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电视剧《特赦1959》中，王耀武早早就进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事实上他是1956年才从华东军区解放军官训练团第一分团（又称高俘团）集中到北京的，那时候解放军已经完成了第一次授衔，他见到的“王英光”和“贺春年”，应该穿上了带军衔的新军装。

在电视剧《特赦1959》中，王耀武早早就进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事实上他是1956年才从华东军区解放军官训练团第一分团（又称高俘团）集中到北京的，那时候解放军已经完成了第一次授衔，他见到的“王英光”和“贺春年”，应该穿上了带军衔的新军装。

解放军官训练团和解放军军官训练团不是一个概念，那时候只有蒋军才叫军官，我们的叫干部或指挥员，所以王耀武等人是被解放的蒋军军官，大家不要搞混了。

据高俘团干事、区队长、副指导员徐东伦回忆，当时该团一下子凑齐了三个“山东省主席”：1928年5月以第二集团军中路军总指挥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身份，大败孙传芳后进占济南就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后改任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兼第一〇七军军长的孙良诚；1942年1月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兼山东省保安司令，1945年1月改任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的牟中珩；1946年担任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省保安司令、山东军管区司令的王耀武。

这三任“山东省主席”在“高俘团”的表现大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王耀武改造积极，终于洗清了一桩不白之冤，牟中珩顽固反动，被俘后依然认贼作父（这不是比喻，而是真认了“爹”），孙良诚则是一言难尽——他投诚前后的表现都很奇怪，以至于在他身上，至今仍有一个谜团没有解开。

咱们按他们担任山东省主席的顺序，先说那个投诚后没有享受起义将领待遇，并于1951年底中风、1952 年3月6日病死于山东禹城韩庄高俘团的孙良诚。

1948年11月13日，时任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官兼第一〇七军军长孙良诚率军部及一个师共五千八百人于江苏睢宁西北的大王集向解放军投诚，促成孙良诚投诚的，就是华中分局第三工作委员会特派员周镐。

周镐黄埔七期（肄业）生，在1943年担任军统南京潜伏站少将站长期间被徐楚光（黄埔五期，地下党员，1947年9月被捕，1948年10月9日遇害）发展，是华中军区政委邓子恢和副政委谭震林亲自批准的特别党员。

策反孙良诚之前，周镐曾被军统（保密局）逮捕，最后因“查无实据”而被定性为“抗战时曾潜伏伪方工作，系一冒险犯难之同志（当时蒋系也互称同志，中山先生那句名言，老蒋办公室也有）也”，并于1947年以军统局少将设计委员的身份去调查“孙良诚曾在抗战期间私通新四军”一案。

周镐把老蒋的秘密手令直接出示给孙良诚，并告诉孙良诚只有起义投诚一条路可走，孙良诚提出要我军给他一千五百两黄金“作转移费”。

谈判期间，周镐再次因徐楚光的交通员叛变而被捕，最后又经保密局几个处长联名作保，于1948年7月获释并撤回苏北解放区。

1948年11月12日，周镐奉陈丕显之命再次来到邢圩，促成了孙良诚的投诚。

孙良诚投诚后并没有按投诚将领对待，是因为其中有一桩悬案：孙良诚投诚后，中央军委电令华东部队给予优待，并希望他能策反刘汝明、刘汝珍、曹福林等原西北军将领，孙良诚也表示愿意立功，结果周镐等三人在陪同孙良诚秘密进入蚌埠后被捕并遇害，而孙良诚却跑回了南京，直到上海解放才被抓获并送进了“高俘团”。

进了高俘团的孙良诚一直不肯认罪，坚持说是是刘汝明出卖了周镐，刘汝明逃去了台湾，这件事简直是“死无对证”，而孙良诚又拿不出证据说自己没有出卖周镐，这个问题，他直到脑部毛细管出血病死，也没有说清楚。

与孙良诚的不清不楚不同，牟中珩曾经就是个死硬分子：他不但把“高俘团”说成是集中营，还在淮海战役开始后拒绝向仍在顽抗的蒋军喊话。

当年“高俘团”的生活有多好，后来去的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文强在《口述自传》中说得很清楚，也极为满意：“我们这单独住在一个院子里，在院子里，一切都优待，可以随便活动，自己办伙食，还自己拿钱做点好饭好菜吃，解放军不限制我们，我们的事情归我们自己做。”

就连一向顽固的黄维，也说自己受到了优待：“我每顿饭是三菜一汤，一个星期配给五斤白面。这在当时来说，伙食算是相当不错的了。管理人员无论是官还是兵，都是一个月才吃一次面粉，他们平日只吃玉米、小米和南瓜之类的粗杂粮。”

牟中珩不但不知感恩，还很嚣张地拒绝像王耀武那样发表广播讲话：“蒋介石等于我父亲，叫儿子骂父亲，我不干！”

牟中珩这就是真正的认贼作父，连引号都不用加：他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而非黄埔生，先后跟过吴佩孚、刘文辉、张宗昌、于学忠，是杂牌中的杂牌，他就想认老蒋为父，老蒋也不屑要他这个“儿子”。

牟中珩就是老蒋的弃儿和炮灰，而王耀武则一度是老蒋的“宠儿”——黄埔三期生中出任绥靖区司令兼省主席的，仅王耀武一人而已。

王耀武虽然在被俘后主动广播讲话号召其他蒋军将领起义投诚，改造也很积极，但是他也有一个大问题不好解决：1953年，在锦州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写的一份揭发材料转到华东高俘团——范汉杰检举王耀武是杀害方志敏的凶手。

据徐东伦回忆，王耀武当时可是被吓得半死，他多次找徐东伦申诉：“我虽罪恶很大，死不足惜，但方志敏绝不是我杀害的。与我正面作战的是红军的徐海东将军。可是这件事当时就搞错了，说是我的部队抓住了方志敏。我贪功求官心切，也就默认了。现在，在人民政府面前，我应当把事情真相说清楚。我也相信迟早会弄个水落石出。不然，即使我死了，而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方志敏烈士在九泉之下也不会瞑目的。希望组织上能把在国民党时期搞错了的案件匡正过来，惩办凶手，以慰英烈。”

王耀武当然没有抓到并杀害方志敏，这件事后来搞清楚了，直接和间接的凶手都被抓和承认了，王耀武这才松了一口气——如果王耀武真的杀害了方志敏，他就不可能在1959年第一批特赦了。

王耀武于1959年第一批特赦，1968年病逝，后来葬入八宝山，这是对他抗日之功的最好肯定，而牟中珩一面认贼作父，一面又自诩抗日名将，直到进了功德林，才有了根本转变，还成了沈醉的“剃头师傅”，而说不清道不明的孙良诚，则连进功德林的机会都没有——高级战犯大集中前他就病死了。

牟中珩应不应该在1966年特赦，这个问题讨论起来没有太大意思，真正值得探究的是这样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也未必能给出准确：其一，孙良诚有没有出卖周镐？其二，王耀武需不需要为方志敏遇害承担罪责？

来源：半壶老酒半支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