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香港这座城市的艺术叙事总在光鲜与粗粝的褶皱间折叠——每年三月，当全球艺术资本如期在巴塞尔艺术展上演浮华盛宴时。走访艺术家工作室，穿行在嘈杂、繁忙的工厦之间，更能体会香港不为人熟悉的另一面真实。

Preface

中国香港这座城市的艺术叙事总在光鲜与粗粝的褶皱间折叠——每年三月，当全球艺术资本如期在巴塞尔艺术展上演浮华盛宴时。走访艺术家工作室，穿行在嘈杂、繁忙的工厦之间，更能体会香港不为人熟悉的另一面真实。

《Wallpaper*中文版》邀请常居中国香港的独立策展人万丰撰文，采访了六位现居香港的艺术家——杨沛铿、黄炳、麦影彤二MAK2、林岚、何兆南、钟正，并邀请摄影艺术家何兆南为我们拍摄记录下艺术家和他们的工作室，试图从他们的工作和居住空间切入，了解艺术家们如何在香港这座高速运转的城市中寻找创作的空隙，以及他们对香港艺术生态的观察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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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沛铿 × Wallpaper*中文版特别版封面

长居香港的艺术家杨沛铿，曾代表中国香港参加第60届威尼斯双年展。其艺术创作常常以混合媒介呈现，挖掘密闭系统的逻辑，揭示这些系统造就与遏制情感和行为的方式。他对生态、园艺与水生生态系统兴趣浓厚，他通过在创作中经常用到的话题和物件，为我们拍摄下一幅封面作品，以细腻手法探讨人际关系与大自然的人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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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杨沛铿在他位于火炭工厦的工作室。©何兆南

整个火炭区都弥漫着十分粗野的工业氛围，这栋工厦亦然，昏暗而高耸的楼道空间弥漫着不同类型工业生产的气味；但迈入杨沛铿的工作室，便突然进入了另一方天地，稍显魔幻：阳光充沛的屋内置物丰富却不杂乱，有许多他个人收藏的小物件、书籍，以及他精心栽培的绿植和养的鱼——它们也是杨沛铿作品中的重要元素。

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从战后发展起来的中国香港制造业加速北迁，加入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洪流，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香港大片的工厂大厦出现空置。千禧年左右，一些本地艺术家开始搬入这些彼时价格低廉的区域，独自或合租使用工厂大厦单位进行艺术生产，自发性地形成了许多艺术家工作室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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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林岚在她火炭的工作室内。©何兆南

林岚在拍摄的前一天刚刚从深圳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的个展“窗后”开幕活动回港，终于在巴塞尔艺术展开展前得到一丝喘息。前段时间，她位于火炭工厦的这间工作室因对面单元漏水，许多物品被浸湿，花了很多时间清理——这也是在工厦创作的弊端之一。不过，这里终究提供了宽敞的创作空间，不必像16年前与租友们挤在狭小工作室时那般局促。她提起当年在那个小空间里积攒的作品和物品，到搬家时竟需两辆卡车才能运完，语气里满是感慨。

香港艺术工作室群落之一“火炭”地处新界，其中艺术家聚集的华联工业中心、华乐工业中心、环球工业中心等，离东铁线火炭站步行还需约20分钟。虽然火炭远离市区，但临近香港中文大学所在的大学站，因此最早进入火炭的艺术家们包括很多来自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的老师和学生。工厂大厦不只提供了香港少有的宽敞空间，足够的面积和层高，还有其中自成体系的工作和生活系统。工厂大厦里的食堂和路边的大排挡提供的美食，是便宜而实际的；曾经发达的制造业遗留下来的各种作坊成为艺术家购买材料、寻找专业合作的工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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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黄炳在他的工作室兼商店“卜卜卜”门口。©何兆南

黄炳的工作室在香港岛上环的太平山，也是他自己的店铺“卜卜卜”，售卖一些他收集来的各种旧物。寸土寸金的港岛租金自然很高，加上他自己总是寻求变化，在我们前往拍摄的当天，看到门上贴着“最后八天”的字样。黄炳说：“实际上今天是最后七天了。”虽然这个空间面临关闭，但在两年中，这个位于市中心的空间也让他也认识了许多同好。

