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媒介社会学思想史一直存在忽视英国传统的倾向，尤见于20世纪70年代“黄金时代”的学术史叙事中。本文聚焦越轨与大众媒介这一学术史个案，梳理并比较了英国学者从社会学视角开展的知识生产及其与美国学者的跨洋知识对话。从默顿的三层次解释框架来看，这场跨洋对话源于英美学者
媒介社会学思想史一直存在忽视英国传统的倾向，尤见于20世纪70年代“黄金时代”的学术史叙事中。本文聚焦越轨与大众媒介这一学术史个案，梳理并比较了英国学者从社会学视角开展的知识生产及其与美国学者的跨洋知识对话。从默顿的三层次解释框架来看，这场跨洋对话源于英美学者共享的宏观社会文化背景，以及符号互动论、新马克思主义和常人方法学等理论脉络下有差异的建构主义认识论，两个层次对应内外主义的分野。学术实体和无形学院构成的知识生产场所与知识场域内的斗争或合作等中观因素也提供了解答，而阐述这些因素则需兼顾内外主义。在勾勒媒介社会学思想史的“另类叙事”基础上，拆解这一个案也为重新理解与应用内外主义解释取向创造契机。
一、引言：跨越时空的不约而同
1968年被美国作家科兰斯基（Mark Kurlansky，2009：421-422）称为“撞击世界的一年”。这一年，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理想主义走向破灭，墨西哥政府针对学生运动与抗议集会发动大屠杀，马丁·路德·金和肯尼迪先后遇刺，世界不约而同地为不平而鸣，这股叛逆浪潮在全球多地同时爆发的反越战示威活动中达到顶峰。作为彼时美国反越战学生运动的核心成员，美国新左派运动代表人物之一吉特林（Todd Gitlin）见证了大众媒介是如何扭曲公众对学生运动的印象并导致运动失败，由此生发的关于意识形态霸权嵌入新闻生产的批判思考最终集纳在《全世界都在看》一书，成为媒介社会学第二套知识谱系的经典之一（李红涛，黄顺铭，2020b）。而在大洋彼岸的英国，哈洛伦（James Halloran）、埃利奥特（Philip Elliott）、默多克（Graham Murdock）三位学者也关注到了大众媒体报道对1968年伦敦反越战游行的歪曲并著就《游行示威与传播》，但这部作品在媒介社会学思想史研究中却鲜有被提及。
一直以来，媒介社会学思想史的叙事多以美国为中心，相对忽视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学术传统，这一点在“黄金时代”的学术史叙事中尤为典型。例如在新近一篇讨论新闻社会学范式及其学术遗产的论文中，作者提到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几乎都出自美国学者之手，如塔克曼（Gaye Tuchman）、甘斯（Herbert Gans）、费什曼（Mark Fishman）、吉特林等人，只有一位英国学者施莱辛格（Philip Schlesinger）的名字被提及（Kunelius & Waisbord，2023）。而英国学者裘伯（Howard Tumber）对媒介社会学“黄金时代”的述评则更强调了英国学者们的贡献，如坦斯多（Jeremy Tunstall）、戈尔丁（Peter Golding）、埃利奥特、施莱辛格等人（Tumber，2014），“从而在共识的基础上增添了一种论争或另类叙事的味道”（李红涛，黄顺铭，2020b）。
类似的倾向在中文学界同样存在，研究者们关于媒介社会学“黄金时代”的想象已形成以塔克曼、甘斯、吉特林等美国学者为代表的经典叙事，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同期英国学者霍尔（Stuart Hall）、哈洛伦，以及被裘伯列入“黄金时代”的坦斯多、科恩（Stanley Cohen）和杨（Jock Young）、戈尔丁和埃利奥特、施莱辛格及美国学者莫洛奇（Harvey Molotch）、莱斯特（Marilyn Lester）、费什曼等人的论著与思想。其原因或与文化中间人在译介时的主观选择与客观限制有关（李红涛，黄顺铭，2020a），也被认为暗合了世纪之交我国传播与传媒研究所处的社会语境与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黄典林，2018）。为改变这一叙事失衡的局面，国内学者开始重访英国媒介学者及其经典著作，聚焦以霍尔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路径及其诞生的历史语境和理论脉络（黄典林，2018；宗益祥，2020），梳理霍尔的建构主义新闻观和具有“结构-文化”二重性的传播观（黄典林，2020b，2020a），或为哈洛伦等人所著《游行示威与传播》在大众传播研究“民族志转向”上的标志性意义正名（张放，2020），然而目前对其他同期学者的知识成果及其关系的挖掘尚不充分。
尽管这些“边缘”学者采用的学术路径与方法各异，但有趣的是，相隔万里的他们却在同期不约而同地关注着同一研究议题，即越轨与大众媒介。除了反越战示威游行外，霍尔、科恩等人都曾研究越轨行为如何经新闻报道引发英国社会的道德恐慌（moral panic），远隔重洋的杨和费什曼也通过民族志观察来探讨大众媒介如何制造犯罪潮（crime wave），而他们的出发点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新越轨社会学转向不谋而合——不同于传统越轨社会学着眼于越轨行为本身，新越轨社会学认为越轨行为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研究重点转为对越轨行为的社会定义（欧阳马田，2002）——这恰恰与媒介社会学“黄金时代”关于“新闻作为现实的社会建构”的核心主张相吻合。
这些学者为世界理解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贡献了怎样的认知入口？他们是否在同一思想河流的滋养下完成知识生产，抑或带着不同理论方法传统在对话中彼此互鉴或分道扬镳？本文聚焦20世纪60至80年代这一时间截面，探究该时期英国学者从社会学视角进入越轨与大众媒介这一议题所进行的知识生产，以及他们与英国本土和美国学者展开的跨越国界的知识对话。在勾勒该议题下学术图景的同时，本文尝试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解释这般图景何以形成，以期为媒介社会学“黄金时代”的学术史提供一种另类叙事。
二、学术思想史的叙事逻辑与内外主义取向
