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纵观山西商人的发展历史，边疆贸易与军事贸易是其兴起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最早的晋南商人依靠“开中制”前往大同、宣府等军事边镇输送粮食换取盐引，逐渐造就了“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的繁荣景象。及至清代，山西商人遍行天下，经营模式发生重大变化，经

纵观山西商人的发展历史，边疆贸易与军事贸易是其兴起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最早的晋南商人依靠“开中制”前往大同、宣府等军事边镇输送粮食换取盐引，逐渐造就了“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的繁荣景象。及至清代，山西商人遍行天下，经营模式发生重大变化，经营类型、活动范围逐渐扩大，进入发展的鼎盛时期，边疆贸易此时仍是山西商人贸易的重要内容。随着内地与游牧民族的边疆矛盾趋于缓和，越来越多的山西商人逐渐深入蒙古草原，与草原民族进行着商业贸易，且商人群体也不仅局限于晋南商人，更多的晋中、晋北商人也参与到草原贸易之中，位于山西中北部的忻州商人即是其中之一。现有史料显示，宋元时期忻州商人就已开始从事商业活动，明清时期更是活跃在军贸与边贸中，并在清代中后期达到鼎盛。这一时期在北方草原商贸活动中，忻州商人扮演着重要角色，展现出自身的独特性，是明清山西商人发展的重要篇章。

地缘优势

优越的地理位置是忻州商人崛起的重要原因。忻州地处山西中北部的农牧经济文化交错带上，素有“三关总要”“晋北锁钥”之称，其背靠蒙古草原，北依大同，经绥远、归化可达恰克图，与草原民族开展贸易，南接太原，经汾河谷地可达运城盐池以及南方诸省，西隔黄河与陕西相连，经西安，沿河西走廊可到达新疆、中亚，东部则与河北相连，经张家口可通京津地区，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忻州商人的足迹遍及全国，其中北部边疆地区是忻州商人最早经营，也是集中人数最多的地方，有“东口至西口，喇嘛庙至包头，凡鸡叫狗咬（吠）的地方都有忻州人”之说，蒙古萨县则有“崞县衙门忻州街”之称，是忻州崞县人的聚集点，清乾隆时期丰镇建立后，内地大批商人到此经商，其中绝大多数是山西忻州、崞县、定襄人，因此在忻州有着“丰镇是小忻州”“丰镇是忻州的咽喉”等说法，可见忻州商人在北部草原地区的影响。相较于山西中、南部地区，忻州更加接近北部边疆，在草原贸易上占据着天然优势。光绪版《忻州直隶州志》记载：“我朝定鼎以来，蒙古慴伏，中外一家，二百余年，从未用兵，忻郡之民如出水火而登衽席，休养生息，户口繁孳。乾嘉之间，习于边情者，贸易蒙古各部落及西北口外各城，有无相通，权其子母，获利倍蓰，忻人不但不受近边之害，转受近边之利，以此致富起家者实多。”同时，忻州地处塞北与内陆重镇太原之间，是历代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冲，一旦北部或西北用兵，忻州商民即可从中进行贸易。乾隆时期《宁武府志》记载：“居民数十年前，妇人虽富家妻衣不过布素。自雍正中西北用兵，百姓贸迁货物与挟一技以往者，多饱囊归，争以其资悦妇人，比户相耀，于是被绮罗者几十五六矣。”可见，忻州因其地处农牧经济文化交错地带的特定地理位置，拥有着从事北方边贸活动的地缘优势。