在2000年初的中国香港，能够举办艺术展览的空间选择还非常有限，火炭的工作室也承担了展示的功能，一年一度的火炭工作室开放日曾经是香港艺术界重要的集中交流机会。当然，随着艺术机构、艺术商业和各种替代空间的发展，火炭的工作室开放日已显得不再特殊。工厦中自然发展起来的生机和活力也逐渐推高了工厦的租金，特别是2010年政府推出“活化工厦计划”后，过热的市场反而使得租金持续上涨。一些有幸早期投资购买了工厦单位的艺术家们才能够稳定地使用他们的工作室，另一些艺术家则渐渐搬离，去向租金更便宜的观塘、荃湾、柴湾等。火炭艺术家工作室群落的自发形成和逐渐变化是典型的案例，用以理解艺术系统的生态和社会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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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麦影彤二MAK2在愉景湾码头边的海滩旁。©何兆南

愉景湾是大屿山的一个大型居住社区，配套设施十分齐全，看上去像是香港一个独立的“世外桃源”，甚有度假村的氛围。麦影彤二平时就在位于这里的家中工作。看着这里闲适的人群，她半开玩笑地和我们说，“这都是‘假’的，只是看上去很贵罢了”、“愉景湾的英文Discovery Bay缩写DB，其实代表‘Dogs and Babies’”。拍摄当日她正在动身前往港岛的巴塞尔艺术展现场布展，需要坐半小时的船，似乎并不是十分方便，不过能找到更临近自然的环境，也帮助她更放松和专注。

也许正是市场供需的变化和不稳定，使得另一种类型的艺术生产空间显得非常重要。2008年，九龙地区的石硖尾工厂大厦被改造为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JCCAC），交由香港浸会大学托管，为艺术家和艺术团体提供工作和接触大众的一百多个艺术空间，每平方米租金只有市价的一半。相对低的价格和能够稳定长期使用的空间对艺术家、特别是专业化的小型艺术团体十分重要，集中开放的时间设置也对观众更加友好。

现在的JCCAC有许多值得拜访的小型机构，譬如专注摄影的光影作坊（Lumenvision），关心实验性流动影像的“句点。据点”（Floating Projects），深耕版画的香港版画工作室（Hong Kong Open Printshop）等，也有艺术工作者自发的替代性展览空间，如新公园（NewPark）和CRASH等。JCCAC的艺术家工作室虽不是常年对外开放，但在其公共空间，总有一些展览和艺术项目上演，内容和形式也不拘泥于某一类型的媒介。当然，远离市场波动的艺术生态也有其自身的挑战。JCCAC的申请等候名单很长，过于“无为而治”的管理策略也使得内容略显纷乱，水平参差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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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何兆南在他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JCCAC）工作室的外走廊。©何兆南

何兆南是我们这次艺术家工作室拍摄的掌镜人。他原先的工作室也在火炭，如今在JCCAC有了这个新空间——后区堆放器材、创作，前区还能办些小型展览。何兆南长期推动艺术家社群项目，包括与几位艺术家共同合作，在中国台湾台南的艺术驻留计划。而在这里，地理上更便利的九龙石硖尾，他又开辟了一处空间，既能专注个人创作，又能延续社群的项目，催化更多人与人之间的有趣碰撞。

提到工厂大厦和香港艺术的关系，不得不提位于港岛南区的黄竹坑。这里逐渐聚集了许多重要的商业画廊和非营利空间，很多也都是在相对便宜的工厂大厦中慢慢发展出来。随着地铁黄竹坑站开通，从金钟到此只需十多分钟，更加方便观众到访。

随着艺术本身的定义更加浮动，艺术工作室似乎也不再是艺术生产的必需物了。有些人继续选择在家中创作，有些人通过全球各地的艺术驻地项目开始游动的游击战。如果艺术可以不是实物，展览可以不是一个白盒子空间里的规矩陈列，那么艺术家工作室也可以是很多其他的形式和样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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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正在他西环工作室的露台。©何兆南

钟正的工作室在港岛西环的坚尼地城。工作室所在的建筑属于一个地产公司，三、四层用作艺术家集合工作室的用途，每位艺术家都有自己几平米的一个小区域用于创作，看上去有些像是学校中的创作环境。三层和四层均有室外的露台，因为创作媒介的原因，钟正平时会在露台上进行大部分的创作，需要案头工作了才会回到室内自己的小隔间中。

