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陈家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北京的天空下着鹅毛大雪，我随着第一批下乡知青坐上了开往东北的列车。

我叫陈家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北京的天空下着鹅毛大雪，我随着第一批下乡知青坐上了开往东北的列车。

那年我刚满十八岁，还带着城市少年特有的稚气和对未来的憧憬。

下乡前，母亲把我叫到跟前，帮我整理着行囊。

她那双因常年洗衣而粗糙的手轻轻抚摸着我的棉衣，眼里含着泪水。

父亲是北京第三机床厂的钳工，每月工资只有四十六元，一家五口人的生活已经很拮据。

临行前，他硬是从自己的烟钱里省出二十元给我当路费。

＂家明啊，到了农村，要好好干活，听队里安排。＂父亲拍着我的肩膀，声音有些发颤，＂咱们家不富裕，你从小就懂事，这回下乡也是响应号召，没啥可抱怨的。＂

母亲在一旁抹着眼泪，絮絮叨叨：＂记得多穿点衣服，别冻着了。东北那地方，冬天冷得很。＂

就这样，我和同学们踏上了列车。

火车在漫天飞雪中向北驶去，车窗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花。

我用手指在冰花上划出一个小窗口，望着渐渐远去的北京城，心里五味杂陈。

车厢里挤满了知青，有人在低声啜泣，有人在唱着《北京的金山上》，还有人默默地望着窗外，不知在想些什么。

这是一次没有硬座票的旅程，我们只能站在过道里，轮流坐在行李上休息。

冬日的北方格外寒冷，车厢里虽然有暖气，但靠近门窗的地方仍然冷得刺骨。

我穿着母亲给我缝的棉袄，裹着她织的围巾，却仍然感到阵阵寒意袭来。

第三天清晨，列车终于到达了黑龙江北安县。

当地的温度比北京还要低十几度，呼出的气一下子就在空气中凝结成白雾。

来接我们的是公社的马大夫，他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带着厚厚的棉帽，脸被冻得通红。

＂小同志们，欢迎来到北安！＂马大夫搓着手说，＂今天先在公社食宿一晚，明天各生产队的同志会来接你们。＂

公社的招待所是几间简陋的土房，炕上铺着稻草，一个小铁炉子在屋子中央噼啪作响。

晚饭是白菜粥和咸萝卜，我们饥肠辘辘地吃了个精光。

夜里，北方的寒风呼啸而过，透过窗户的缝隙钻进来，让人难以入眠。

我蜷缩在炕头，听着同学们此起彼伏的呼吸声，想起千里之外的家，心里不禁涌起一阵酸楚。

第二天一早，各生产队的代表来接我们。

我被分到了龙泉生产队，来接我的是队长许大伯，五十多岁的年纪，脸上皱纹深刻，像是被北方的风沙雕刻过一般。

＂小同志，欢迎来到龙泉队！＂许大伯笑着说，＂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我们坐着马拉雪橇，在一望无际的雪原上前行。

天地之间仿佛只剩下白色，偶尔能看到远处炊烟袅袅，那是农家的暖炕在召唤着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城里孩子。

龙泉生产队是个小村子，不过四十多户人家，土墙草顶的房子低矮而简陋。

我和另外两名知青李明和王小华被安排住在一间闲置的草房里。

房子不大，土墙泥地，一个小火炉是唯一的取暖设备。

第一晚，我们三个人挤在一起，听着外面呼啸的北风，思念着远在北京的家人。

那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回到了北京的胡同，母亲正在院子里晾晒被褥，父亲在修理自行车，弟弟妹妹在一旁嬉戏打闹。