清代忻州至归化城路程

这一区位条件为该地区在明清时期的商业扩张和贸易往来提供了天然便利。忻州因此承担着南北货物交流的重要任务，“就晋北言，忻县商务……向以忻县为枢纽，而转运于西北之货物……”内地和塞外的诸多货物运输大多要经过忻州，忻州商帮也利用着已有的商路将闽、粤和江淮流域的各种物资北运，沿着旧日的军事道路经忻州、原平、代县，出雁门关，一路去东口（张家口），一路去西口（归化城），使忻州成为了商业贸易的重要中心，同时也吸引了大量的商人和商队前来交易，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载：“……此项千两朱兰茶，专有茶商由（安徽）建德贩至河南十家店，由十家店发至山西祁县、忻州，由忻州而至归化，转贩与向走西疆之商，运至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等处售卖。”这项记载描述了安徽茶叶如何经河南、忻州到归化城，再运至新疆地区的路程。通过《晋商史料集成》中收录的《清代忻州至归化城路程》可将这段路程更加细化：“山西忻州城起四十五里，金山铺，三十五里，原平镇……十五里，崞县城，十里，十里铺，五里，大营村……十里，薛家圐圙，二十里，安应子，十里，岱岳镇……二十里，右玉县，八里，马营河，十二里，杀虎口……八里，西沟门，十里，新营子，十里，舍并崖，八里，黑炭板，十二里，羊盖板甲，三十五里，大黑河，十里，小黑河，五里，五里营子，五里，古丰归化城。”路程共计约800里。从路程来看，从忻州前往归化城，商人需依次经过今天的忻府区、原平、代县、朔州山阴县、怀仁县、大同左云县、朔州右玉县，出杀虎口到达塞外，最终到达归化城，即如今的呼和浩特。通过归化城，忻州商人可前往库伦、恰克图等蒙古重要商业地点，或继续向北深入到俄罗斯境内，并可向西前往甘肃、新疆地区。商人经商，其目的在于利润的最大化，因此可以推断，该路途是商人从忻州前往归化城，或从归化城回忻州的最佳选择。几百年来，忻州商人行走在这条商路上，南来北往进行贸易。

综上，明清时期忻州商人在地理优势的推动下，逐渐实现了经济力量的壮大与发展。凭借着地理位置的战略优势，忻州商人在北方地区的贸易网络中发挥了显著的节点作用。以北部贸易作为发展基点，忻州商人逐步拓宽了其商业活动的地域范围，最终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广泛的商业布局，这是其商业发展重要的地域性特征。

明清时期，忻州商人的商业经营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明代由于北方边镇的需要，忻州商人多经营粮食、布匹、盐等行业，以供军需。隆庆和议后，尤其是清朝建立后，随着蒙汉关系的缓和，忻州商人的经营范围逐渐深入，经营行业也随之扩展，几乎包括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粮食、布匹、茶叶、食盐、煤炭、杂货、木材、药材、金融等，光绪版《左云县志稿》载：“本邑缸、油、布、当、粟店，多系代州、崞县寄民。”意为在大同左云县经营杂货、粮食、典当等行业的大多是忻州代县以及崞县的商人。此外，由于地理位置靠北，来自草原地区的皮毛成了忻州商人的经营重点，民国初年，大同市集中了众多皮毛商户，财东大部分是忻县、崞县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商号为“天成源”，其创设于清代初年，资金雄厚，仅流动资金就有10万元，财东名叫崔志，设在大同南关关角街南角，以经营“滩羊皮裘衣”远近驰名，经营范围拓展到了西北、江南地区以及国外。丰镇是塞外物资交易的重地，忻州人在丰镇经营的皮革、毛绒线衣等都是精工制造，吸引了各地商贩前往丰镇采购。此外，河北无极县在20世纪20至30年代有着众多布店，从业人员1000人左右。其中，来自晋北忻县、五台、繁峙、代县、宁武、大同等县市的商民就有四五百人，有近百人受聘出任掌柜，百余人充当账房、帮账，余者则为店员。忻州双堡村郜氏家族以货易货，先大批收购正定、蔚县、行唐、任县、获鹿一带的土布，然后留小部分运到忻州，在忻州销售，其余则全部发至西北各地，使忻州成为“土布之路”中转站。此外，郜家亦从北京、天津等地采购绸缎、烟茶、杂货，经由忻州、包头发往西北，同时又从西北收购产品转运内地，这是郜家商业经营的重要内容。

