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4年的广州，黄埔军校刚成立，街上贴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标语。此时33岁的毛泽东一身长衫，胸前别着国民党党徽，手里攥着一叠文件，快步穿过拥挤的走廊。

1924年的广州，黄埔军校刚成立，街上贴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标语。此时33岁的毛泽东一身长衫，胸前别着国民党党徽，手里攥着一叠文件，快步穿过拥挤的走廊。

他的身份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每月领120块大洋工资，办公室抽屉里锁着十几封刚写完的信。这些信有的寄给湖南老乡，有的发给共产党同僚，甚至还有几封送往蒋介石的案头——没人想到，这些泛黄的信纸里藏着国共关系最微妙的伏笔。

1924年的国民党一大会场，毛泽东以湖南代表身份端坐第39号席位。孙中山亲拟的中央候补执委名单上，这个操着浓重湘音的年轻人赫然在列。彼时国民党内派系林立，汪精卫力荐毛泽东出任宣传部长，看中的正是他办《湘江评论》练就的笔力。

毛泽东在国民党的职位得来不易。1923年中共三大决定与国民党合作，他成了首批“跨党分子”。孙中山看中他的文笔，让他参与起草国民党一大宣言。但这份工作像在钢丝上跳舞：既要推进共产党主张，又不能让国民党右派抓到把柄。

他在给中共湖南区委的信里写：“宣传工作要像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但面上必须贴着国民党的招牌。”这招确实奏效——国民党元老汪精卫曾夸他：“润之起草的文件，连胡汉民都挑不出错。”

档案显示，毛泽东每月经手上百份公文。台北国民党党史馆存着他批注的《中央通告》，其中一段被划了红线：“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这行字后来成了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核心观点，但在1925年，它被悄悄塞进国民党文件，连蒋介石翻到时都未察觉异样。

1925年8月，毛泽东突然辞去国民党职务，理由是“回乡养病”。但据其自述，真正原因是发现“国民党不可能真正解决土地问题”。他回到韶山，在族谱里夹带共产党传单，用祭祖名义组织农民协会。

这期间他给广州的国民党农民部长甘乃光写过信，表面汇报“湘中灾情”，实则索要经费支持农运。甘乃光不知内情，竟批了五百银元，这笔钱后来变成二十个农民夜校的油印机。

更绝的是毛泽东给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信。他建议“派员下乡考察”，实则安插共产党员担任考察员。等到1926年北伐军进入湖南时，全省75个县中有55个建立了农会，连唐生智的部队都感叹：“这里的农民比当兵的还听指挥。”蒋介石后来在日记里懊恼：“润之早把湖南变成了赤色巢穴。”

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爆发前，毛泽东和蒋介石有过短暂合作。现存台北的一封公函显示，蒋曾邀请他参加黄埔军校政治教育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政治教育要结合工农实际”，蒋当场鼓掌，散会却对秘书说：“此人终究不是我们的人。”

毛蒋二人微妙的关系还体现在信件往来中——毛泽东给蒋的信总用“校长钧鉴”开头，落款却是“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刻意模糊共产党身份。

转折发生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前夕。上海工人纠察队被缴械当天，毛泽东正在武汉主持全国农民协会。他连夜给各省农协写信：“立即武装农民，每县至少三百支枪。”这封信被国民党特务截获，成了“清党”的重要证据。蒋介石在南京看到抄件后摔了茶杯：“早该把毛泽东除掉！”

从1924到1927年，毛泽东在国民党体制内留下四百多封书信。这些信函如同暗流，表面维系着国共合作，底下却在积蓄革命力量。当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时，毛泽东正在井冈山读着《水浒传》，他对警卫员说：“当年给国民党写的那些信，其实都是给历史写的注脚。”

台北国民党党史馆的珍档中，一封1926年的请假信揭开隐秘往事：“因脑病增剧，须请假两星期转地韶州疗养。”档案员后来考证发现，这“脑病”实为托词——毛泽东借机潜入韶关考察农民运动，在田间地头与老农攀谈月余，孕育出后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思想萌芽。

来源：忆时光的天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