知识社会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发端可以追溯至20世纪初，以舍勒（Max Scheler）、曼海姆（Karl Mannheim）为代表的德国学者延续了马克思注重意识形态与阶级分层的历史社会学分析传统，将“世代”、“职业团体”、“学派”等社会决定因素纳入考察，发展了科学史的外在解释机制（Mannheim，1929/1954）。而在美国，默顿（Robert Merton）、库恩（Thomas Kuhn）等学者自20世纪30至60年代进入科学史研究，试图以与经验主义相容的科学社会学替代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德国式知识社会学，并在诠释科学史变迁时深化了科学发展内生规律的解释力（Steinmetz，2023）。1959年，默顿（Merton，1961/1973）在第四届世界社会学大会上提议将大会的首要议程之一设为“社会情境下的社会学比较研究”，将长期为（自然）科学史提供解释的社会学拉回学术史研究对象的行列。
在当前的学术思想史研究中，以制度、机构和大事编年与针对关键人物和文本思想的梳理仍占据主流（李钧鹏，许松影，2023），国内关于西方媒介社会学的思想史研究中也能找到编年史与传记史这两条路径。前者以历时性叙事为主，例如考察新闻社会学的起源、复兴与巩固的过程（白红义，程薇，2021），依时序梳理英美媒介社会学的三套知识谱系（李红涛，黄顺铭，2020b）或媒介社会学对“新闻知识”研究的演进（张伟伟，2018），而聚焦特定学者及经典著作的后一类研究更是不胜枚举。相较之下，从空间、结构与关系出发，关注正式的学术地点或非正式场合（Camic，Gross & Lamont，2012），运用知识场域（Ringer，1990）、行动者网络（Bargheer，2021）等理论对媒介社会学思想史的考察尚不充分。已有研究从学科互动场域的话语实践中归纳了英美学界关于“媒介社会学”的边界工作的三个面向，探究了西方媒介社会学如何通过文化中间人的译介、挪用与移植进入中文学界，实现跨越时空的理论旅行（李红涛，黄顺铭，2020a，2020b），本文延续空间逻辑在学术史叙事中的应用，将议题置于英国本土和英美之间的地点、场域与关系网络中展开讨论。
对于处在学科交叉地带、边界尚不明晰的媒介社会学，国内学者近年来也加入了重写学术史的浪潮中，更有意识地运用知识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的视角重访经典，但对相关的理论资源存在一定误读，典型一例即为解释学术史变迁的内部主义与外部主义取向。一直以来，学界对内外主义的界定与解释力争论不止。内部主义侧重于发掘理论空间内多种逻辑立场间的关联，而外部主义则聚焦社会环境与知识的关联（李钧鹏，许松影，2023），然而不少研究者误将内外主义直接对应于内外因素，甚至误读为身处学科场域之内与之外的区分（Camic，2020：26-27，369）。事实上，不同于内外因素的二分逻辑，内外主义是对一个或多个因素的不同解释取向，意在发掘出因素的不同解释效力。譬如，遵循思想内在逻辑理性的行动者和遵循情感、功利的社会化行动者就是从内外主义取向进入行动者这一因素所得到的两种解释效力。
依此为绳，新世纪以来的学术思想史研究仍以外部主义居多，在国内的传播与媒介社会学思想史研究中也有此偏重。白红义（2020）在解释韦伯和帕克为何脱颖而出成为媒介社会学的经典创立者时，同时运用了卡米克（Charles Camic）在讨论学术先祖选择问题时提出的内容契合模型和声望模型，但其中内容契合性更多只是确立的前提，声望模型才是决定如何进一步遴选的关键；董晨宇（2017）在解释“知沟假说”何以被提出与推广时除了回归社会语境，还尝试以克兰（Diana Crane）提出的“无形学院”从内部主义考察学者之间的学术合作、非正式讨论、日常交往等如何在其中发挥作用，但准确而言这些社会互动应当被归入外部主义路径。
如何将内外主义细化为解释框架，这一问题与其说尚无定论不如说是各美其美，不同个案也并非同时适用内外主义两类取向，应当根据研究案例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解释框架。默顿（Merton，1961/1973）在1959年提交给第四届世界社会学大会的论文中提出的三层次解释框架为本文提供了思路。具体而言，第一层次考察的是学术思想本身及其历史渊源，以文本为主要抓手；第二层考察中观的知识生产场所与社会过程，默顿的“思想共同体”、克兰的“无形学院”、布尔迪厄的“知识场域”等理论方法都在此层次，注重对“关系”的探讨；第三层考察宏观的社会背景与社会结构，指向古典知识社会学的研究传统（Steinmetz，2023）。这一解释框架兼顾了时空逻辑与内外主义取向，各层次并行不悖、互为补充。基于研究案例的特征，本文选择以此框架探索性地解释越轨与大众媒介议题下的英美知识生产与对话何以如此。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的研究问题是：第一，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英国本土学者就越轨与大众媒介这一议题所进行的知识生产有哪些成果，形成了怎样的学术网络？第二，英国与美国学者就该议题展开了哪些知识对话？第三，从三层次解释框架出发，围绕该议题的跨越时空的学术网络与知识对话是何以形成的？为尽可能避免转述与译介造成的误导，本文以英文原版著作、原始文献及学者本人留下的副文本（著作或论文集序跋、受访材料、回忆录或自传等）为主要研究材料，辅以他人对其的回忆与评价、为其所写的传记或悼文等，国内外部分已有解读但尚存争议的观点也为本文拓展了研究思路。
三、重返社会学：学术共同体的诞生
1971年，英国学者杨发表了其学术生涯的第一篇论文，他在论文开头写道：“本文的起点源自托马斯（William Isaac Thomas）的一句名言——如果人们将情境定义为真实，那它的结果就是真实的。”（Young，1971）无论是美国的社会问题研究还是英国的道德恐慌研究，都能从中找到这句至今仍被视为符号互动论核心主张的理论倒影。在这则“自我实现预言”实现的过程中，大众媒介始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最早将这一关切引入英国学界的并非媒介研究者，而是科恩、杨等一批成长于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学、犯罪学青年学者。