杨沛铿：我的工作室在火炭工业区。我大学一毕业就在火炭合租工作室，之后去过其他地区，但发现火炭比较方便，工业大厦的货梯比较大，工业区里有餐厅和工具店，去花墟和金鱼街也非常方便。

黄炳：我的工作室／店铺和居住空间都在上环区。

我很怕闷，又怕稳定，身体每隔两年就心痒求变。上环是个有趣地方，和九龙不一样，这里有种老香港的优雅，工作室位置较静，最吵的可算是旁边小学下课时分，加上我爸妈就出生于这条街附近。而且的确，店铺作为工作室经已两年，这段时间所认识到不同层面的人和事，是一辈子躲在工厦内创作不能接触到的。

麦影彤二：我的工作室和居住空间都在我家。以前我跟父母住在黄大仙，那时候我的工作室就在我的房间里，睡觉和工作的空间完全重叠，感觉非常压迫。现在我搬到了大屿山，虽然工作室还是在家里，但已经移到了客厅，这不仅让生活和工作的界线更加明显，也因为大屿山的自然环境让我感到更放松和专注。

林岚：我的创作方式是和不同的社会劳工群组合作的，因此他/她们的工作地点也是我的工作室延伸。我自己的工作室和居住空间都在火炭的同一栋工业大厦，方便创作至深夜，减少通勤。2009年年底，我考察了不同的香港工厂区，火炭工业大厦的高层高、耐噪声和低楼价是最适合雕塑创作的，材料店都在附近，也有生活基本配套，交通还挺方便，附近就是乡村郊外。我在搬入后就认识了楼下的烧焊退休铁工，成为合作伙伴至今。另一个工作室的延伸是在观塘的香港妇女劳工协会，从 2009年中开始合作至今，我大部分的作品制作都是在那里，因为制作大型作品时，可以利用社区的篮球场看到展示效果。

何兆南：现在的工作室在石硖尾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简称 JCCAC），现居住于火炭。原因是过往的工作室在火炭，附近有不少艺术家的工作室，所以顺理成章住在附近。选择石硖尾为新的工作室是因为它的部分空间用作展览，九龙区的地理位置比较方便。

钟正：虽然我在香港成长，但刚从阿姆斯特丹毕业好像已经习惯了那里非常安静的生活环境，回到香港的几个月也未能习惯长期感官超荷，也未完全掌握离开两年内发生的改变。

我最终选择把工作室设在西环，住所在愉景湾。我只可以确定的是：两个地方加起来的租金，连同交通、生活开支，在最坏的情况下我每星期也只需要工作一半的时间便能够负担得起。我每天从住所回到工作室的途中不会看到超过十个广告牌；愉景湾这地方好像不属于香港也不属于任何地方，而是位处迪士尼乐园旁边的虚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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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杨沛铿的工作室位于火炭的一栋工厦内。租金的低廉成为许多艺术家选择该区域作为工作室位置的原因。©何兆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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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沛铿作品。

图一：《无趣的圈子》.「不会打架，只去恋爱」展览现场. 2024. 摄影：© 魔金石空间 图片由魔金石空间提供，2024.

图二：《（不是你的）逃避洞》，「杨沛铿：双附院，香港在威尼斯」展览现场. 作品由 M+委约创作，2024. 摄影：© Ela Bialkowska，OKNO studio. 图片由 M+委约拍摄，2024.

图三：《财源滚滚泉》. 作品由 M+委约创作，2024. 摄影：© South Ho Siu Nam. 图片由 M+委约拍摄，2024.

图四：《柔软而奶白但不要嗅它（鱼缸）》. 2020. 摄影：© South Ho Siu Nam 图片由刺点画廊提供，2020.

