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知道郑熙亭这个名字，源于《沧州报》上的一篇文章。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创刊不久的《沧州报》发表了一篇小杂文。一位姓李的作者，在国营商店买了几尺布，回家拿尺一量，发现少了二寸。他回商店找售货员理论。经理拿尺一量，说正合适。这位作者据此写了一篇文章，发在了《沧州报

寒泥淬筋骨暗夜绽芳华

——追忆郑熙亭同志

赵立泰

郑熙亭在书写中

我知道郑熙亭这个名字，源于《沧州报》上的一篇文章。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创刊不久的《沧州报》发表了一篇小杂文。一位姓李的作者，在国营商店买了几尺布，回家拿尺一量，发现少了二寸。他回商店找售货员理论。经理拿尺一量，说正合适。这位作者据此写了一篇文章，发在了《沧州报》上。当时在沧州地委工作的熙亭看到了，马上写了一篇文章：《拿起批评武器，大胆干预生活，把“二寸布”从党报上挤下去》。这篇文章的中心意思，就是像类似这样的小事，不要占用党报资源。熙亭的这篇文章，经我编辑后发在了《沧州报通讯》上。尽管未曾谋面，但从这篇文章中，我对熙亭的性格有了初步了解。

和熙亭真正熟络起来，还是因为1956年《人民文学》杂志发表的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这是作家王蒙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舞下，创作出的一篇优秀作品。它触及了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揭露了机关内部已在滋长并亟待克服的官僚主义现象。该小说迅速引起轰动。我越读越激动，边读边做眉批、小结，并给熙亭打了电话。我们的观点非常一致。后来我去地委找他，发现他也在这篇小说上做了很多批注。他甚至建议地委把这本书当作培训党员的党课教材。

熙亭性格倔强，刚正不阿，不媚权贵。这样的性格，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那场政治运动中，是很难幸免的。

1957年，我和熙亭都被打成了右派。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我们再次见面，竟然是在中捷农场的稻田里。

还记得那个春寒料峭的清晨，我和沧州报社的另外几个右派，蜷缩在开往中捷农场的卡车上，目光穿过扬起的尘土，望向远处灰蒙蒙的地平线，一片茫然。一夜之间，从党报记者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被发配到中捷农场“劳动改造”，大家的心情都跌到了冰点。

熙亭先于我们到的中捷农场。我去的时候，正赶上给插秧前的稻田平地。刚刚解冻的稻田像无数面破碎的镜子，映着铅灰色的天空。当双腿陷入冰水时，刺骨的寒意如千万根钢针扎入骨髓。那个时候，熙亭正闹痢疾，眼冒金星，浑身无力，但是他仍然弓着腰，吃力地拉着水耙，全身上下都是泥。这个画面像一枚钉子，深深楔入我记忆的褶皱里，以至于多少年后，回忆起来依然历历在目。

“熙亭，快上来，你不要命了？！我们下去替你！”我和郭枢俭在岸上大声喊道。

“你们都有自己的活，拉耙还是我来吧。”熙亭说。

“本来应该用牲口拉水耙，却都派给了右派。”郭枢俭边说边挽起裤腿，脱下鞋就踩进了稻田的泥里，硬是把熙亭推了上去。

中捷农场地处渤海岸边的盐碱滩。漠漠碱洼，找不到一棵树，到处是癣片似的碱嘎巴。有的地方长些只有盐碱地才能生长的黄菜，有的地方连这种生命力极强的野菜也难以生长。当地的蚊子，个大、腿长、腰身粗，假如你把胳膊伸直，用喝完粘粥的碗在空中一转圈，粘在碗里的蚊子，可以把碗糊黑。水稻田里撒有化肥和大粪，一群群苍蝇吸食着“美味”。我们整天在稻田里干活，两条腿被污水泡得生了疮。可恶的蚊子、叫不出名字的虫子，成群结队地围在腿上乱咬，赶不走，驱不散。

我和熙亭他们“发配”的地方是四分场十一队。刚到那里时，老右们住的不是房子，是窝棚。每天收工回来，两条腿像灌满了铅，浑身散了架似的，但还要像狗一样，弯下身子爬进低矮潮湿的窝棚。冬季早晨醒来，被子上结着厚厚的一层霜；夏季，窝棚被晒得发烫，钻进去燥热难耐；夜间下起大雨，雨水灌进窝棚，鞋子漂来漂去，人们戏称“鞋耗子”。

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和恶劣的生存环境，已经让人无法忍受，但是和政治歧视、精神折磨相比，这些就都不算什么了。这个队的“劳动组”，仅沧州地区的右派就有三十多人。为了便于管理，分成了几个组。大家一致推荐郑熙亭、郭枢俭等人担任组长。但是人选报到四分场，却被否了，理由是：组长是行政领导，你们右派没有资格使用这个称谓。无奈之下，东光县文化局来的右派辛斌想出了一个点子：不让叫组长，就叫“掌握”。从此，“郑掌握”“郭掌握”就叫开了。

由于中捷农场刚刚成立，没人会种水稻，农场就从天津小站请来了师傅。但是这些人特别牛气，不仅不好好传授技术，而且根本不把这些右派放在眼里。熙亭怒了：你们不教，我们就自学！他不知从哪里淘换来一本水稻种植的书，大家就边学边种，谁知收获时，竟然比农工们种的水稻产量还高。