1968年7月，在英国剑桥举行的第三届全国犯罪学教学与研究会议间隙，科恩、杨和其他五位年轻的社会学者、犯罪学者私下会面，秘密商讨成立一个独立的“全国越轨研讨会”（National Deviancy Conference，下文简称“NDC”），当时英国主流犯罪学界的重要人物拉齐诺维奇（Leon Radzinowicz，1999）将其比喻为“一群顽皮的小学生对着严厉的校长玩令人讨厌的游戏”。同年11月，NDC第一次会议在约克大学举行，在接下来不到三年时间内，团队人数激增至230人（Cohen，1971b）。考察1970年10月召开的NDC第七次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可以发现，成立不久的NDC不仅已在越轨社会学上小有建树，还对大众媒介研究等领域“半有意识地进行学术殖民扩张”。从诞生时间、团体规模与影响范围来看，NDC可以被视为新越轨社会学在战后英国掀起第一波浪潮的关键学术共同体，英国媒介社会学也在此得到滋养与发展。
之所以会形成以NDC为中心的新学术网络，拉齐诺维奇的比喻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解答。首先，这群“顽皮的小学生”共享着相似的成长背景，都曾参与过激进的政治运动并经历了理想幻灭，他们的另类经历激发了他们对各类越轨者的研究兴趣，而20世纪60年代恰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1963年，出生于南非的科恩移居伦敦并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攻读博士，他注意到青年亚文化群体“摩登派”和“摇滚派”在英国地方的骚乱引起了社会的过度反应，而这与当时英国媒体耸人听闻的报道有关（Cohen，1969）。1967年，同为LSE学生的杨正在伦敦诺丁山寻找博士论文选题，他很快被当地警察与吸毒者之间奇特的关系变化，以及越轨行为、犯罪报道与社会反应的不成比例所吸引，于是就社会对吸毒者的刻板印象的产生与影响开展了为期两年的民族志观察。彼时，以LSE为代表的英国高校正是抗议运动与越轨研究的重镇，学生自然而然将目光“从警车外转向警车本身”，关注警察、法官和记者而不再是罪犯。
他们所对抗的“严厉的校长”，则是以拉齐诺维奇为代表的英国传统犯罪学。20世纪初以降，英国犯罪学逐渐形成了带有浓厚实用主义的研究取向，在行政资助下他们的研究目的多为预测、纠正犯罪行为，倾向于与法医精神病学、临床心理学等对话而将“令人讨厌的”社会学拒之门外，大众媒介因素也一并被驱离（Cohen，1971b）。英国社会学对越轨研究的不重视使该议题陷入了一种逐渐失声的恶性循环，反常地与主流犯罪学共享了同一幅去人格化的图景：越轨者只是社会体系的弃儿（Cohen，1971a）。科恩等人对这一非社会学乃至反社会学趋势感到不安，因此试图将研究重新带回社会学的主流之中，他们不仅追问越轨行为产生的社会起源，更意在探究社会为何对越轨行为作出如此反应，又如何反作用于越轨行为。
科恩等人的主要理论来自大洋彼岸的芝加哥社会学派。早在19世纪末，美国研究者就已注意到纽约犯罪新闻报道数量与实际犯罪数量不成比例的现象（Speed，1893），这一结论时隔半个世纪在科罗拉多州再次得到验证（Davis，1952）。不过，尽管这些研究跳出了对越轨行为的司法定义而转向社会定义，但仍缺少明确的社会学解释。从20世纪20年代起，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以民族志方法深入移民及越轨亚文化群体，其所开创的“社会问题”研究传统在二战后又迎来高潮。从理论借鉴与文献引用网络来看，推动越轨亚文化理论发展的阿尔伯特·科恩（Albert K. Cohen）、克洛沃德（Richard Cloward），以及延续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托马斯等人所开拓的符号互动论传统的贝克尔（Howard Becker）、莱默特（Edwin Lemert）、马茨阿（David Matza）等一众美国社会学家深刻影响了NDC成员，科恩也揣测，参与NDC初创的7位学者“先是被贝克尔的《局外人》吸引，然后又被马茨阿的《青少年犯罪与漂移》吸引”（Cohen，1971b）。
其中，最为突出的影响来自贝克尔和莱默特发展的标签理论（labelling theory）。在探究英国社会对摩登派和摇滚派的过激反应时，科恩（1972/2002：9）回溯了贝克尔（Becker，1966：9）在《局外人》中的一段经典论述：“社会群体通过制造‘违反即越轨’的规则来制造越轨，并将这些规则应用到特定的人身上，给他人贴上局外人的标签。”贝克尔将负责制定和执行规则的人称为道德事业家（moral entrepreneurs），他们在推动《大麻税法》颁布过程中联合专家与大众媒体为大麻吸食者贴上局外人的标签，使其更难回到“正常”而滑向持续的越轨行为（Becker，1966：125-135；1973）。莱默特则区分了初级越轨（越轨行为本身）与次级越轨（为抵御或适应社会标签而采取的手段），由于个体并不一定接受外界标签，初级越轨并不一定演变为次级越轨，但由道德事业家构成的“社会控制文化”往往促成了演变的发生（Lemert，1951，1967）。在此过程中，大众媒介是社会道德恐慌的表达载体，传递了加强社会控制的民众呼声，但易被忽视的是，它也作为社会控制的代理人参与了道德恐慌的放大与再生产，科恩进一步关切的核心就在于大众媒介是如何将越轨者一步步打造为“民间恶魔”并制造道德恐慌的（Cohen，1972/2002：9，11）。
相比科恩，对杨更直接的理论影响来自阿尔伯特·科恩等人的越轨亚文化理论。杨（Young，1971）开创性地引入了阿尔伯特·科恩提出的“道德义愤”（moral indignation）说，认为人们因追求文化认可而压抑自我欲望，因此即便自身利益没有受损也会对违反道德标准者义愤不平。同时，他率先将“道德恐慌”这一概念从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处移植入英国语境，进而探究大众媒体如何助长和利用道德义愤从而引发道德恐慌（McLaughlin，2014）。在民族志观察中，杨（Young，1971）注意到媒体报道创造了尚未成型的社会问题，催生了要求警方介入的社会需求，使社会进入“幻想中的犯罪潮”。具体而言，媒体会反复报道他们认为有新闻价值的内容（往往是非典型的），并采取符合刻板印象的报道形式，将这些越轨图景与所谓“正常”（如勤劳的劳动工人）作对比，戏剧化地、夸大地向公众呈现社会现实。当然大众意识也并非铁板一块，媒体之所以能够迅速激起义愤与恐慌，是因为报道整体上维持并强化了大众意识中的共识部分而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现实，杨将这一维系与再生产社会共识的模式称为共识范式模型（consensual paradigm）（Young，1974）。