杨沛铿：我理想的工作室和生活空间是少于十五分钟的步行距离，但我并不想住在工作室里。

黄炳：依然会选择店铺作为工作室，应该是前铺后工作室，离市中心不远，离树木不远的老房子。

麦影彤二：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是自己一个人工作，虽然自由度很高，但有时候也会觉得孤单。以前我总是想，能不能有机会和一个团队一起合作，让工作变得更有趣，同时获得更多的支持感。现在，我觉得这个愿望已经实现了，因为德萨画廊（DE SARTHE）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至于生活空间，现在对我来说也挺理想的。不需要太大，但能和重要的人以及我的猫在一起。比起追求完美的空间，我更珍惜能和身边的人分享生活的时刻，这就是我想要的状态。

林岚：我觉得现在工作室分配得很好，本身的工作室能做自己主要制作的木雕和水泥，其他材料的制作过程在不同工作坊完成，分享设备，这样可以物尽其用，人尽其才。要做其他媒介时，例如玻璃，陶瓷，石雕等，就可以到内地、海外驻场。唯一希望，如果比我现在的工作室能再大一倍，将材料备藏，作品储藏和创作空间分开就好。现在的生活空间也很理想，就在工作室旁边，随时吃喝，临近公共屋邨，有菜市场，还可以去买菜，散步，运动，看看简单的自然，人和事。

何兆南：我希望工作和生活空间的距离不要太远，最理想是步行15分钟左右，可以顺道散步。生活空间最好有一个小阳台，能看到山或海，每天起床可以享受一下日光，再开始新一天的工作，附近人车不要太嘈杂就更理想。

钟正：我目前的住所是对西的，对南会好一些；工作室是共享的，独自一人会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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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香港岛上环的艺术家黄炳的工作室与店铺“卜卜卜”，售卖一些他收集来的各种旧物。©何兆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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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炳作品。©黄炳 ©Wong Ping

图一&图二：Golden Shower展览现场, 巴塞尔艺术馆, 2019. Photo: Philipp Hänger / Kunsthalle Basel.

图三：edging展览现场，维也纳应用艺术博物馆，2023. © kunst-dokumentation.com/MAK

杨沛铿：我觉得香港对艺术家来说的挑战绝对是空间的问题。但同时这也可以造就艺术家作品的特性。就如我来说，香港是一个容易找到很多不同素材的地方。因为这是我成长的地方，我知道在哪个地方可以买到我想要的东西。我去过其他国家的城市参与一些驻留计划，发觉找寻材料、价钱和运输都是令我苦恼的事。

黄炳：香港吸引我的是地理上的方便和集中，地势有其特性，很多城市一天只能做一件事，这里半天内能够上山下海于各区穿梭。但亦因为地理问题，空间小、租金贵，生活质素低到不能，更别论什么身心灵了，作品的尺寸、存放亦会有所影响。

其实朋友们都蠢蠢欲动，有各自想做的有趣计划，成本问题却杀死了可能性。建筑密度高而空间有限听起来负面，但香港有的是机动性，从而就衍生出了好多有趣的pop-up，但一个城市需要的不只是pop-up，是让事情发生于更基础的日常。香港租金依旧是个老问题，pop-up始终是pop-up，热血很容易就被吹冷。

麦影彤二：香港的密集景观、多元文化和独特的城市节奏让我的创作灵感与这座城市的身份紧密相连，但同时，香港的空间问题真的让人头痛。租金高得吓人，很多艺术家只能在家里工作，像我之前一样。这种状态很容易模糊生活和工作的界线，让人感觉喘不过气。再加上香港的节奏快到不行，很多时候还没来得及沉淀，就要马上投入下一个计划，对创作来说会觉得有点被逼着跑。但这些挑战也让香港的艺术家变得很有韧性，虽然有很多现实限制，但也推动了我们去突破和创新，找到自己的路，这大概就是香港艺术家的一种生存之道吧。

林岚：香港作为金融国际化城市，聚集了很多金融商人在此，艺术，作为奢侈品，在这样的城市出现，先天性已具备了潜在买家。这些潜在买家如何认识到真正的本地艺术家，还需要真正的桥梁和优质的平台。但香港的国际化是否包括了文化国际化和文化普及度？

香港的楼价租金贵，生活成本高，使大部份的市民一直以赚快钱，投机为豪。艺术，这种需要多年经营的事业，基本上很难令其变成一门职业。大部分艺术家都要身兼数职，才能勉强维生。在密集的空间和城市节奏下，大家都自觉地调节了作品大小和制作方式。很少大型作品，雕塑更少，我的作品也是折叠式为主，存放地方少，但打开可占用大面积；作品不能太重、要可灵活配置，因为很少有助手帮忙，展览空间有时也很小。

