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唐时期的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文化撕裂。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与道教在统治者的扶持下蓬勃生长，至唐代已形成“家家斋戒，户户诵经”的盛况。佛寺道观占据大量土地，僧侣道士“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导致“农桑日废，赋税日减”7。更为严峻的是，佛道思想对儒家伦理的消

在历史的长河中，韩愈宛如一位坚定的卫士，致力于复兴重振儒学。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深刻的原因呢？

中唐时期的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文化撕裂。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与道教在统治者的扶持下蓬勃生长，至唐代已形成“家家斋戒，户户诵经”的盛况。佛寺道观占据大量土地，僧侣道士“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导致“农桑日废，赋税日减”7。更为严峻的是，佛道思想对儒家伦理的消解：佛教“不事君父”的教义冲击忠孝纲常，道教“无为避世”的主张弱化士人责任。韩愈在《原道》中痛陈：“古之为民者四（士农工商），今之为民者六（加僧道）……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11这种社会结构的失衡与价值体系的崩塌，迫使韩愈将复兴儒学视为挽救文明存续的生死之战。

面对佛道对儒家话语权的挤压，韩愈以“道统论”为武器，构建起从尧舜至孟轲的儒学传承谱系。他在《原道》中疾呼：“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11这一谱系并非简单的历史追溯，而是通过确立儒家“仁义”的核心地位，将散落的文明基因重新编码。韩愈将“道”具象化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11，使抽象的哲学概念回归人伦日用。这种“以道抗佛”的策略，既是对抗宗教迷狂的理性宣言，更是为破碎的唐代社会重建价值坐标的文化工程。

韩愈领导的古文运动，远非单纯的文学革新。当骈文沦为“雕虫篆刻”的文字游戏时，他力倡“文以载道”，将散文重塑为传播儒学的载体。在《进学解》中，他明确提出“沉浸醲郁，含英咀华”的创作原则，强调文章必须承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67。这种文体革命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破除形式主义文风对思想的桎梏，如《师说》以质朴文言批判士大夫“耻学于师”的流弊13；另一方面通过重建“文道合一”的传统，使儒学获得更具穿透力的表达方式。据统计，韩愈现存散文中涉及儒学教化的篇章占比超过60%，足见其文学实践与思想复兴的深度绑定16。

韩愈的儒学复兴运动，始终贯穿着对唐代政治生态的深刻反思。面对科举制度下“记诵辞章”的功利取向，他在《答李翊书》中提出“养其根而俟其实”的育才理念，强调士人应“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6。这种将道德修养置于知识积累之上的教育观，直指当时“小学而大遗”的功利主义弊端13。更值得注意的是，韩愈通过《论佛骨表》的犯颜直谏，以“忠犯人主之怒”的勇气践行儒家“以道事君”的政治伦理。即便因此被贬潮州，仍写下“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诗句，展现士大夫“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气节。

韩愈的儒学复兴虽未能在唐代彻底扭转佛道盛行的局面，却为宋明理学的兴起埋下伏笔。程颐赞其“孟子之后，一人而已”，朱熹更将《原道》列为理学必读经典。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思想层面：他倡导的“师道”理念催生了宋代书院制度，主张的“文以明道”滋养了欧阳修、苏轼等古文大家，甚至其“抵排异端，攘斥佛老”的立场，也成为明清士人应对基督教东渐的思想资源。正如陈寅恪所言：“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

结语

韩愈的儒学复兴，本质上是一场文明自救运动。在佛道思潮席卷中原的危机时刻，他以“挽狂澜于既倒”的魄力，通过道统重构、文体革命、教育革新三维发力，为中华文明守住精神根脉。这场运动不仅关乎学术正统之争，更揭示了文化主体性建设的历史规律——唯有立足本民族的价值内核，兼收并蓄而不失根本，方能实现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今日重读韩愈，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唐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更是一种超越时代的文明守护者的精神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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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机山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