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身后的同伴急忙搀扶，却发现她的绑腿早已被荆棘划烂，脚踝肿胀发紫，血水混着泥浆渗进磨穿的布鞋底。“再撑一会儿……过了前面那道山梁……”话音未落，东北方向的山坳里骤然响起三声尖锐的枪响，惊起一群寒鸦扑棱棱掠过枯黄的梢头，那是日军110联队尖兵发出的追击信号。

1941年10月6日清晨，太行山深处的雾气像一张沉重的灰网笼罩着梯子沟。一支由白求恩卫生学校师生、伤员和逃难群众组成的队伍，正沿着陡峭的山脊艰难挪动。

队伍末尾，十八岁的护士李秀兰突然踉跄着跪倒在地，她背上的医药箱“哐当”一声砸在岩石上，玻璃药瓶的碎片溅入石缝，在晨光中折射出细碎的冷光。

身后的同伴急忙搀扶，却发现她的绑腿早已被荆棘划烂，脚踝肿胀发紫，血水混着泥浆渗进磨穿的布鞋底。“再撑一会儿……过了前面那道山梁……”话音未落，东北方向的山坳里骤然响起三声尖锐的枪响，惊起一群寒鸦扑棱棱掠过枯黄的梢头，那是日军110联队尖兵发出的追击信号。

这一切的灾难始于五天前的深夜。日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坐在保定指挥部的沙盘前，手中的红蓝铅笔狠狠戳向沙盘上的“花塔山”模型。这位熟读《孙子兵法》的“中国通”，早已通过高价收买的叛徒摸清了我军的撤退路线。

他特意将精锐的110联队埋伏在梯子沟西北二十里的山坳中，像等待猎物的狼群般屏息凝神。联队长柳川次郎的作战日记里写着：“医疗队必携珍贵药品，且女护士抵抗能力弱，宜优先歼灭。”

同一时刻，晋察冀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正率部在阜平山区疾行。队伍中除了700多名机关干部，还有沿途收容的三千余名群众，其中包括白求恩卫生学校第二队的132名师生。

这些女学员多数来自平津地区的富裕家庭：北平协和医院护士长之女陈雪梅，天津绸缎庄大小姐周静宜，保定师范学校的高材生林婉秋……她们本应是穿着阴丹士林旗袍、捧着书本的闺秀，此刻却背着三十斤重的医药箱，用裹着纱布的手攥紧行军干粮。

队伍里年纪最小的王淑贞才十五岁，背包里藏着一本翻毛了边的《战地救护手册》，书页间夹着她离家时偷偷带走的全家福。

10月5日深夜，当队伍摸黑攀上花塔北山时，杨成武举着望远镜的手突然僵住，晨曦中的山谷里，数以千计的日军帐篷如同毒蘑菇般簇拥绽放，膏药旗在晨风中猎猎作响。

更致命的是东南方升起的滚滚黑烟：那里是我军石家庄子后方医院，三百多名重伤员正躺在白求恩大夫亲手搭建的木板房里。日军显然早有预谋，他们故意暴露行军痕迹，诱使我军向“安全区”花塔山转移，实则布下了天罗地网。

“西北有条山沟！”当地向导老李的呼喊让指挥部一阵骚动。这个被称为“梯子沟”的险道，两侧峭壁如刀削斧劈，最窄处仅容单人侧身贴行。杨成武的作战参谋试图牵马探路，战马却嘶鸣着人立而起，铁蹄在岩壁上擦出火星。

抬担架的民兵不得不手脚并用，伤员们的绷带在石棱上刮出缕缕血丝。队伍中不断传来闷哼，有人失足滑落时咬住衣袖不敢出声，生怕引来日军侦察机。

正当先头部队艰难穿过七里长的走廊时，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原本紧咬不放的日军突然调转方向，朝着石家庄子狂奔。杨成武心头剧震，这是典型的“围三阙一”战术，敌人分明是要将医疗队逼入绝境。