何兆南：香港的流动性相当便利，无论是城市内的公共交通，还是去国外都很方便，自然吸引大家来参加不同活动。不过，香港的生活与工作空间租金昂贵，使得平衡创作和生活（时间和金钱）变得十分困难，不知不觉都必须依靠其他收入来维持基本生活成本。艺术家也会考虑创作、展示和存仓的成本，所以作品自然偏向轻巧和细小，以减轻这些压力，这也是艺术空间和画廊普遍面对的问题。

钟正：我在这里成长的三十年间看着香港无间断地在动土，不同规模地被拆毁和兴建。大多时候把东西运往垃圾掩埋场都比找个仓库更合乎经济效益。我不时会听到身边的艺术家朋友说要把旧作品丢弃。作品的时间性和物质性都植根于物流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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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麦影彤二MAK2平时主要的创作空间就是她在大屿山愉景湾的住所。©何兆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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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影彤二MAK2作品。©麥影彤二 ©MAK 2，courtesy DE SARTHE

图一：《美好家园：风水画 （土）1 》（局部）.布面亚克力，三联画. 2021.

图二：《美好家园:吓亲阿爸阿妈 1》（局部）. 布面油彩和布面亚克力，三联画. 2024.

图三：《复制中的复制中的复制中的复制》. 布面亚克力、防火木板、不锈钢、 铁、植物、桌子、椅子及其他材料. 2024.

图四：《艺术生还者》. 第一人称射击游戏. 尺寸可变. 2024.

杨沛铿：火炭早期一直都是有比较多艺术家工作室的地方，现在也听说有艺术家搬去葵涌和观塘，这两个地方也一直都有艺术家工作室。近年来身边的艺术家都会不时有外地的展览和项目，要处理的反而是大家如何互相照应，如照顾工作室里的植物。

黄炳：绝大部分艺术家本来就远离市中心，住宅太贵，商业大厦更贵，艺术家群于是散落于几个工业区。随着工业没落，政府开始清拆工业大厦，相信慢慢地不同工业区亦会有所改变或缩少。合租已经算是更灵活的方法，更甚的已经搬离香港。

麦影彤二：香港其实没有很明显的艺术家群落，因为空间限制和租金的问题，大部分艺术家都分散在租金相对便宜的不同区域，像是黄竹坑、火炭、荃湾、甚至元朗。但总的来说，香港的艺术家群体还是比较分散，没有一个固定的“聚集地”。

近年来，我观察到越来越多艺术家选择搬离市中心，去偏远一些的地区设立工作室，或直接在家里工作。原因很简单，就是成本压力。另一方面，数字化的普及也让很多人开始尝试更灵活的工作方式，比如在线创作、数位展览。

这种转变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大家的创作方式和节奏。虽然搬离市中心让生活压力稍微小了一些，但也可能让艺术家感觉更孤单。

林岚：我相信在任何一个城市，艺术家都是拓荒者，找最便宜的地区，最适合的空间创作。而城市的发展却是不断更新的，艺术家经常是拓完荒，那个地方便成了地产宠儿，然后艺术家就要被逼离开，另辟新地。香港也是如此。

何兆南：大概十五年前，艺术文化界散落在工业区（如观塘、葵涌、火炭、新蒲岗等区域），因为本地工业式微，使得工厂大厦租金便宜，大家都流动到这一带，慢慢形成一些有机聚落（当代艺术在火炭、设计与音乐在观塘、剧场表演在新蒲岗）。但后来政府推出活化工厦政策的土地政策，工厦被重建成商厦和酒店，空间越来越少，租金水涨船高，不少人因此而离开，聚落也渐渐地失散。现在有一些艺文机构运营的艺术家空间（如JCCAC、ADC Artspace），以降低工作空间成本，也有人搬到乡郊或离岛等地，以换取较大的空间（事实上租金也不便宜）。

钟正：应该大部分地方的艺术家选择工作室都是考虑租金、建筑空间限制、土地资源分配等不太有趣的条件。在香港不是太边缘的工业区都有艺术家群落。而香港的租金太高了，所以大部分艺术家都是合租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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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林岚位于火炭工厦内的工作室，她于2009年搬入这里。“以前我窗前能看到整座山，现在新建的楼挡住了大半。”她和我们说。©何兆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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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正在深圳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展出的林岚个展“窗后”现场。图片来自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

图一：《同一滴眼泪下》. 2014-2025.

