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40年代初，张绪武随母亲陈石云离开孤岛上海回家乡南通。老家濠南别业早已被日军侵占为司令部，他们只好住进祖父晚年休息的地方——濠阳小筑。陈石云坚持不与日寇、伪政权来往，依靠一点房租过苦日子。

20世纪40年代初，张绪武随母亲陈石云离开孤岛上海回家乡南通。老家濠南别业早已被日军侵占为司令部，他们只好住进祖父晚年休息的地方——濠阳小筑。陈石云坚持不与日寇、伪政权来往，依靠一点房租过苦日子。

回到家乡不久，张绪武进南通中学高一班学习。那时陈石云因受着疾病困扰，一直处于时而清醒时而昏迷的状态，精神长年不好。因担心影响张绪武的成长，主动提出让他去住校，和同学们生活在一起。

张绪武住校后，整日和同学生活在一起，业余时间在一块打球，到图书馆看书，能够说说笑笑，情绪虽然好得多，但总离不开家庭的一些阴影，所以有时沉默，有时忧郁。

同班同学凌宝华主动地接近他，和他谈心，借书给他看，第一本书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的故事向他展示了一个完全陌生而新鲜的情景。世界上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事，使他知道了另一个天地，也进入了另一个天地，虽然对他来说仍是朦胧的。凌宝华继续借类似的书给他看，并告诉他一些过去从不知道的事。

1944年秋天的一个清晨，一个偶然的机会，张绪武参加了向专员公署请愿，要求提高教师的待遇，改善他们生活的学生活动。一个16岁的青年，单纯而幼稚的心灵深处，开始撒下了热诚、正义的种子，走向了振奋同时又艰难的历程。

由此开始，他认识了吹军号的孙锦襄同学（外号大炮）。孙锦襄比张绪武低一班，总是满脸的阳光。此后，张绪武与孙锦襄及同学李连钊经常在一起玩，一块儿谈天，从而走得更近。有一天，孙锦襄神秘地对张绪武说，“乡下”带信来，希望他们三人利用星期天的时间到乡下去玩，也可以阅一些书，但一定不能告诉别人。“乡下”指的是什么，他们都懂。张绪武很兴奋，盼望着他的通知。

夏日刚过已有秋意的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张绪武、孙锦襄、李连钊边谈边走，越过了日寇的岗哨，走上去唐家闸的大路。到了十里坊后，转向了农村弯弯曲曲的小路。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在一个农户家，他们见到了在游击区的陈安羽和王敏之以及另一位年轻人。陈安羽等与他们谈谈抗日的情况，问问学校、学习和家庭情况，并安排他们在那儿阅读一些书籍。在那里，张绪武第一次看到艾思奇的著作《大众哲学》，第一次接触了“人生观”、“世界观”等词汇和概念。对张绪武来说，这完全是新的东西，当时既感到新鲜，又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以后在假日又悄悄的去了两三回，从此懂得的道理更多了。

1945年春季，“乡下”带信来，让张绪武立刻到他们那儿去。这一次陈安羽、王敏之向张绪武更详细地谈了全国以及南通地区抗日斗争的情况。他们对张绪武说：“为了配合当前形势的发展，组织考虑派一位同志到城里去做地下工作，为了更安全和有利于工作的进行，经反复研究，想借住在你家，请你和母亲给予掩护……”也许由于自己年轻，也许虽然接触党组织的时间不长，但党的思想和党的作风已印入张绪武的内心，他毫无顾虑，立即答应回去就和母亲商量。

回到家，张绪武如实向母亲谈了，特别向她谈到乡下共产党的干部给他留下热情、真诚、实在、朴素的印象。张绪武告诉母亲讲，党组织真诚地希望他们支持共产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将日寇赶出中国，解救贫苦老百姓的事业，进而又将乡下组织想派一位同志住到他家来，恳请母亲能够加以掩护的意思说了。第二天吃过晚饭，母亲把张绪武叫到她的房间，关上了门，对他说：“你大姐、二姐都在重庆，哥哥在上海，你我相依为命，能帮助别人的就尽力帮助，但要谨慎。要我们掩护，来的人就应该是我们的‘亲戚’……我想你外祖父家离得远，在安徽石埭，因此这个‘乡下人’，对外就说是我的表侄，是从安徽到南通看望姑妈来的，这样妥帖些。”张绪武很快向“乡下”作了汇报，他们非常感谢张绪武母亲的热诚和妥善的安排，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派来的人就是王敏之，张绪武的母亲为他取名陈克然，“陈”是陈石云娘家之姓，而张绪武表哥一辈的排行为“克”字，“然”字可能是陈石云随时都在提醒“要自然”，“要信然”。

