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汤两家该感谢文强：这本书早出版三十年，老蒋就会再杀两个上将

摘要：1954年6月29日，汤恩伯病死于日本，这个当年中原四大害（水旱蝗汤）之一，就这样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老蒋追晋其为陆军二级上将，这就说明老汤活着的时候，并不是真正的上将，顶多也就是个“中将加上将衔”而已。

1954年6月29日，汤恩伯病死于日本，这个当年中原四大害（水旱蝗汤）之一，就这样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老蒋追晋其为陆军二级上将，这就说明老汤活着的时候，并不是真正的上将，顶多也就是个“中将加上将衔”而已。

1962年2月14日，胡宗南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史料记载，他病逝前几天，老蒋一家三口轮流到医院“探视”，胡宗南感动得“涕泪交流”，然后就在“饮食如常”的情况下“突发心脏病”辞世，死后追晋陆军一级上将。

当年蒋军二级上将和一级上将名额固定，一个萝卜一个坑，有很多“够资格”晋升上将的中将，都因为占坑的二级上将没有晋升或退役、免职，只好弄一个“中将加上将衔”，我们熟悉的杜聿明，曾身兼东北、徐州两个“剿总”副总司令，连加上将衔也没混到就被俘了——他指挥的兵团司令、军长也大多是中将，所以很难做到令行禁止。

汤恩伯和胡宗南活着的时候都挂三颗星，但胡宗南那三颗是真的，因为胡宗南在于1945年10月3日被授予中将加上将衔后，又于1955年正式晋升为二级上将——在正式晋升之前，“军委会铨叙厅”一直将胡按中将记档。

同样道理，汤恩伯死后才追晋二级上将，那就是说他活着的时候一直没获得真正的上将铨叙令。

跟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前进指挥部副参谋长文强、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相比，汤恩伯和胡宗南都算“短命”：他们二人只活了六十四岁和六十六岁，而杜聿明享年七十七岁、黄维享年八十五岁、文强享年九十四岁，后三位最后都享受副部级和厅局级待遇，跟汤恩伯客死他乡、胡宗南忧惧而死相比，被俘就是塞翁失马因祸得福。

杜聿明于1959年第一批特赦，文强和黄维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这三位都当了文史专员，并写了大量回忆文章，其中杜聿明和文强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组副组长，不但自己写回忆文章，还负责审阅其他文史专员稿件并核定其稿酬，我们现在还能找到他们和宋希濂审批签发的“黄维稿酬单”。

文强在淮海战役被俘前，还当过军统局华北办事处主任兼任冀察战区挺进第八纵队司令和第一战区调查统计室主任、中美合作所第三特种技术训练班副主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和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长沙绥靖公署办公室中将主任兼第一处处长，在军统期间，文强与胡宗南过从甚密，跟汤恩伯也打过交道，并亲自操办了戴笠与胡宗南、汤恩伯在龙门石窟的“密会”。

文强于1980年2月写成《戴笠其人》，并于当年8月出版，此书出版的时候，戴笠、胡宗南、汤恩伯墓木已拱，所以文强在可以毫不隐瞒地详细写清了那段秘辛——如果文强这本书早出版三十年，“上将”汤恩伯就没有机会去日本“治病”，胡宗南也过不去“弹劾”那一关——老蒋肯定会像对付陈仪和白崇禧那样，毫不客气地再杀两个“上将”。

熟悉那段历史并看过文强回忆录的读者，都知道文强跟老蒋及蒋家两子的关系都很不错。

文强在《口述自传》中回忆：“蒋纬国比我小十岁左右，我是少将的时候,他是上尉。所以他一直到死,都称呼我为‘学长’,他自称‘后学’,我给他写信,称他为‘纬国弟’。”

文强离开军统不去湖南，就可能去给蒋经国当助手或副手去了——蒋经国当时已经向文强发出了邀约：“你过去研究日本问题，现在日本问题结束了。你现在最好是研究中国问题、研究朝鲜问题、研究苏联问题，研究后向我汇报。我来东北也是这个任务，也在关注这三个问题,苏联问题我了解，但是朝鲜问题我不大了解，我们两人合作吧。”

文强的办事能力很强，资历也很深，经历更是复杂，其人际关系“广”到简直没法细说，戴笠熟知文强底细，所以只称其为“念观兄”而不直呼其名——文强之所以能在军统时期晋升中将，就是孙连仲胡宗南走程序联名保荐、戴笠极力运作的结果。

胡宗南跟文强的关系极好，所以戴笠在1943年中美第三特种技术训练班秋季开学典礼的时候，交给了文强一个秘密任务：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安排与胡宗南、汤恩伯秘密会见。

在蒋家王朝，两个“封疆大吏”与最大的特务头子秘密开会，这事儿要是传到老蒋耳朵里，后果有多严重，负责“安排”的文强自然十分清楚，于是在龙门石窟找了一个好地方，备好水果和罐头——这三个秘密开会，一时半会儿难以结束。

文强毕竟是军统特务身份，虽然他没有出卖戴笠的想法，但还是记下了胡宗南的“即兴赋诗”：“龙门阙下三尊佛，眼底烟云理乱丝。但愿乾坤能入掌，危舟此日共扶持。”

胡宗南考入黄埔一期之前，学过四书五经，当过语文（当年是另一个名词）、历史和地理老师，但他写的那首诗，确实经不起推敲：这三人秘密开会已经犯了大忌，这首诗要是流传出去，岂不是要有好几颗人头落地？

文强因为是会议的操办者，自然不会泄密，但他也做了两手准备：“这首诗充分暴露了他那狂妄的野心，我抄在自己的日记本上，所以一直到今天（1980年）还记忆犹新。”

文强一直没有忘记他跟戴笠的交情，所以没有写戴笠当时是否也曾作诗与胡宗南唱和，但这段话却大有玄机，读者诸君一定能看得懂：“两年以后，日本投降，我由西北调到东北，十一月还逗留在北平。戴笠一次兴高采烈地对我又说到当年在龙门石窟与胡、汤结盟的事。戴说：‘那次龙门石窟盟誓的诗，你还记得吗？’我故意迟疑地答复说：‘胡先生的四句诗好记，你与汤先生是不是有诗，想不起来了。’”

戴笠为什么这样问，文强为什么如此答，睿智的读者诸君自然能看清其中的奥妙。戴笠还告诉文强，他曾经把胡宗南那四句诗念给毛子水（毛準，字子水，戴笠同乡，著名学者，与胡适交好，与老蒋有些不和）听过，毛子水的评价是“这首诗的口气大，比石达开‘扬鞭慷慨立中原’的气概还大，简直可比汉高祖的《大风歌》。”

接下来的对话，也能验证大家的判断：“他还说要请于右任院长大笔一挥，写好裱好，我说：‘你不是说要保密吗？连校长也不知道。如悬挂出来，有人追问是何人因何而作，又怎么交代呢？’戴从来不当面接受其部属的意见，不料这次竟然说出：‘此话有理。’他后侮不该在毛子水老先生前面说出是胡等畅游龙门的题诗。”

经文强提醒，戴笠也意识到了这首诗的危害性，但他跟汤恩伯的关系却一直没有断绝，1943年到1944年，文强三次到汤恩伯的驻地河南叶县，每次戴笠去，汤恩伯都是高接远迎，还带着自己的亲信将领如孙元良、王众廉、陈大庆等人陪吃陪喝：“汤恩伯在河南称王称霸的八年，戴与之勾结日紧，什么无法无天的事情都干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