有别于杨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讨论大众媒体如何放大越轨，科恩基于媒体对摩登派和摇滚派引发骚乱的盘点归纳了大众媒介的三种作用机制：一是通过夸大和扭曲来固定贴标签的目标，如使用耸人听闻的标题与短语，夸大参与骚乱的人数与造成的损失，并重复已被证实为虚假的故事；二是强调可以证实原有预期的新元素并淡化矛盾元素以维持预期；三是通过特写镜头、特定评论风格将与越轨群体有关的词语、画面塑造为明确的负面符号，这些符号被认识、阐释和传播的过程即为民间恶魔出现的关键阶段（Cohen，1972/2002：26-28，36-40，178）。诸如此类的行为在杨看来并非媒体有意为之，而是基于“给公众想要的”而嵌入新闻生产的一项制度化需求（Young，1971），科恩则补充解释认为，新闻记者对“何为好故事”的个人直觉以及结构化的意识形态偏见在其中一同起到作用（Cohen，1972/2002：42-43）。不过准确来说，二人的这些解释更多是一种推论，因为在研究方法上，尽管科恩和杨延续了芝加哥学派的民族志观察传统，但涉及大众媒介的讨论主要采用较为粗糙的文本解读与报道计数，而非系统的内容分析、访谈或编辑部民族志观察等。
科恩和杨的理论源流同中存异，细读二者研究还可以发现，即便从同一理论出发两人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科恩和杨同样借鉴了威尔金斯（Leslie Wilkins）提出的“越轨放大螺旋”（deviancy amplification spiral）并建立了相应的解释模型（见图1），但两人对威尔金斯的理论态度及各自建立的模型均有差异，其根本原因在于两人的研究重点不同。杨试图把在美国学界相对独立的标签理论和亚文化理论相结合，前者侧重解释社会反应，后者侧重解释社会和越轨者的行为（Young，2011）。借用威尔金斯的理论，杨阐明了媒体报道让越轨者得以了解其他越轨者的观念和行为，社会的孤立与疏离反而帮助他们建构了自己的另类社群认同，其新行为会激起更强的社会反应并陷入恶性循环（Young，1974，1971）（见图1右）。科恩同样延续了马茨阿（1969：24，25）“超越矫正的立场，回归社会情境评估越轨行为”的观念，但他更关心的是社会反应的本质而非杨关心的社会反应如何影响社会行为，因此在科恩的讨论中社会行为只是作为背景性问题（Cohen，1972/2002：8，19）。在《民间恶魔与道德恐慌》第三版序中，科恩承认“这本书最薄弱之处在于道德恐慌与民间恶魔之间的联系”（Cohen，2002：xxix），威尔金斯的理论虽然提供了一种潜在联系，但科恩反思认为越轨放大但不一定会陷入“螺旋”（因此科恩采用了直线形模型而非环形模型），并质疑威尔金斯这一从控制论出发的模型显得过于机械（Cohen，2011）。在科恩与杨之后，道德恐慌理论得到了长足发展，尽管后世对他们的模型有不少批评，但不可否认两人在该领域所做出的开创性贡献。
在重返社会学的浪潮下，多条欧陆本土的理论脉络也正在越轨与大众媒介研究中涌动，最为突出的即为马克思主义理论。20世纪70年代中期，NDC核心成员先后转向马克思主义，学术共同体也逐渐离析。泰勒（Ian Taylor）、沃尔顿（Paul Walton）与杨1973年出版的《新犯罪学》主张，“异化的社会结构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犯罪与越轨行为”，提出犯罪是资本主义逻辑所固有的物质和社会不平等的产物（Burke，2001：154-155）。科恩在《民间恶魔与道德恐慌》第一版中尚显模糊的新马克思主义色彩则在1980年所作的再版序中愈发明显。不到十年，NDC快速降温与马克思主义的崛起同时上演，令英国披上更为浓厚的左翼文化政治批判色彩。这一变化可以说是一项时代产物，当时的英国正面临消费主义、平民化、多元化等美式民主神话破裂，以及经济衰退与高失业率警报高挂的局面，在以霍尔为代表的英国新左派学者有意识的推动下，新马克思主义很快向标签理论发起挑战，并在文化研究中确立了霸权（Cohen，1980：xlix，xlviii）。但变化不意味着取代，当文化马克思主义在学术史叙事中高歌猛进时，哈洛伦、施莱辛格等英国社会学家仍在本土发展着社会学路径。相比于杨、科恩等年轻的社会学和犯罪学者主要在理论层面受他山之石启发，聚焦大众传播与媒介研究的哈洛伦、施莱辛格更多是呼应了同期大洋彼岸兴起的新闻室民族志方法。在英国本土的学术话语争夺中，结构与过程的研究视角分野也逐渐浮现出来。
四、中心与边缘：知识场域中的争夺
1973年9月，时任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下文简称“CCCS”）主任的霍尔参加了由英国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下文简称“CMCR”）组织的“电视语言的批评性阅读培训”座谈会，并向主办方提交了《电视话语的编码与解码》的第一版。这一版最初是为CCCS学生提供研究模型而作，因此读起来像是不太完整的暂定版（Scannell，2007），但其中的野心与挑战意味不容小觑。在十余年后霍尔提及第一版的创作动机时承认，“这篇文章的确带有一些论战意味”（Hall，1994），而挑战的目标正是由哈洛伦担任主任的会议主办方、当时英国传播研究的中心CMCR。
在霍尔口中，CMCR所代表的媒介研究就是美国主流传播研究的“英国翻版”，尤以哈洛伦关于电视对青少年犯罪行为的影响研究为典型，这些研究延续了实证主义方法传统和行为主义研究秉持的“刺激-反应”模式，霍尔则极力反对这种将“传者传播-受众接收”视作单向流动的理念。甚至在他看来，战后整个英国社会学都沉溺于美国结构功能主义的潮流中，他的反对也可理解为一场“去帕森斯化”的反拨（Winter & Azizov，2017），而反拨的力量来源之一就是与NDC学者共享的符号互动论这一理论源流，这或与科恩、杨对他早期研究中的提点不无关系。1968年，霍尔在美国见证了反越战游行的风起云涌，CCCS也一度参与到这场跨洋的运动潮中（MacCabe，2008），他在1971年提交给英国社会学会的论文中就聚焦了LSE和伯明翰大学的两起学生运动，探索性地将标签理论与越轨放大螺旋模型引入政治越轨及相关报道的分析（Hall，1974），并将影响媒体生产的因素初步归结为截稿时间压力下的新闻常规、未明说的新闻选择标准、客观中立的专业主义意识形态等（Hall，1970）。这些因素在《管控危机》一书中被凝练为“类型化的媒体组织方式”和“新闻价值结构”，它们参与制造的“结构性偏向”令媒体偏向于复制现存制度中的权力结构，官僚机构作为权威信源由此成为事件的首要定义者（Hall et al.，1978：54-59）。
