们押来坐轮椅的、断腿的，”他透露这些被拘者被关进“老年监区”。“我一直以为逮捕病患的借口是他们可能见过人质之类的。”

巴勒斯坦法律权益组织“阿达拉”（Adalah）主任哈桑·贾巴林（Hassan Jabareen）指出，以色列的《非法战斗人员法》“旨在为大规模拘禁平民和强制失踪提供便利”。“该法剥夺被拘留者依据国际法享有的保护，包括专门针对平民的保障措施，利用‘非法战斗人员’标签为系统性剥夺其权利开脱。”

曾为哈利迪治疗的军医透露，他还救治过一名流产后大出血的妇女，以及一名与婴儿分离的哺乳期母亲——该母亲曾请求他提供吸奶器以防止乳汁干涸。

40岁的阿比尔·加班（Abeer Jabbaneh）与哈利迪一同被关押在以色列境内。2023年12月，她在以色列检查站被捕时，与10岁的女儿及9岁、7岁的两个儿子分离。尽管法律上仍属夫妻，她独自抚养孩子们长大，因此被带走时孩子们完全无人照料。审讯期间她才意识到，军官们将她身为农民的丈夫与同名的哈马斯成员混淆了。她表示，其中一名军官比对照片后承认错误，但她仍被额外关押了六周。

驻军设施的一名以色列士兵透露，负责看守巴勒斯坦人的部队常常反对释放经查证与哈马斯无关的平民。他们试图无限期扣押这些平民，作为人质谈判的筹码。“我们不断‘白白’释放人质，这激怒了士兵们，”该消息人士称，“士兵们会质问：‘对方都不放人质，我们凭什么放他们？’”

以色列政界人士也表达过类似观点。去年加沙希法医院院长穆罕默德·阿布·萨尔米亚（Muhammad Abu Salmiya）获释时，以色列议会宪法、法律与司法委员会主席西姆查·罗特曼（Simcha Rotman）曾抱怨其获释“并非换取人质”。人权组织怀疑这种做法在战争期间非正式地推动了大规模拘留。“早在10月7日之前，以色列就扣押了数百名巴勒斯坦人的遗体，将其作为谈判筹码而非归还家属安葬，”阿尔米赞组织（Al Mezan Organization）发言人表示。“我们认为，目前被拘留的数千名加沙平民同样被当作谈判筹码。”

被作为非法战斗人员拘押的大多数人，实际上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状态，这加剧了在押人员及其加沙亲属的痛苦。加班获释时，发现孩子们在街头乞讨。“他们还活着，但看到他们53天没有我陪伴的处境，我心都碎了，”她说，“我宁愿留在监狱里，也不愿看到他们这样。”

法律权益组织哈莫克（HaMoked）主任杰西卡·蒙特尔（Jessica Montell）指出，《非法战斗人员法》已被用于促成“数百甚至数千人的强制失踪”。

内斯琳·迪法拉（Nesreen Deifallah）耗费数月寻找她16岁的儿子穆阿塔塞姆（Muatasem）。他于2024年12月3日外出觅食后杳无音讯。她甚至在医院停尸房辨认腐烂尸体，只为确认是否能从衣物中辨认出儿子。8月间，一名刚获释的囚犯告诉迪法拉，他曾与穆塔西姆同处一室。“得知儿子还活着时我当场昏厥，”她回忆道。但至今她仍无法确认儿子的下落，也无法联系上据该男子所言已患病的穆塔西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