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4年第12期“国内学术观点”择选的文章，涉及“群聚传播”“智能鸿沟”“信息核查”“新闻文化”“智能对抗”“数字零工”6个主题，以期引发读者的更多思考和研究。

导 读：

2024年第12期“国内学术观点”择选的文章，涉及“群聚传播”“智能鸿沟”“信息核查”“新闻文化”“智能对抗”“数字零工”6个主题，以期引发读者的更多思考和研究。

群聚传播中文本主体对群聚空间的生产

隋岩、江怡在《群聚传播中文本主体对群聚空间的生产》（《新闻与传播研究》，2024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文本是网络空间的建构物。在互联网群聚传播的语境下，文本确立了自身的主体性。群聚空间发端于参与群聚传播的文本主体。群聚空间既是群聚传播的产物，又是让群聚传播持久绵延的空间装置。群聚空间由一个初始空间和无数派生空间组成，二者的中心都是小叙事，前者无法垄断后者，群聚空间因此呈现星罗棋布的状态。在网络叙事的维度上，超越具体事件的文本集合体之间的普遍互文，将新旧群聚空间扭合在一起，生成了互文性的群聚空间。基于此，多次群聚传播彼此连绵，超越了线性时间的限制，以空间的形态持久留存。群聚传播与群聚空间的往复关系，显影了互联网时代时间与空间的辩证关系。

智能传播时代“智能鸿沟”的走向

彭兰在《智能传播时代“智能鸿沟”的走向探询》（《中国编辑》，2024年第11期）一文中指出：智能传播时代，数字鸿沟将发展为智能鸿沟，智能鸿沟在四个方面的走向尤其值得关注：其一是“知识沟”的升级，知识沟的新表现体现在人们获得信息与知识的质量差异，以及知识生产能力的差异；其二是“生存沟”的深化，智能技术的应用能力差异会带来人们生存能力与权利保护方面的差异，也会带来新的社会分化；其三是“表达与参与沟”的延续，智能技术应用能力、人文精神、社会参与动因等差异，会导致自我表达和社会参与水平以及社会影响力等方面的落差；其四是“反异化沟”的凸显及其挑战，不同人群对技术异化风险的认知、反思意识和对抗能力等方面的差异会不断显现，技术精英在这方面的“落伍”风险更不可小视。

中国新闻文化的基本精神

胡钰在《中国新闻文化的基本精神》（《青年记者》，2024年第11期）一文中指出：新闻传播文化，新闻创造文化，新闻文化是重要的文化形态。中国新闻文化植根在中国文化中，又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发挥重要作用。新闻文化是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中的新视角，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成为重要理论突破口，新闻文化则成为主要研究对象。中国新闻文化的基本精神源于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体现为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具体表现在新闻实践中的求善与求和的价值追求。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中国新闻文化还应具有更强的创新精神，提升传播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主动性。

社交媒体用户信息核查的平台类型差异

孙梦如、吴飞在《社交媒体用户信息核查的平台类型差异：媒介丰富性的视角》（《新闻界》，2024年第10期）一文中指出：虚假信息在社交媒体的泛滥已成为传媒行业的一大挑战，使得事实核查工作变得日益艰难。本研究基于媒介丰富性理论，探讨了用户在两种社交媒体平台上进行信息核查行为的差异。通过一项全国性的在线调查（N=2000），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设。研究显示，文图为主类的社交媒体的信息接触能够直接影响用户的信息核查行为，而视频为主的平台则通过提高信息可信度间接影响用户的信息核查行为。这表明，文图为主类社交媒体较低的媒介丰富性可能促使用户更加主动地进行信息核查。相反，视频为主平台由于其高媒介丰富性，能够增强信息的可信度，使得用户更倾向于认为这些信息是可信的而后再进行进一步的核查。本研究的发现对于提升事实核查、信息核查以及治理虚假信息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启示。

基于“智能对抗”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内容治理

田丽、陈馨婕、许洁在《基于“智能对抗”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内容治理探究》（《青年记者》，2024年第11期）一文中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深刻挑战了传播秩序，使传统的内容治理模式显得捉襟见肘。既有的研究依旧拘囿于从算法、算据和算力的生产逻辑探寻破解内容风险的路径，提出的方案尽管在理论上具有可行性，但是经济成本过高，且对行政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本文认为应该充分利用智能技术本身的能力来应对和解决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内容问题，并通过敏捷治理和价值对齐作为“智能对抗”的思想保障和价值追求，其在AIGC内容风险治理中的应用包括：快速响应、小步快跑、强调团队协作、不断反馈和改进。此外，还需以高质量数据保障检测模型价值对齐，以实现“智能对抗”。

作为数字零工的互联网织女

孔煜也、王洪喆在《双重编码：作为数字零工的互联网织女研究》（《国际新闻界》，2024年第7期）一文中指出：不同于主流框架聚焦于平台企业与劳动者之间“控制-反抗”关系的考察，本研究将视野转向数字零工经济中不可见的“非主流”群体“织女”——使用平台基础设施从事编织零工的妇女。本研究通过网络民族志、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发现，织女由不同背景和技能水平的妇女组成，发展出了丰富的零工技术策略，她们对手工编织劳动与平台基础设施进行“双重编码”，形成弹性和韧性兼具的非正规经济网络。从织女的劳动和组织实践入手，研究进一步讨论了妇女数字零工如何基于平台基础设施创造编织劳动的数字化新形态，基于物质与非物质的灵活技术策略发展出活劳动想象，进而反思妇女与编码及更广泛的技术劳动的历史关系及其在当下的现实悖论。本研究希望能以案例研究提供实证观察，补充零工经济的性别视角，为图绘中国零工经济的切面提供更具有理论延展性的视野。

来源：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