图二：《天后访水之诞生石》. 2018.

图三：《福州餐厅》. 2007-2025.

图四：《拉姆的中国蓝》. 2003.

图五：《禅园》. 2025.

杨沛铿：我觉得这种群落中的交流和分享对艺术家来说是需要和有影响的，对我的创作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经验，这种关系亦可能会成为作品里面的一些元素。

黄炳：就我个人而言，比起艺术家群落我更需要接触陌生的群落，可能自己创作上较多偏向写作，对观察和发现的刺激需求更多。当然与艺术家之间的互动亦不少，香港始终不大，不需要聚在某一区域亦能于日常碰面。

麦影彤二：我觉得艺术家群落的存在对创作来说意义重大，特别是在香港这样一个压力大的城市，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交流和分享想法，能让你感到被支持和理解，发现新的灵感。这种互动有时候甚至比创作本身还重要，因为它让你知道自己并不孤单，也能帮助你打破思维的框架，这种交流其实更像是一种“补充能量”的方式。

不过对我来说，大多数时候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家工作，真正进入创作的状态时，反而需要一点孤独感。

林岚：我现在和其他艺术家没有太多互动，喜欢宅在工作室，只和创作伙伴互动。

我年轻时，都在海外驻场，也算是另一种艺术家群落吧！每天艺术家们会一起喝酒吃饭，谈着谈着，作品就出来，去下一个城市创作的机遇也出来了。我早期的创作就是因为在世界各地驻场而展示了不同的面貌，然而远离原居地，也更让我有机会思考个人身份和旅居的意义。

何兆南：除了个人创作，我一直持续进行艺术家社群项目，比如2012-2017年的「百呎公园」，2018年与台南节点合作的艺术驻留计划「过海的艺术计划」，以及2022年开始的「新公园」。这些项目面向艺术家社群，以有限资源和空间创造可能性，提供展览和驻留的空间让大家持续进行探索。虽然资源与参与人数不如机构项目多，但活动产生的互动可能影响更远的未来，这点十分有趣。

钟正：可能是我个人的问题，我大部分与这些社群的相处时间都是在吃饭、吸烟、饮酒、聊天，更像是朋友之间的交流，而不太“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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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何兆南在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JCCAC）的工作室，也有小型展览空间。©何兆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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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南的作品。©何兆南 courtesy of 刺点画廊

图一：《后平日常 I 》. 水彩色圆笔、收藏级喷墨打印. 2023.

图二：《后平日常 II 》. 水彩色圆笔、收藏级喷墨打印.. 2023.

图三：《树的留白 壹》. 收藏级喷墨打印. 2018.

图四：《树的留白 叁》. 收藏级喷墨打印. 2018.

杨沛铿：这个城市一直都有影响我的艺术创作，而那一种感情是很难描述的， 由不同细碎的感觉组成， 大概是一种“Alive”的感觉。

黄炳：近年发现美好的人与事，不论是味觉上、视觉上抑或是听觉上都慢慢地消失，才发现自己对这里的热情亦毫无声息地变得没耐性。特别是开店后，接触大众多了，慢慢了解到这个城市着重的是什么、可惜的是什么、真正需要的又是什么。但，当一方先变质了，也不能怪谁先不爱谁。

麦影彤二：香港是我长大的地方，熟悉得像身上的皮肤一样，但有时候也让人感到窒息。我经常在作品里探讨家和空间的概念，像是用虚拟的方式去重构一个理想化的“家”，其实很多时候是对香港这个“家”的一种回应。

对我来说，香港就像是一个很会压缩人空间的地方，但同时，它又充满活力，让你觉得什么都有可能发生。这种矛盾让我在创作中总是试图找到一种平衡，或者反映这种压迫和逃避之间的拉扯。比如说，我曾经在小房间里工作，空间逼得我不得不简化创作的方式，这种限制反而让我更清楚自己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林岚：如我所说，经常离开，有了距离，有了思念，才知道有多挂念。

我在香港长大，受教育和起步，创作的脉路当然无法离开香港，不只是单纯的爱或不爱，而是纠结，爱恨交织着，创作就是围着生活转，我的观点，多少也反映着某些香港人的看法吧。