陈克然每天起来很早，与张绪武共进早餐，按时向陈石云问早安，说说话，谈老家父母以及乡下老百姓的生活情况。没人的时候，陈克然大部分时间用于阅看书籍。他的工作时间主要在晚间，吃过晚饭后，夜晚就属于他的了。他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什么时候结束工作，张绪武他们不知道，也不过问，虽组织未要求过，但他们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陈石云经常对陈克然说：“你住在我们这儿，就是一家人，你自己要分外的小心。”晚间，张绪武他们所要做到的，就是关注着门。有时陈石云知道前一天陈克然回来很晚，即使有人在，也会对他说：“克然你到我房间去，我写的信字太大了，帮我抄一下。”他会走开，但并未休息，又去写材料和报告。久而久之，亲友账房先生都夸陈克然没架子，和蔼，文雅，有学问。

有一天晚饭后，已到休息的时间，张绪武正和母亲说话时，陈克然进房来向母亲道晚安。在母亲和他谈什么事情时，张绪武走出房间，隐隐地看到在前庭院玉兰树的后面有一个人站在那儿，把他吓了一跳。张绪武一边问“谁”，一边走向前去。只听对方说：“绪武，是我。”原来他就是张绪武的同桌同学小丛。陈克然将张绪武拉进房间后对他说：“小丛刚从子弹翻造厂过来，他的父亲是子弹翻造厂的厂长，他是送子弹来的。我必须将这些子弹连夜送到乡下去，我回来再和你细说，你会理解我的。”自陈克然来到张家后，张绪武第一次流下了眼泪，不是因为陈克然瞒着他，而是革命工作采取直线联系的需要，他说不出来自己当时的心情，只是觉得陈克然太辛苦了，太紧张了，他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抗日战争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但这欢乐却显得短暂。算着居住在上海的外祖母生日将到来，陈石云在侍女阿宝的陪伴下，去上海给张绪武的外祖母祝寿，未想到原来家宅已被从重庆派来的国民党的所谓接收大员上官云相所抢占，供他姨太太居住，陈石云只得暂时和阿宝在旅馆里安身，却因付不出住宿费被困在旅馆里。张绪武一知道消息后立即去找账房，但账房只说账上已付不出钱，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陈克然立即向城工委报告，政治交通员连夜送来法币二百万元，后来“乡下”又送来三百万元。不久，陈石云和阿宝才从上海平安回来。张绪武紧紧地握着陈克然的手，饱含着眼泪，不知说什么好。

不久，已回到上海的张绪武的大姐非武、二姐柔武将回南通看望母亲。由于张绪武母子掩护王敏之的事情她们毫不知情，为了防止意外，王敏之暂时离开了张家。

1946年“南通惨案”发生前夕，白色恐怖笼罩全城。二位姐姐那时才对张绪武参加青年进步活动有所了解，迫不得已，立即带着张绪武离开南通去了上海。几天后，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南通惨案”，八位进步青年被暗害。“南通惨案”发生后，地委感到地下党领导机关设在城外，无法掌握南通城复杂多变的情况，便安排王敏之再次进城，又住入濠阳小筑。王敏之以后在《怀念党的挚友陈石云女士》一文中写道：“在此情况下（指张绪武姐弟去上海后，他第二次住进濠阳小筑），陈石云女士不顾个人安危，一如既往，热情地接受我住在她家里。她积极支持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她对国民党制造的‘南通惨案’，非常愤慨。她对我说：绪武虽然被迫走了，你放心住下，不会出事的。”约半年后，王敏之按地委领导指示，撤离濠阳小筑。1947年 9月的一天，王敏之随“公民普训”的队伍经过濠阳小筑，惊见门口高挂着一对白灯笼，方知陈石云已不幸病逝，顿时万分悲痛。这个场景，他在晚年回忆陈石云的文章里写道：“她的音容笑貌，她对我的工作精心掩护和积极支持，都历历在目。那时我只能以默默的回忆寄托我的哀思。解放后，我才能到她的墓地凭吊……陈石云女士支持共产党，支持革命的事业，将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坎里。”

来源：长江两岸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