随着资本和商业经验的积累，忻州商人开始涉足金融行业，开设有钱庄、当铺、票号等商号。丰镇顺城街是忻州人钱庄的聚集点，至民国20年（1931年），忻州商人在顺城街开设的独资和集股两种钱庄20余家，年营业额达300万银元以上。忻州郜氏家族立足于家乡，在忻州开设元义诚、晋义诚、义源厚、义源诚等账庄、钱庄，并相继在归化城、丰镇、包头等地开设了晋义祥、玉顺泉等钱铺。樊野村王氏则在蒙地开设有义生恒、义兴恒、泰和昌等账庄、钱铺。这些金融商号除了正常的业务往来外，部分商号还发放高利贷，出“钱帖子”。所谓“钱帖子”，是指商人自行印发的一种纸币，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流通，可用来进行交易，或凭帖到商号兑钱，商号用这种方式来增加自身的流动资金。发放“钱帖子”最著名的商号当数阎锡山早年随其父亲阎书堂在五台县经营的积庆长钱铺（又说“吉庆昌”“吉庆长”等名称），该钱铺除经营少量杂货外，最主要的业务是放高利贷，出“钱帖子”。除阎锡山父子外，郜氏家族及东冶镇宋氏家族等家族商号均有发行钱帖子，这是忻州商人在北部经营进行资金周转的重要方式。但钱帖子的发行全凭商号信用来支撑，一旦商号经营遇到困难，资金链断裂，便会发生挤兑，威胁商号生存，钱帖子亦会成为废纸，损失将由使用钱帖子的百姓承担。因此，商号信用越好，资金越充足，所发行的钱帖子便越有价值。郜家商号发行的钱帖子便被当地人经常储存不用，而别家的则随进随出，有时还发生挤兑，由此可见郜氏家族的影响力之大。

忻州商人在金融行业的活跃，对促进当地商业资本流通和区域经济繁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其投资创立的钱庄、当铺、票号等金融机构可以为其在北部从事粮食、布匹、皮毛贸易等商业活动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撑，商人可以更加便捷地调动资金在北部进行商业活动，降低了远距离交易的风险和成本，这是忻州商人能够行销北部草原地区的重要支撑。

商业氛围、精神与能力

忻州商人在北部贸易中能够占据一席之地，除了优良的区位条件外，明清时期忻州地区对商业的高度重视、忻州商人勇于拓展的商业精神以及能够及时抓住商机、善于经营的商业头脑也是其兴起的重要原因。

明清及民国时期山西地区重商习俗蔚然成风，甚至突破了士农工商的传统观念。雍正二年（1724年）五月十二日朱批：“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山西风土记》中又载：“山西人民素娴商业，子弟聪颖，读书数年，即令学商。人情视商业较儒业为优，故全省人民之职业，农之外，商为多。”可见商业在山西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百姓将经商作为自身的优先选择，这是山西地区商业兴盛的重要原因。聚焦到忻州地区，众多忻州商人自幼即习商业，“先生讳化鹏，忻州人。幼习商于归化城，工心计。咸丰初，贩运杂货取道蒙古抵西伯利亚，转售俄商，利益倍蓰……”“陈先生讳吉昌，忻州人。幼贫乏，十四岁徒步如归化。时忻人业商者多在归化，先生至依乡戚初习当业，继而入运货店……”等相关记载，反映了忻州地区浓厚的商业风气以及商人开拓进取的商业精神，促使忻州人在幼时即不远万里徒步到归化城学习经商。而正是这种对商业的重视，使得忻州地区商业繁盛，商人足迹遍及全国。