他冲回临时指挥所，却发现白校师生正东倒西歪地瘫坐在岩石间。政委俞忠良苦笑着掀开一名女学员的绑腿：溃烂的伤口已经化脓，“三天三夜没合眼，有人走着走着就栽进灌木丛了……”

北平富商之女林婉秋跪在地上给同伴包扎伤口。她刺绣精美的绢帕早已浸透鲜血，却仍小心地避开伤员溃烂的皮肉。十七岁的药剂师陈雪梅摸出珍藏的盘尼西林，玻璃管上的英文标签在月光下泛着冷光，这是她离家时从教会医院“顺”来的救命药，一路上宁肯自己啃树皮也舍不得动用。

更远处，天津周家的大小姐周静宜正用手术剪修剪绷带，金属寒光映出她眼下的青黑。这些细节都被杨成武看在眼里，他握枪的手背暴起青筋，最终只能留下两个连断后，带着主力继续转移。

10月6日正午，日军110联队第三大队长野田毅举着望远镜冷笑。他早通过汉奸提供的密报，掌握了医疗队的疲惫状态。此刻的梯子沟口，132名女兵正三三两两倚着山石喘息。她们不知道，五百米外的山脊后，日军已经架起九二式重机枪，枪口对准了煮野菜汤的搪瓷缸。

第一声枪响撕裂空气时，陈雪梅正把最后两支盘尼西林塞进岩缝。这个动作救活了后来途经此地的两名伤员，却让她暴露在日军视线中。三名鬼子嚎叫着扑来，她抓起石块砸中一人面门，却被刺刀挑刺穿腹部，她用尽最后力气拧开盐酸吗啡瓶，将药液泼向敌人眼睛……

周静宜的战斗更为惨烈。当日军扯住她头发时，这个从小练过昆曲的姑娘突然反手将手术剪刺入对方咽喉。牺牲之际，她咬住鬼子手腕的狠劲，敌人根本挣脱不了。

最令人心碎的是林婉秋。这个出门连蚂蚁都不忍踩的大家闺秀，抱着腿部中弹的小伤员滚落山崖。绣着并蒂莲的手帕挂在酸枣枝上，在硝烟中飘摇了三天三夜。战后收殓的民兵发现，她至死都保持着弓身护住孩子的姿势，后背的弹孔像一朵干枯的血花。

战斗持续了四十分钟。日军战后报告轻描淡写地写着“击毙敌军医护兵百余名”，在白银湖畔，村民们清晨打水时惊觉溪流泛着诡异的粉红色，那是顺着石缝渗下的鲜血，在山涧里流淌了整整三里地。

七天后，当杨成武带着民兵重返战场时，焦土上还散落着染血的物证：半截嵌着弹片的听诊器、烧焦的牛皮挎包里的未寄家书、结成硬块的纱布团中裹着的少女发簪。最刺目的是岩壁上用刺刀刻下的日文：“护士的牙齿很白，不愧是大小姐。”

而五米外的乱石堆里，民兵们找到了王淑贞的遗体。这个十五岁少女的右手紧攥着全家福，左手却深深插进鬼子兵的眼窝，照片上的父母笑容温煦，女儿的面庞却被凝固的血污覆盖。

1998年秋，一位日本访华团成员在石家庄烈士陵园150座无名碑前长跪不起。他是当年110联队士兵的儿子，父亲临终前吐露了梯子沟的真相：“那些女兵直到断气都在保护伤员，有个姑娘咬住了曹长的喉管……”

如今，陵园松柏间的无名碑上虽无照片，但每一阵风过，都似听见当年的《毕业歌》在太行山谷回响：“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杨成武晚年坐在藤椅里，浑浊的泪水在皱纹间蜿蜒：“她们都是一群本可以穿着阴丹士林旗袍，在书房里写簪花小楷的大家闺秀啊……”窗外的玉兰树沙沙作响，仿佛那些永远停留在二十岁的灵魂，仍在守护着她们用生命换来的山河。

来源：寻史微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