醒来时，枕头上已经湿了一片。

第二天一早，许大伯就来安排我们的工作。

农闲时节，男知青主要负责修农具、打扫猪圈、运粪积肥，女知青则帮助村里妇女纺线织布、做些家务活。

我分到了一个叫＂前进互助组＂的小组，组长叫王德才，四十多岁，是村里有名的能人。

王德才对我们很照顾，手把手教我们干农活。

＂城里来的娃娃，手都嫩着呢，得慢慢来。＂他常这么说。

在他的带领下，我学会了使用各种农具，懂得了农活的门道。

那段时间最苦的活就是运粪。

东北的冬天，粪便结冰后硬如石头，我们得用铁锹敲碎，然后用筐挑到地里去。

刚开始几天，我的手被磨出了血泡，肩膀勒得生疼，晚上躺在炕上浑身像散了架一样。

王德才看我吃力的样子，便教我一些小窍门。

＂家明啊，挑担子要学会借力，身子跟着步伐轻轻晃动，这样不费劲。＂他示范给我看，动作轻盈自如。

我照着学了几次，果然感觉轻松了不少。

东北的冬天漫长而寒冷，白天短暂，夜晚漫长。

晚饭后，我们知青通常会聚在一起，或读书，或写信，或者跟着村里的老人们学打牌下棋。

村里人淳朴热情，常把自家腌的咸菜或是家里做的豆腐送来，让我们尝尝。

许大伯的妻子王婶尤其照顾我，知道我从小没了奶奶，就常把我叫到家里，给我讲东北的民间故事和传说。

＂家明啊，想家了就来婶子这儿，把婶子当成你奶奶，啥都跟婶子说。＂王婶拍着我的肩膀说，眼里满是慈爱。

就这样，我渐渐适应了农村的生活，也学会了不少农活。

春天来临时，万物复苏，北方的土地开始泛出生机。

冰雪消融，田野里露出黑色的土地，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芬芳。

我第一次参加春耕，才真正体会到农民的辛苦。

犁地、播种、锄草，每一项活都让我这个城里娃吃尽苦头。

手上起了血泡，腰酸背痛，晚上躺在炕上连翻身都困难。

但当看到自己辛勤劳作的土地上冒出嫩绿的幼苗时，心里又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成就感。

就在这时，我认识了王秀兰。

王秀兰是队里会计王大爷的女儿，比我小两岁，在村里小学教书。

她长得不算特别漂亮，但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笑起来时眼角弯成月牙状，特别好看。

她待人热情，又勤劳能干，是村里年轻人中的佼佼者。

我第一次和王秀兰说话是在村里的小溪边。

那天我挑水回来，不小心摔了一跤，水桶里的水全洒了。

王秀兰恰巧路过，看到我狼狈的样子，忍不住笑出声来。

＂城里来的同志，挑水也有窍门的。＂她一边笑一边帮我扶起水桶，＂要把肩膀放松，跟着走路的节奏摇晃，这样水才不会洒出来。＂

她示范给我看，动作轻盈自然。

我学着她的样子试了几次，果然感觉轻松多了。

＂谢谢你，王老师。＂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叫我秀兰就行，村里人都这么叫我。＂她笑着说，眼睛弯成了一道好看的弧线。

从那以后，我常常找机会和王秀兰聊天。

她给我讲村里的风土人情，教我地道的东北话，告诉我哪里的野果好吃，哪片草地适合放牛。

在她的帮助下，我渐渐适应了农村的生活，也对这片土地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我发现王秀兰虽然是农村姑娘，但她非常爱学习，小学毕业后通过自学考上了中师，文化水平在村里算是很高的了。

她每天下班后会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看书学习，有时还教村里的孩子们识字念书。

我被她这种求知精神深深打动，开始主动给她带来北京的书籍和报纸。

夏天的龙泉生产队被绿色覆盖，田野里的庄稼长势喜人。

我和王秀兰常常一起参加村里的劳动。

她做事麻利，手脚勤快，在田间地头总是走在前面。

我偷偷地看她在阳光下劳作的身影，心里泛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和王秀兰一起去河边洗衣服。

初夏的河水清凉，岸边的柳树随风摇曳。

王秀兰蹲在河边，双手在水中搓洗着衣物，水珠溅在她的脸上，闪闪发光。

＂家明，你想不想家？＂她突然抬头问我。

我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想啊，特别是晚上的时候，会想起北京的胡同，想起父母和弟弟妹妹。＂

她静静地听着，眼睛里流露出理解的神情：＂我从没离开过这个村子，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你能给我讲讲北京吗？＂

于是，我开始给她讲北京的四合院，讲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讲公园里的荷花和柳树，讲学校里的同学和老师。

她听得入神，时而惊叹，时而发问，眼睛里闪烁着好奇的光芒。

＂等以后有机会，我带你去北京看看。＂我脱口而出，说完又有些后悔，担心这话说得太过冒失。

但王秀兰只是微微一笑：＂好啊，我一定要看看你说的天安门，看看北京的大街小巷。＂

就这样，我们的感情在不知不觉中加深。

秋收时节，我和王秀兰常常一起在田里干活到很晚。

月亮升起来的时候，我们坐在田埂上休息，看着满天的星星，说着各自的梦想。

＂家明，你以后想干什么？＂她问我。

＂我想学机械技术，当个有用的人。＂我认真地回答，＂你呢？＂

＂我想一直当老师，教更多的孩子认字读书。＂她的眼睛在月光下闪闪发亮。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自己的心意。