然而，符号互动论并不足以支撑CCCS研究越轨与大众媒介的野心。为了实现“将文化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理论化”的目标（MacCabe，2008），他们批判性地与欧陆社会学对话，并从巴特的符号学、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等结构主义理论中寻找桥接文化研究与欧陆社会学的理论资源。通过借鉴巴特提出的“外延-内涵”符号表意机制，霍尔将“新闻价值结构”进一步分为“形式化的新闻价值”和“意识形态性的新闻价值”，不同于前者与专业主义的职业意识形态的关联，后者更多是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主题与道德政治话语的投影，因为媒体必须在社会公众共享的共识结构下识别与语境化报道事件才能实现有效传播（Hall，1972）。同时，由于媒体倾向于复制首要定义者主导的解释框架，令他们在使用自己的受众熟悉的“公共语言”转化事件并反哺给公众的过程中，无意间将主导意识形态嵌入共识并推动了共识再生产，他们“代表公众发出的声音”也成为首要定义者合法化主导解释框架的来源（CCCS Mugging Group，1976），这一亦因亦果的角色正是霍尔关注到媒体在“行凶抢劫”所引发的道德恐慌中起到的作用。
事实上，霍尔等CCCS成员并非要延续符号互动论的微观社会学视角，而是尝试跳出科恩等人将道德恐慌视作“维系社会结构的必要手段”的潜在功能主义倾向，从宏观结构性视角探究道德恐慌的政治社会根源与意识形态功能（两人比较见表1），葛兰西的政治理论成为他们政治批判的关键抓手。进入CCCS后，霍尔在同事科蒂（Lidia Curti）的介绍下深入了解到葛兰西的理论（Hay，Hall & Grossberg，2013），他们在《管控危机》中以“国家”替代科恩、杨提到的“社会控制文化”来引入葛兰西的霸权理论（Hall et al.，1978：194-195），强调道德恐慌并非社会控制文化下任何历史时期都可能爆发的集体非理性，而是20世纪70年代英国特定历史与政治环境下的产物（Hunt，1997）。不同于越轨放大模型对单个道德恐慌现象的分散解读，霍尔等人提出的“表意螺旋”（signification spiral）将20世纪60年代以来多个道德恐慌序列视作叠加融合的整体，包括媒体在内的不同主体通过话语将越轨行为带来的威胁推向更高的临界值，从而合法化对其采用升级的控制手段（Hall et al.，1978：222-223，226）。这一融合序列本质上是英国社会总危机的表征，它反映了英国社会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积累的矛盾，以及战后福利国家政策下共识政治的瓦解并向强制性政治和威权民粹主义转变的国家文化霸权危机（Hall，1985），制造道德恐慌则是转嫁危机、维系共识、重塑霸权的手段之一。
有趣的是，不少研究者都注意到1980年霍尔对《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在1973年版本上进行了大幅修改，在文化马克思主义已在英国媒介研究的学术版图中立足之际，霍尔反而大大淡化了原版中的文化政治批判色彩以及与结构功能主义范式的针锋相对（黄典林，2016），这一看似反常的变化或许可以借用布尔迪厄的“知识场域”来做出一种外部主义解释。布尔迪厄认为，知识场域是由知识制造者之间的关系网络构成，其内部存在着围绕科学资本与资源的斗争。不同知识制造者在知识场域中的位置决定了其斗争目的与相应的斗争策略，而所处位置则取决于其既有的资本数量与所在场域的客观结构（Bourdieu，2004：55-71）。在当时的英国媒介研究领域，哈洛伦及其在1966年创立的CMCR无论从研究范式还是学术资源上都占据知识场域的主导地位，相对边缘的CCCS需要借助更激进的扩张策略来争夺同行认可，积累象征资本。在1968年到1979年霍尔担任中心主任期间，CCCS的正式在编人员未超过三位，1972年霍加特离开CCCS更使校方一度考虑关闭中心，突出的生存压力令霍尔当时的作品有更浓厚的自证意味（吴妮，2022），他也承认“编码/解码并不是一个宏大的模型，提出的目的在于击败CMCR”（Hall，1994）。这一强烈的论辩色彩随着CCCS崛起，形成与CMCR“双峰并峙”的局面才逐渐褪去。
考虑到这一外部主义解释，霍尔对CMCR及其媒介研究的批评是否公允就有必要重新评估。彼时，不少英国社会学家都和霍尔一样选择批判美国实证主义传统，甚至将其树立为一个成熟的靶子，错误地假设实证主义在英国社会学明显占据主导地位（Platt，2018），但事实远不及批判者想象得那样严重（Calhoun，1987）。具体到哈洛伦，尽管他确实领导CMCR从事了不少效果研究，但学生时期接受的社会学训练也让他反思行为主义范式。在1969年《社会学评论》（The Sociological Review）的“大众传播者社会学”专刊中，哈洛伦在专刊导论中提到大众媒介研究重“效果”而轻“新闻生产过程”，建议将目光转移至传播者身上（Halloran，1965）。9年后，当他回顾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国大众媒介研究的复兴时指出，卡茨（Elihu Katz，1977）将这一复兴的特征归结于“强效果论”的观点有失偏颇，他认为复兴的特征恰恰在于社会学视角的发展，卡茨未提及的科恩、杨等人都做出了重要贡献（Halloran，1978）。1968年由他牵头编著的《游行示威与传播》一书，正是CMCR将传播者及新闻生产过程置于研究焦点的一次代表性尝试。
这是一项集全CMCR之力、事先策划好的案例研究。在获悉10月27日伦敦将举行反越战游行示威后，哈洛伦等人提前3周制定出研究计划并获得了4家英国媒体不同程度的合作同意，开启了进入英国媒体开展民族志研究的先河。他们发现英国媒体之所以会明显放大这场游行中的少数暴力行径并非出于故意歪曲，而是由事先预期、新闻价值和组织结构共同决定了新闻选择和呈现。哈洛伦等人（1970：89-91，309）认为媒体倾向将事件置于易于解释的既有框架（暴力对抗）中，而当实际事件不符预期时则通过放大暴力行径将事件打造为预期中“作为新闻的事件”，最终成为自证预言并辅助了官方的社会控制。媒体经过简化、转译与戏剧化所形成的郎氏夫妇所说的“推论结构”（即信息呈现序列）中实际上含有“无意识的偏见”，但会被所谓客观中立的专业主义标准所掩盖（Halloran，1970：215-216，236，303）。由此观之，霍尔（Hall，1970）批评这部著作仍沿用“媒体存在故意歪曲”的立场一说并不准确，双方的差异更多是在研究视角上表现出“结构”和“过程”的分野。尽管只是在编辑部内短暂观察，哈洛伦等人据此产出的观点明显影响了科恩，以民族志观察为核心、配合访谈和内容分析的方法也延续至CMCR成员戈尔丁和埃略特对瑞典、爱尔兰、尼日利亚三国广播公司的研究当中（Golding & Elliott，1979）。