何兆南：香港在经历了许多之后，城市变化更急促，有人离开，也有新的人进来。对于这个从小生活的地方，我的感情是复杂的。亦因环境的变化，使得自己的摄影作品更倾向于在现实中寻找抽象和诗意。

钟正：香港是我成长的地方，鼻敏感把我的鼻中隔扭曲，身体在有限的室内空间内成长过高，而导致脊椎微微侧弯，自言自语和思考语言中英夹杂……这些问题中的所指的情感都源于血缘关系般的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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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钟正位于香港岛西环坚尼地城的工作室隔间。©何兆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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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正的作品。©Mark Chung

图一：《未命名》Title to be confirmed. 装置. 尺寸可变. 2019. courtesy of South Ho Siu Nam

图二：《使人迷惑》Befuddled. 装置. 尺寸可变. 2020.

图三：《驱动未来#02》Dead End, 02. 录像. 无限循环. 2022.

图四：《肩脊扭曲》Scoliosis. 装置. 尺寸可变. 2022. courtesy of South Ho Siu Nam

杨沛铿：是一件好事，有很多艺术工作者在展览期间来香港，十分热闹。同一时间各种艺术机构和画廊都有很多展览。而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一些之前合作过的艺术行业的朋友都会趁机来香港，可以叙旧。

黄炳：于我而言影响不大，大大小小的展览、会谈、表演，每年自动自觉飞来眼前，总比我自己飞过去方便。

麦影彤二：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对我来说有很特别的意义，因为它真的改变了我的创作生涯。2013年，当我还在读书的时候，就被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Hans Ulrich Obrist）邀请参加了89plus论坛，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作品可以被更多人看到。对当时的我来说，这像是一个全新的开始，甚至让我开始重新思考作品的可能性。

去年，德萨画廊（DE SARTHE）在香港巴塞尔艺术展的「艺聚空间」（Encounters）展区策划并展出了我的作品《复制中的复制中的复制中的复制》（Copy of Copy of Copy of Copy, 2024）。这是一件高达7米的大型装置艺术作品。若非借助这样的国际平台，我难以想象自己能够在卧室中构思出如此规模的作品，并且完全无法预见它能够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观众。

当然，这类超级艺博会带来的压力也很明显。它的商业化程度很高，很多时候都围绕市场需求，这让我一直在挣扎怎么在“市场”和“自己”之间找到平衡。但这种挣扎也变成了我的创作切入点。我希望用幽默和荒诞的方式去表达这些矛盾，既不迎合，也不逃避，而是在这些矛盾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对我来说，这不仅是对自己的挑战，也是对这种环境的一种回应。

林岚：香港巴塞尔艺术展的出现，的确吸引了不少海外重要的画廊来港设置，也带来了不少很好的国际艺术作品，给公众和学生带来便利，有助艺术普及化。作为香港艺术家，更有机会在城市的任何角落展览，有平等机会暴露给伯乐看到。

我是受惠者，有了具国际视野的海外画廊－维伍德画廊的支持，我才能在2023年的「艺聚空间」展示，使作品得以面对更多的观众，之后也得到不少海外和内地的展示机会。随着交流活动开拓了，也拉阔了我的艺术视界，有助将来的创作。

何兆南：短短十多年的时间，它从零变成一种大众盛事，但同时艺博会高度商业化，艺术家不得不在热闹中思考如何安静创作，这是我们这一代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

钟正：每年一到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的前后两个星期，我们朋友之间都会开玩笑说它是“艺术大爆炸”，因为在外地的朋友都会来，有几十个“不能不看”的展览，一个接一个好像一定要听、要看的讲座、分享、表演等等。每年初春都是太多事发生以致记忆错乱，但同时充满能量的季节。

策划：吴亦飞

撰文：万丰

摄影：何兆南 South Ho Siu Nam

采访/编辑：Ziyu

设计：诺佳

协助：乐言

图片感谢艺术家与画廊提供。致谢DE SARTHE 德萨画廊、Blindspot Gallery 刺点画廊、魔金石空间 MAGICIAN SPACE、Axel Vervoordt Gallery 维伍德画廊、Kiang Malingue Gallery 马凌画廊

动态封面制作：大湾视频

监制：蔡晓莉

导演、剪辑：曲昊

来源：卷宗Wallpa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