忻州商人在北部的经营体现了其不畏艰辛、开拓进取的经商精神。作为忻州商人的重要经营区域，北部草原地区形势复杂，不仅要求从事草原贸易的商人对塞外地区有深入的了解，还需要商人学习蒙语、掌握蒙地路线、熟悉蒙古习俗、了解蒙人需求，因而北部草原贸易相比于其他路线的贸易，其复杂程度更甚。再加上北部形势复杂，时常有战争发生、土匪出没，清末徐继畬《松龛先生全集》描述了归化城周边的安全状况：“归化各城生意夙称繁盛，群盗之集羶于此，盖亦无怪其然。”可见北部经商环境的恶劣，商人稍不注意就会将性命丢于此处，因此在此经营的商人必须胆大心细、不畏艰辛、敢于经营、善于经营，忻州商人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开拓出了属于他们的商业版图。尽管忻州商人最初缺乏在塞外地区经商的经验，但是经过连续几代人的大胆尝试和经营拓展，忻州商人最终行销草原地区及西北各处。“自雍正中西北用兵，百姓贸迁货物与挟一技以往者，多饱囊归”就是对忻州商人不畏艰辛、勇于开拓并发家致富的真实写照。

忻州商人参与的金融生意亦可展现其经营能力。由于清末银钱并行，货币不统一，加上各地银色存在差异，在战争等因素的影响下，银两、制钱之间比价极不稳定，银贱钱贵、银贵钱贱不时变化，在部分投机者眼里，这成了谋取利益的重要时机。买空卖空的投机行为即是忻州金融市场上常见的经营模式，当地俗称“打虎”。金融投机市场俗称“虎市”，操纵市场者称为“虎头”，银两和制钱的比价称为“数子”。“数子”一般由“虎头”控制，每日开市之前即由“虎头”参照省城及邻近各县的近日行情做出，入市者则根据当日“数子”，加上自己的分析进行操作，买进卖出，类似于股市。因投机买卖要冒极大风险，故名“打虎”。一些商人即利用当时五台、定襄一带银两与制钱比价时高时低的现象在金融市场上做“打虎”生意，搞金融投机。清末中国金融市场的波动性明显增加，因此参与金融投机不仅需要有雄厚的资金实力，还要求投资者具备高度的风险承受能力、敏锐的市场洞察力以及复杂的决策能力。忻州尽管地处内地，但忻州商人参与的“打虎”生意却展现出了其对市场动态的快速反应能力和高效的资本运作能力，这是忻州商人能够活跃在北部地区以及全国各地的重要原因。

结语

忻州商人的兴起是受当时政治经济环境、忻州地理位置、经济条件等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结果。忻州商人依托着自身处于北部贸易的交通要道，以北部草原地区为主要活动区域，将各地的布、茶、粮、绸、纸、药等商品集中到忻州，并贩运到北部草原地区，大到大宗货物长途贩运，小到柴米油盐，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忻州商人逐渐拥有了充足资金来从事金融行业，当铺、钱庄、账局等类型的商号在明清及民国时期构成了忻州商人在北部经营的重要经营内容，促进了忻州金融市场的活跃，并为传统商贸活动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撑，双方之间的相互促进造就了忻州商人的兴盛局面。习近平总书记曾高度评价晋商的历史地位，并赋予晋商精神以“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新的时代内涵。明清忻州地区具有浓厚的商业氛围，商人敏锐的市场洞察力使其能够及时抓住商机在北部地区经营，不畏艰辛、勇于开拓，这些是推动他们在北部地区占据重要地位的关键因素之一，其开拓精神充分展示了忻州商人强烈的进取心。正是在这种精神与能力的推动下，忻州商人能够从最初的小商小贩做起，逐渐积累起雄厚的资金，进而成功拓展到北部草原地区及全国各地的市场，成为明清及民国时期山西商人的重要一支。而如今，弘扬忻州商人的经商精神，对提升山西文化自信、推动山西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文化与现实意义。

来源：草原古都生活宝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