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火点燃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烈焰。当历史的宏大叙事聚焦于大陆战场时，与大陆一水之隔、已被日本殖民统治四十二年之久的台湾，其内部的真实状况与民心向背，往往被“皇民化运动”的官方宣传所遮蔽。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火点燃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烈焰。当历史的宏大叙事聚焦于大陆战场时，与大陆一水之隔、已被日本殖民统治四十二年之久的台湾，其内部的真实状况与民心向背，往往被“皇民化运动”的官方宣传所遮蔽。
然而，一份深藏于日本防卫厅研究所的密件——由时任台湾军司令部参谋长秦雅尚呈报给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的“台军作第43号”文件：《通过北支事变看本岛人的皇民化程度》，为我们揭开了一段被刻意尘封的历史。这份编纂于1937年9月1日的报告，详细记录了从“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短短一个多月内，台湾岛内风起云涌的七十多起反日抗争事件。它以无可辩驳的官方记录，戳破了日本殖民者“皇民化”成功的假象，展现了台湾人民在民族危亡关头，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真实情感与不屈意志。
在所有记录的71起反抗事件中，以“言论行为”出现的多达52件，占据了绝大多数。这充分说明，尽管在高压统治下，台湾人民的口头抗争仍如星火燎原，无法禁绝。这些言论不仅是情绪的宣泄，更蕴含着深刻的政治见解、民族认同和对战局的判断。
首先，是对“祖国中国”必胜的坚定信念。 殖民当局长期宣传日本的“武威”和中国的“积弱”，但在台湾民众心中，祖国的广袤、坚韧与潜力是不可动摇的信念。台北木炭商许东琳对众人说：“支那是睡虎，一旦睁眼，就很厉害，日本不敌。”宜兰农民游在添更是明确表示：“日支开战，祖国支那必要攻取台湾。”这种信念并非盲目乐观，而是基于对两国体量与潜力的朴素认知。桃园轨道会社车长姚氏英直言：“从地图上看日本还不如中国大，中国必胜。”民众普遍认为，日本的宣传充满谎言，“台湾的新闻报导记事等都是虚构的”，“日本只报导有利的，不报导不利的”。为了获取真实信息，台中木工林日、北斗工人胡文得等人冒着风险，组织民众收听南京的广播。
其次，是血浓于水的民族大壮。 “吾等流着祖先之血，不忍心同族被残”，这封投向总督府的信件，道出了无数台湾同胞的心声。当被问及对战争的看法时，宜兰蔬菜商郭万枝下意识地维护“支那”；有人更是直言：“我的祖先是支那，如若日支开战，支那将很快取得胜利，我们就再也不需要说日语。”这种基于血缘与文化的认同感，是任何殖民同化政策都无法根除的。即便是台南六甲公学校的两名学生，也对日本同学说出：“中国为我等祖国，我等切望其胜利，如果其败北，我们将无归处，我们不是日本人，我们是台湾人。”这稚嫩而坚决的话语，是对四十年殖民教育最深刻的反讽。
如果说言论是即时性的反抗，那么投书和标语则是更具组织性和目的性的斗争形式。在这短短一个多月里，有9起投书事件和4起标语事件，它们的内容更加系统和尖锐。
投书信件中，明确提出了政治与经济诉求。 “全台湾青年壮年同盟”的信件直指殖民地最核心的不公——工资差别待遇，并以“战争时我等将有所行动”作为警告。另一封致总督的信件，则从地缘政治的高度分析，指出日中相争只会让欧美“渔翁得利”，劝告日本当局改善对华关系。
“落书”（涂鸦）和标语，则以最直白、最原始的方式表达了刻骨的仇恨。 从花莲港厕所到嘉义市的邮局，从基隆的市场到公共厕所，“打倒日本！”的字样随处可见。这些简单的字句，是民众心中压抑已久的怒火的集中爆发。更有甚者，如基隆出现的“天皇吃大便；天皇喝尿尿”等标语，以最粗俗的语言，表达了对殖民者最高权威的极度蔑视与憎恶。
除了言语和文字，台湾人民还付诸了更为直接的“具体行动”。这6起事件虽然数量不多，但其象征意义和冲击力却更为巨大。
这些行动表现出多样化的斗争形式。有破坏官方宣传设施的非暴力抵抗，如台北公会堂前的时局广告牌被毁；有对战时经济盘剥的消极抵制，如杂货商林文向皇军慰问金收取者抛掷牙粉；更有对殖民政权象征的直接挑战，如向台湾总督府前门投掷油漆。
最激烈的反抗则体现为直接的肢体冲突。在基隆，十三名码头工人殴打两名日本人并将其推入海中；同样在基隆港，船员因“日支时局问题”与台湾人发生口角而被殴打。这些事件标志着民间积怨已经从言语不满升级为暴力对抗。这不仅仅是个体间的冲突，而是被压迫民族与殖民者之间矛盾激化的缩影。当法律与制度无法带来公正时，拳头便成为了最后的语言。
这份名为《通过北支事变看本岛人的皇民化程度》的密件，其价值远不止于记录事件本身。它为我们提供了几个审视日据末期台湾社会的重要视角：
第一，它揭示了“皇民化”政策的彻底失败。 报告的标题本身就带有审视和评估的意味，而其内容则构成了一份令人沮丧的“成绩单”。报告结尾处，殖民统治者坦承：“通过北支事变所反映出来台湾人的皇民化程度，十分令人寒心。”这句结论，是日本殖民当局对自己数十年同化政策的自我否定。它证明了民族精神与文化根源的强大韧性，是无法通过高压手段和奴化教育所磨灭的。
第二，它反映了台湾人民多元而统一的斗争目标。 无论是要求提高工资、废除差别待遇的经济诉求，还是呼吁台湾回归祖国的政治理想，其核心都指向一个共同的敌人——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人民怀念“清国时代”的“生活自由”，憎恶日本的“高额税金”与“管制严重”，这些都构成了反抗的现实基础。
第三，它印证了台湾作为中华民族一份子的历史连续性。 这份报告以侵略者无可辩驳的视角，证明了台湾人民在面对民族大义时，其情感、立场与大陆同胞高度一致。他们将中国的抗争视为“祖国”的抗争，将中国的胜利视为自身的解放。这份跨越海峡的民族认同，正是后来台湾光复的民心所向。正如1946年林献堂所言：“须知台胞在过去五十年中不断向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壮烈牺牲，前仆后继，所为何来？简言之，为民族主义也。”
“台军作第43号”密件，让我们看到，在殖民者冰冷的统计数字和镇压记录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有思想、有情感、有勇气的台湾同胞。他们用或高亢或沙哑的声音，用或激昂或朴拙的笔迹，用或隐忍或决绝的行动，汇入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滔天巨浪之中。
这份密件不仅是对一段被遗忘历史的有力补充，更是对当下的一种深刻启示。它提醒我们，任何企图通过外力割裂民族情感与文化联结的行径，终将如日本殖民者一样，得到一份“十分令人寒心”的答卷。历史已经证明，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