如果说哈洛伦等人在BBC的编辑部观察只是初探，施莱辛格在LSE攻读博士期间对BBC累计3个月的田野调查和120余名从业者的访谈可谓深入，他将最终形成的著作《组装现实》称为“一个明显的英美合作项目”（Schlesinger，2016）。原因在于，一方面施莱辛格和CMCR保持密切联络并开展合作，虽然他也欣赏霍尔的作品并就博士论文向他求教，但并未对CCCS产生学术认同（Slaatta，2016）；另一方面，施莱辛格提到，“当时英国媒介社会学家的小团体正深受对美国电视网组织内部进行田野调查的关键范例的影响，也在迅速发展自己的本土传统”（Schlesinger，2016），这在《组装现实》一书中多有体现。他将研究重点放在新闻常规上，提出新闻报道受制于编辑部内的空间格局、人员架构与把关流程，记者或通讯员的空间分布与每日排稿周期，以及新闻类型与对应时间节奏等，而记者更多遵循的是专业直觉和想象中的“受众需求”（Schlesinger，1978：53，60，79，100-103，134），这些结论和塔克曼提出的“新闻网”、“类型化”都颇为相通。在北爱尔兰冲突的报道中，施莱辛格同样发现BBC复制了国家对于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的定义，不过他的落脚点并非科恩等人的“社会控制文化”或霍尔等人的“国家文化霸权危机”，而是对BBC独立性与实现民主使命情况的反思，所谓更“客观”、“负责任”的报道方式一定程度上是政府施压后的结果（Schlesinger，1978：229，235）。
从思想脉络和关系网络看，施莱辛格口中英国媒介社会学的“小团体”基本与裘伯描绘的“黄金时代”学者版图相吻合。1981年，《社会学评论》再次组织专刊，重提12年前哈洛伦强调的回归“传播者”一说，回顾英国媒介社会学者跳出实证主义所作的探索（Christian，1981），坦斯多、施莱辛格、埃略特等被划入“黄金时代”版图的英国学者悉数登场，却不见霍尔及CCCS成员的身影。学术史叙事不仅复现了这一知识场域中心与边缘的相对关系，还将坦斯多塑造为英国媒介社会学的“先驱”（Tumber，2014）。在英国新闻业尚未受到社会学的足够关注时，坦斯多较早地从社会学视角探究了新闻组织及其目标、记者与消息来源的关系及新闻职业的特性（Tunstall，1971），尽管他采用职业社会学的路径，更多关注“属性”而非“过程”（潘忠党，2021），但不妨碍这部著作“为通过社会学视角思考新闻业铺平了道路”（Zelizer，2004：50），加之坦斯多对前述英国学者的研究多有提点，因此将其立为“学术先祖”一说并非出自一家的不经之谈。
然而，英国媒介社会学中的这一无形学院是否有学术史叙事所呈现的紧密网络与中心地位，仍需重返历史语境审慎对待。尽管在学术史中CMCR一直被认为与CCCS双峰并峙，但所谓“莱斯特学派”是否存在，戈尔丁和默多克都持否定意见。CMCR早期对效果与生产研究的热情逐渐被传播政治经济学取代，但CMCR本身很少为后者提供资助，学者们分散在各自的学术兴趣中而未形成传承（胡翼青，2015：88），这也是CCCS得以从知识场域边缘走向中心的原因之一。事实上，小团体中的大多学者并未在越轨与大众媒介这一领域过多停留，施莱辛格为研究媒体及其他社会力量如何形塑犯罪新闻而再次开展田野调查，也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事情（Schlesinger，2016）。考虑到不同学术主体地位的时移势易，并顾及学术史叙事有选择地聚焦与强化，或许才能帮助我们从动态性、相对性的角度更好理解知识场域的中心与边缘。
五、此岸与彼岸：知识对话的选择性
1973年，由科恩和杨主编的《新闻的制造》一书在英美两国同时出版，该书收录了英美学者关于大众媒体与越轨和社会问题的主要研究。这部著作在这场跨洋对话中扮演了关键知识中介的角色——包括费什曼、吉特林等美国学者都是经由这部著作引述了NDC初创者之一洛克（Paul Rock）、霍尔、默多克等英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等到1981年的第二版中，科恩和杨把塔克曼、莫洛奇、莱斯特、费什曼的新作收录其中，然而同样在这一研究领域有所耕耘的吉特林却不在其列，类似的偏向也出现在裘伯列出的媒介社会学“黄金时代”的学者名单中。为什么英美学者的知识对话存在这样的选择性，参与对话的英美学者在研究中表现出怎样的异同？这是本节要回答的主要问题。
在冈萨雷兹（María González，2017）看来，收录入《新闻的制造》第二版的四位美国学者莫洛奇、莱斯特、费什曼和塔克曼都可归为同一组学者，他们在新闻生产方面共享着类似的观点，彼此之间存在直接影响，这一判断也得到了塔克曼本人的认同（李红涛，2021）。莫洛奇在取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后任教于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UCSB），与莱斯特保持密切的学术合作，并担任了费什曼的博士生导师，后两人分别于1974年与1977年获得UCSB的博士学位，而常人方法学则是几人所共享的一条理论源流。常人方法学最初由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于1954年提出，其直接受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影响，理论脉络向上追溯可至欧洲的胡塞尔现象学。这一理论同样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但并不寄托于国家、政治等宏大结构性因素，而是主张从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实践与互动来理解社会世界的自我组织。作为彼时美国常人方法学的重镇，UCSB汇集了包括齐默尔曼（Don Zimmerman）、西库列尔（Aaron Cicourel）、波尔纳（Melvin Pollner）、威德（Lawrence Wieder）等一众常人方法学的关键学者，其中齐默尔曼即为莱斯特在UCSB的博导，威德则担任了莱斯特博士论文答辩组的成员。
经由莫洛奇和莱斯特的介绍，与二人保持知识对话的学者也开始接触到常人方法学。1970年至1971年，莫洛奇到塔克曼任教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社会学系担任访问教授，后者还与莱斯特合开了一门研讨现象学社会学和常人方法学的研究生研讨课（Tuchman，2014），在此期间莫洛奇向塔克曼介绍了齐默尔曼和西库列尔的研究（李红涛，2021）。因此，在塔克曼的研究中除了能看到休斯（Everett Hughes）、戈夫曼（Erving Goffman）等芝加哥学派社会学者带来的影响外，还折射出伯格和卢克曼、加芬克尔等延续现象学社会学的思想印迹（潘忠党，2021）。同样受两条理论脉络影响的还有远在大洋彼岸的科恩。科恩对实证主义、宏大理论和去人格化的社会学解释的反感，驱动他转向关注日常生活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everyday life），他在UCSB度过的学期以及与莫洛奇等学者的共事，强化了他对芝加哥学派和常人方法学的认同（Rock，2014），科恩的《民间恶魔与道德恐慌》一书就反映出德国现象学如何经由20世纪中叶的美国社会学对他产生影响（Feeley & Simon，2007）。这一学术往来或许能够解释科恩为何会在《新闻的制造》第二版修订时选择性地捕捉到这四位美国学者的最新研究。