我喜欢上了这个朴实、善良的农村姑娘。

但我知道，这份感情面临着重重障碍。

我是城里人，她是农村姑娘；我迟早要回城，她的户口在农村。

更重要的是，我不确定父母会接受一个农村媳妇。

东北的秋天来得早，去得也快。

转眼间，田野变成了金黄色，农民们忙着收割庄稼。

我和王秀兰一起参加秋收，从早忙到晚，累得腰酸背痛，但心里却充满了满足感。

收工后，我们常常坐在村口的大树下，看着远处的山峦被夕阳染成红色，说着心里话。

＂秀兰，你有没有想过离开这个村子？＂我试探着问。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轻声说：＂想过，但我舍不得这里的孩子们，舍不得村里的父老乡亲。＂

我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但心里已经下定决心，要让她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一九七零年春天，我收到了父母的来信，说家里一切都好，让我安心在农村锻炼。

信的最后，母亲特意叮嘱我：＂家明啊，在农村要专心干活，别的事情以后再说。你还年轻，将来的路还长着呢。＂

我知道母亲是什么意思。

在那个年代，城市家庭普遍不愿意孩子找农村对象。

我把信小心地折好，放进口袋，心里涌起一阵苦涩。

王秀兰似乎察觉到了我的心事，但她没有多问。

她只是像往常一样，在我干完活后递给我一碗热水，轻声说：＂喝点水，别累着了。＂

那个春天，我写了一封长信给父母，鼓起勇气告诉他们我喜欢上了一个农村姑娘。

信中，我详细描述了王秀兰的善良、勤劳和聪明，希望父母能够理解我的心意。

回信很快就来了。

父亲的字迹显得有些急促：＂家明，你才下乡两年，还年轻，不要冲动。农村姑娘再好，和城里人的生活习惯不同，将来回城后会有很多困难。爸爸妈妈是为你着想，希望你慎重考虑。＂

母亲则在信的末尾加了几句：＂儿子，妈妈不是歧视农村人，只是担心你将来的生活。你想过没有，如果和农村姑娘结婚，她能适应城市生活吗？你们的孩子将来又该怎么办？＂

看完信，我的心像灌了铅一样沉重。

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王秀兰，也不知道该如何说服父母。

那段时间，我变得沉默寡言，甚至刻意避开和王秀兰单独相处的机会。

王秀兰敏感地察觉到了我的变化。

一个傍晚，她在村口拦住了准备回住处的我。

＂家明，你最近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她直视着我的眼睛，眼神中带着关切和一丝不安。

我不忍心隐瞒，把父母的来信和他们的担忧告诉了她。

说完，我低着头，不敢看她的表情。

出乎我意料的是，王秀兰并没有生气或伤心。

她轻轻地叹了口气，说：＂家明，我理解叔叔阿姨的想法。他们是为你好，担心我这个农村姑娘会拖累你。＂

＂不是这样的，秀兰。＂我急忙辩解，＂他们只是不了解你，如果他们认识你，一定会喜欢你的。＂

王秀兰微微一笑：＂那就让他们认识我吧。＂

就这样，我们决定一起写一封信给我的父母。

在信中，王秀兰用她那朴实无华的语言表达了对我的感情，也表达了她愿意学习、适应城市生活的决心。

她写道：＂叔叔阿姨，我知道自己条件不好，是个农村姑娘，但我会努力学习，不会拖累家明的。如果你们给我一个机会，我会用一生的时间来证明自己的诚意。＂

信寄出后，我和王秀兰都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回音。

那段时间，我们依然一起参加劳动，一起学习，但话题总是不自觉地绕开了未来的打算。

北方的春天转瞬即逝，夏日的炎热接踵而至。

田里的庄稼长势良好，村民们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希望。

一个月后，父母的回信终于到了。

出乎意料的是，这次写信的是母亲，字迹工整，语气也缓和了许多：＂家明和秀兰，看了你们的信，我和你爸爸商量了很久。我们尊重你们的感情，但希望你们能再等等，等家明回城后，让秀兰也来北京，我们当面见一面，再做决定。＂