十一队的队长叫张万海，和其他领导不一样的是，他同情、关心这些右派。我们收工回来，他总会关切地问问情况。他和我们说，你们干活时注意别伤着，伤着是一辈子的事。党培养你们是为党工作的，不是来插秧的。用不了多长时间，你们都会回到工作岗位上去。他在十一队大会上说，大伙不能小看他们，他们都是党的干部。在当时那个政治环境下，许多人看我们就像瘟疫一样，唯恐避之不及。张万海队长却尊重我们，拿我们当人看，这让我们非常感动。

那一年，省里让中捷农场推荐一个农垦系统的劳动模范，农场就推荐了张万海。但是事迹材料几次报到省里，都因为不合格被退了回来。张万海找到了熙亭，熙亭在煤油灯下一气呵成，材料一次过关。张万海十分激动，紧紧握着熙亭的手，不停地道谢。

后来，张万海又被推荐为全国农垦系统劳动模范。由于熙亭去总场办展览，张队长便找到了我。收工后，我点上煤油灯，在熙亭写的那份事迹材料的基础上，又完成了一份新的事迹材料。

不管是熙亭还是我，之所以想帮助张万海，并不是因为他是队长，而是出于他对右派的尊重。在那个极“左”的年代，有人能问候一句，关心一下，我们心里都觉得暖暖的。张万海用他的行动证明，在至暗时刻，人性的光辉不会熄灭，只会因磨砺而愈发璀璨。

几年前，我经过多方打听，终于联系上了张万海的儿子张建国。清明节前，因我年事已高，不能亲自前往，便买了一个花篮，嘱托建国替我去祭奠张万海。在他父亲的墓前，建国给我打来电话，我激动地对着话筒说：“张队长，当年你管的右派来看你了！郑熙亭、郭枢俭、赵立泰、吴士权……你还记得吗？如果不是有你的关心，这些人就都得死在中捷啊！”

无论任何时候，人们都不该赞颂苦难。历史上于苦难中作出的贡献，都应归功于受难者的坚强。历史记住的不应是苦难，而是人在苦难中的样子。

经过一年多的思想“改造”，这些右派尽管心里仍不服气，但面对现实，也都认头了，踏下心来老老实实干活了。但就在这时，新华社播发的一条消息，犹如在平静的水面投下一块巨石，激起了巨浪。

1959年国庆节，广播里传出了新华社文章，直接把右派定义为“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在大陆的代言人”。这个消息一下子就在右派中炸了锅：过去对右派的政策是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现在怎么成了敌人的代理人？难道右派还不如那些刑事犯和国民党战犯吗？他们还有个刑期，我们有什么盼头？

人们先是愤懑，既而消沉，有的想自杀，有的想潜逃……他们心底刚刚燃起的一丝丝希望，被彻底浇灭了。这时，正在总场办展览的郑熙亭赶回了十一队。他把大家召集到一起，既严厉又语重心长地说：“听蝲蝲蛄叫还不种庄稼了？他说他的，你干你的。不用怕，再过一年，咱们都能出去。该干活干活，该吃饭吃饭，不准胡思乱想。将来大家都要平平安安地回去，绝不能带着棺材走。”就这样，事态平息了，大家平静了。

面对政治高压和恶劣环境，如何调剂大家的精神生活？熙亭、枢俭和我商量，想把有艺术细胞的老右们组织起来，成立个剧团。我一拍大腿：好主意！

这些右派们来自各个行业，可谓人才济济：会拉二胡吹笛子的，会唱京剧、梆子、评剧的，会写词谱曲的……真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老右们把破床单裁作水袖，在窝棚前的空地上搭起"舞台"。每天吃完晚饭，锣鼓一响，台下就坐满了附近的居民和农工，等着看老右们登台演出。熙亭拉的一手好京胡，并能边拉边唱。他沙哑的嗓音穿透夜幕，像一簇倔强的野火，点燃了所有人心底的光。在渤海湾的寒风中，他把京剧《罗成叫关》唱成最悲壮的抗争，把破碎的月光唱成满河星斗。

除了唱戏、演奏乐器外，我们还作词谱曲，自己编排表演唱。那时，中捷农场和南大港农场共同组成一个人民公社，我和熙亭晚上趴在床铺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你一句我一句，边写边唱，创作出了《歌唱南大港》。至今，我还记得里面的部分歌词：

“渤海滩上南大港，薄碱盐滩千年荒，黄菜盘子度饥荒。霹雳一声震天响，来了救命的共产党。”

“渤海滩上好风光，遍地黄金遍地粮。引来黄河甘露水，自流灌溉育稻秧。水草青青喂牛羊，南大港上好风光。”

“五月稻苗飘飘绿，水草青青放牛羊。鱼米盐走四方，换来了花布水果糖。”

一群二三十岁的右派，就这样在穷困的盐碱滩上，戴着枷锁，苦中作乐。正像熙亭说的那样，他们没有倒下。他们走过寒冬，迎来了春天。

"莫道寒夜长，自有不灭光。且将肝胆照，化作星河长。"如今，熙亭离开了我们。但在我的心里，他永远是那个挺直腰板倔强的汉子。今天，每当我抚摸腿上经年的疤痕，便想起那些浸泡在冰水中的岁月。那些窝棚里的唱腔，盐碱地上的脚印，早已在时光中发酵成永恒的诗篇，提醒后来者：真正的春天，永远始于不肯屈服的寒冬。

来源：邯郸赵金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