常人方法学在莫洛奇与莱斯特的新闻研究中贯穿始终，但二人之所以形成合作源于他们对公共事件的共同研究兴趣。1969年，圣塔巴巴拉海峡附近发生的大规模原油泄漏事件很快引起了莫洛奇的兴趣，他探究了石油公司、地方政府、高校等美国社会权力体系在这起公共事件中如何相互勾连以削弱异议（Molotch，1970）。彼时，莫洛奇只是简要谈及媒体因为石油行业施压、聚焦坏事（抗议、犯罪等）的天然偏向而未全面报道这起事件，这一论述中不乏“扭曲论”的影子。在石溪分校莫洛奇与塔克曼进行了大量关于新闻的谈话，在塔克曼（Tuchman，2014）看来，这些私下谈话与合作课程很可能影响了莫洛奇与莱斯特发表的经典论文《作为有目的行为的新闻》。
在以《作为有目的行为的新闻》为代表的合作论文中，莫洛奇与莱斯特抱持着更为激进的建构主义认识论开启了对于新闻的探讨。既有对于媒体创造公众体验的认识存在一种“客观性假设”，即存在既定的外在世界需要被客观对待（Molotch & Lester，1973），媒体要么准确反映要么有意扭曲外在世界，呈现反映与扭曲的二元分野。相比于甘斯（1979/2004：79）对反映论保留了一定程度的认可，莫洛奇和莱斯特彻底抛弃了“客观性假设”和“反映-扭曲”的思维定式，主张“悬置存在一个客观世界等待被报道的观念，提出新闻作为一种被建构的现实”（Molotch & Lester，1974），这一激进立场受到加芬克尔在调查临床记录的观点启发。换言之，他们并不意在追问大众媒体报道作为“糟糕的临床记录”如何扭曲了客观现实，而是好奇“糟糕的临床记录”背后“好的组织理由”。为此，莫洛奇和莱斯特（Molotch & Lester，1975，1974）区分了occurrence（任何已知发生的事情）和event（为了某种目的特意制造的事件），强调公共事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实际意图而非客观意义上的重要性，这一区分也对塔克曼产生明显影响（李红涛，2021）。二人还进一步探讨了新闻推动者、收集者和消费者三类行动者如何参与制造公共事件，并依据“是否故意实现”和“由致使事件发生者或事件推动者促成事件实现”对公共事件进行了类型学划分。在他们看来，强大的推动者施加给媒体的压力会内化入新闻生产常规并演变为专业主义，从而维持了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Molotch & Lester，1974）。
1974年莱斯特完成了博士论文，除了延续激进的建构主义认识论，她还采用舒茨现象学社会学中“训练有素的反思”（disciplined reflection）方法，描述日常生活实践中研究者自身及其观察范围内的人们体验新闻的方式，并进入全国性报纸《口译者报》（Interpreter）开展了为期5个月的民族志观察。莱斯特借用波尔纳提出的“理想化”（idealization）归纳社会成员与新闻从业者日常观念中（应当被抛开的）关于新闻事件的五种理想化假设（Lester，1974：4-5，15-41，78-98），并清晰批驳了大众媒体研究中主流的效果研究、扭曲论以及把关人理论中涵盖的理想化预设，肯定了塔克曼关于类型化的论述（1974：106-144）。从加芬克尔关注的日常生活实践的解释出发，莱斯特从新闻从业者的日常对话中归纳出9条在协商中被建构、随情境化判断而变动的新闻价值标准（1974：149，216-311）。有趣的是，尽管莱斯特尚未像费什曼那样对条线做清晰界定，只是初步概念化为一种分工，但她已在此深入讨论了条线赋予记者以持续事件流的能力，条线记者对官僚机构消息来源的偏向源于后者对事件掌握“内部知识”，以及条线的边界因记者的日常解释工作而流动（1974：179，180，192），这些先于费什曼面世的观点或是他们交流互鉴的结果。
作为莫洛奇的学生，费什曼延续了对公共事件的兴趣、超越“反映-扭曲”的建构主义立场和对日常新闻实践的关切，1976年末纽约兴起的“犯罪潮”自然进入了他的研究视野。这场被纽约媒体大肆报道的针对老年人的犯罪潮引发了公众的普遍恐惧，但警方统计的实际犯罪数量却较往年有所减少，带着对反常的怀疑费什曼进入了一家纽约地方电视台进行民族志观察。他解释认为，这波犯罪潮是经由新闻工作而被创造出的、超越个别事件的公共事件现象，从业者为了便于分类会将单独分散的事件按共同元素组合为同一主题，媒体间的相互参考与跟进强化了某些主题的重要性（Fishman，1978）。同时，媒体高度依赖警方作为主要消息来源，警方也在揣测媒体对犯罪事件的兴趣，“街头犯罪”新闻由此被循环复制而其他潜在主题则被排除在外，最终由政府当局决定继续放大还是终止所谓犯罪潮（Fishman，1981）。从费什曼的论述中似乎可以看到探讨社会控制与“越轨放大螺旋”的影子，但和科恩与杨不同的是，费什曼并不关心公众对街头犯罪的社会反应，更多聚焦犯罪潮在媒体与官僚机构的相互作用下被制造的过程。
事实上，费什曼对新闻的关切也非始于犯罪潮，在选定博士论文选题时导师莫洛奇就建议他从新闻工作入手，先尝试做记者再从远处观察记者（Fishman，1977：iv）。于是，费什曼在1973年起就在当地一家另类周报《普瑞斯玛之声》（Purissima Voice）当了7个月的记者，并收到了威德慷慨提供的他在当地报纸《普瑞斯玛记录》（Purissima Record）5个月（1964~1965年）的田野观察笔记，费什曼在反复阅读后又以研究者身份在1974年进入《普瑞斯玛记录》观察了5个月（Fishman，1977：vii），这些共同构成了费什曼的博论研究材料，而关于犯罪潮的讨论则是1980年博士论文出版时新增补的内容。在费什曼看来，对于记者而言“世界是被官僚地组织起来的”（Fishman，1980：51），他试图从这些材料深入剖析新闻如何以及为何依赖官僚机构对世界的解释，成为帮助官僚系统的意识形态工具。费什曼清晰阐明了条线的内涵以及新闻活动与条线形成的关系，并将日常活动组织为事件的解释方案定义为“阶段结构”，即从业者在连续发展的阶段中描绘事件的不同思维方式（1980：28-30，54-55）。不同于一般记者通常遵循常识阶段结构，条线记者更依赖官僚阶段结构（官僚机构给定的事件阶段），并在由此衍生的新闻阶段结构中根据报道目标略加删减（1980：58-60）。费什曼用美国新闻生产系统中的三重动力机制解释这一依赖：在截稿日期和每日报道量要求的压力下，记者偏好可以预先安排和制作好的事件（经济逻辑），为了获得持续可靠的信息记者依赖官僚机构的陈述，因为他们身处知情的结构性位置且其陈述拥有约束现实的述行性（官僚逻辑），这一依赖也成为记者面对潜在批评与诉讼威胁的辩护手段（规范逻辑）（1980：143-146），官僚机构的意识形态霸权由此浸润于新闻探查、核实、组合的日常惯例之中。
在大洋彼岸的“黄金时代”学者中，新闻生产中意识形态的遮蔽作用成为他们的共同落点之一，塔克曼、莫洛奇和莱斯特、费什曼都不约而同地引用过史密斯（Dorothy Smith）的“意识形态作为遮蔽的手段或程序”一说。在政治活动与反叛行为高度活跃的年代，他们以现象学社会学、建构主义、常人方法学和框架分析“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当时主导美国社会学的功能主义，以各自的方式探索了媒介权力的不同侧面，尤其是意识形态的形成”（Tuchman，2014）。不过在英国学者与后世评价看来，美国学者对越轨与大众媒体的探讨更倾向于从微观日常实践和中观组织运作出发，止步于以媒体为中心的反思，而非如霍尔一般延伸至公众与广泛的社会意识形态，结合政治历史语境进行宏观的文化政治批判（黄典林，2018）。自由多元主义社会观遗留的影响与实用主义哲学的思想脉络，决定了更激进的理论与实践往往在美国会被击落（Young，2011）。至于左翼政治认同更为鲜明的吉特林，尽管他全面借鉴了科恩、坦斯多、哈洛伦的前述研究，但显然霍尔的文化研究以及经此吸纳的葛兰西霸权理论对他影响更深，从思想脉络与学术交往来看吉特林似乎都缺少与科恩对话的条件。但同时，吉特林将文化研究在美国本土化的尝试，最终仍回到了结构功能主义预设而非葛兰西或阿尔都塞的逻辑，走向了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反面（周昱含，胡翼青，2015）。在多线并行的跨洋对话中，英美学者尽管在这一议题上彼此补给，但终究汇成了两条不同的河流。
六、结论与讨论
在勾勒英美媒介社会学“黄金时代”图景的《回到未来？》一文中，裘伯似乎始终在回应一个质疑的声音，即为何在数字时代重温先前的媒介社会学经典：“社会学的经典贡献一直是批判性地审视现有的结构和实践，它至今仍可为研究新闻实践及其所处的复杂结构提供方法论和不断更新的理论框架，就像20世纪70年代那样。”（Tumber，2014）本文以越轨与大众媒介这一学术史个案切入，系统梳理了英美学者以社会学为主要视角开启的知识生产与对话网络（见图2），这些成果除了为理解那段动荡不安的历史留下了一面透镜外，也成为社会学与其他学科理论交织融通的关键节点。以此个案串联起的黄金时代的另类叙事，不止是扭转以美国研究为中心的主导叙事的一次尝试，更指向对空间叙事逻辑的偏重及其与内外主义解释取向的结合，从而试图为遥远抑或临近的学术地图解读提供超越个案的借鉴意义。
从默顿的三层次解释框架来看，英美学者身处相似的宏观社会文化背景——战后福利国家与美式民主神话开始破裂，大众媒介与通俗文化迎来大爆发，左翼政治运动、青年亚文化、街头暴力犯罪等越轨行为在大洋两岸同时上演——这些因素决定了这些学者研究的激进视角与另类对象。而在学术思想脉络上，尽管他们都是以建构主义来反拨社会学中的功能主义和大众媒体研究的主导范式，但学者之间存在不可忽略的差异。年轻的英国社会学、犯罪学者早期从芝加哥学派符号互动论中寻找对抗本土传统犯罪学、重返社会学主流的理论资源，其后英国学界转向新马克思主义，批判性地对话欧陆社会学和结构主义理论，从对普遍的社会控制的揭露上升为特定历史语境的文化政治批判。美国学者则主要从微观与中观维度入手，在欧陆现象学与美国社会学相结合的滋养下，他们在对日常生活实践的动态考察中回应着建构主义认识论。
如果说宏观社会文化背景与学术思想脉络两个层次对应外部主义与内部主义取向的分野，中观的知识生产场所与社会过程的解释层次则往往寻求内外主义取向的兼顾。在这一学术思想史个案中囊括了NDC、CMCR、CCCS、UCSB等学术实体，以及施莱辛格口中英国媒介社会学家的小团体、冈萨雷兹归纳的同属一组的四位学者等无形学院，而仅从某一取向无法充分解读其中形成的关系网络。譬如，CCCS对CMCR发起的论战既是文化研究吸纳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而与传统社会学产生的思想分歧，也是前者为了在英国媒介研究的知识场域中立足而采取的激进扩张策略所致。再譬如，科恩与莫洛奇、莱斯特等人共享了对日常生活的社会学的兴趣，而科恩的一段远赴重洋的共事促成了双方深入的知识对话。结合三层次解释框架与内外主义取径来看，这些不起眼的对话并非意外，而是在战后宏观社会文化背景下，跨越时空的思想流通与学者间的社会互动所共同造就的一场“蓄谋已久”的学术共鸣。
由于本文将分析重心置于越轨与大众媒介研究的交叉地带，因此未能留下更多篇幅讨论塔克曼、甘斯、格拉斯哥媒介小组（Glasgow Media Group）等英美学者或团体对本文提及的学者产生的影响。此外，本文主要回溯了所涉英美学者学术思想中的主要理论脉络，而对其他理论脉络分支有所简化。由此进一步延伸出的问题是对学术史叙事“选择性”的反思。尽管本文尝试探索一条“黄金时代”的另类叙事，但其中所涉学者更多只是在中文学界少被提及，他们在英美本土的犯罪学、越轨社会学和社会问题研究的学术史中占据着中心地位。迈向未来的学术思想史研究，学者们正在呼唤走出辉格式叙事（Jones，1983），关注非正式地点的知识实践（Camic，Gross & Lamont，2012）、知识的遗忘（李钧鹏，周港，2024）以及学术史的非连续性（Peel，1971）。通过引入数据挖掘、网络分析与可视化工具等新技术，有研究者还原了17至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横跨大西洋的通信网络与知识交流，除了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洛克（John Locke）、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伏尔泰（Voltaire）等公认的重要学者外，他们还发现了很多相对不起眼的学者在知识交流中的重要贡献（Edelstein et al.，2017）。这些跳出高歌猛进的主导叙事的尝试意味着，后世从不同侧面切开学术史这块古木，看到的都将会是千回百转的年轮。
（白红义 王越：《“黄金时代”的另类叙事：英国媒介社会学的越轨研究与跨洋对话》，2025年第7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