信的最后，母亲还特意对王秀兰说：＂秀兰，谢谢你对我儿子的关心和照顾。虽然我们还没见面，但从你的字里行间，我能感受到你是个懂事的好姑娘。＂

读完信，我和王秀兰相视一笑，心中的大石终于落了地。

虽然父母没有明确表态同意，但至少他们愿意给我们一个机会。

接下来的日子，我和王秀兰更加努力地工作和学习。

我教她普通话，给她讲城市的生活习惯；她则教我更多的农活技巧，帮我更好地融入农村生活。

在相互学习和理解中，我们的感情越来越深。

夏天的午后，我们常坐在小学教室的阴凉处看书学习。

王秀兰非常用功，她想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为将来可能的城市生活做准备。

有时，我们会一起走到村外的小山坡上，远眺连绵起伏的田野，畅想未来的生活。

秋天来临，庄稼丰收了。

村民们忙着收割、脱粒、晾晒，欢笑声在田野上回荡。

丰收的喜悦冲淡了劳动的疲惫，人们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

在这样的氛围中，我和王秀兰的感情也如同成熟的稻谷，越发充实和饱满。

冬天又一次降临东北大地，厚厚的积雪覆盖了大地。

村里人窝在暖炕上，编筐织篮，修整农具，为来年的春耕做准备。

我和王秀兰常常一起去村外的林子里捡柴火。

积雪覆盖的树林寂静而美丽，我们的脚步声在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那一刻，我觉得这世间没有什么比和心爱的人一起走在冬日的雪地上更美好的事情了。

一九七二年冬天，一个意外的消息打破了龙泉生产队的平静。

因为生产需要，一部分知青可以提前返城。

我的名字赫然在列。

得知这个消息时，我的心情十分复杂。

一方面，我终于可以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见到日思夜想的亲人；另一方面，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和王秀兰的分离。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王秀兰时，她正在学校给孩子们上课。

下课后，她静静地听我说完，然后握住我的手，眼睛里闪着泪光：＂家明，恭喜你可以回家了。＂

＂秀兰，我会向领导申请，看能不能带你一起回北京。＂我急切地说，＂或者我可以不回去，继续留在这里。＂

王秀兰摇摇头：＂不，家明，你应该回去。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你父母也一定很期待你回家。至于我，等合适的时候，我再去北京找你。＂

我知道王秀兰说的有道理，但心里还是感到一阵阵的不舍。

临行前的那个晚上，我和王秀兰坐在村口的大树下，看着满天的繁星，说着各自的心里话。

＂家明，你回北京后，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王秀兰轻声说，＂别忘了按时吃饭，多穿点衣服。＂

＂秀兰，我会尽快安顿好，然后接你到北京。＂我握着她的手，＂我们约定，无论发生什么，都不改变我们的感情。＂

王秀兰点点头，眼泪在月光下闪闪发光：＂我相信你，家明。我会等你的。＂

第二天一早，全村的人都来送我。

王秀兰站在人群中，强忍着泪水，对我挥手道别。

那一刻，我差点冲回去抱住她，告诉她我不想离开。

但最终，我只是用力地挥了挥手，然后转身上了前往县城的拖拉机。

返城的路上，我心里装满了对王秀兰的思念和对未来的憧憬。

我暗暗发誓，一定要尽快接她到北京，不让她在农村等待太久。

回到北京后，我立刻被分配到了一家机械厂工作。

父母见到我，又哭又笑，弟弟妹妹也围着我转个不停，问这问那。

晚上，一家人坐在一起吃团圆饭，母亲做了我最爱吃的炸酱面和糖醋排骨。

饭桌上，我小心翼翼地提起了王秀兰。

出乎意料的是，父母的态度比我想象的要开明得多。

＂儿子，这些年你在农村吃了不少苦，妈妈心里清楚。＂母亲拍拍我的手，＂如果秀兰真的是个好姑娘，我和你爸爸不会反对的。＂

父亲也点点头：＂关键是你们感情真挚，能互相扶持。城里人、农村人，只要是好人，我们都欢迎。＂

听到父母的话，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第二天，我就给王秀兰写了一封长信，告诉她父母的态度，并邀请她来北京相见。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顺利。

当时，农村姑娘进城需要办理各种手续，特别是户口问题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我多次去相关部门咨询，得到的答复总是模棱两可，让人看不到希望。

＂同志，农村户口调城市，这个手续很复杂啊，没有特殊情况，很难批准的。＂一位戴着老花镜的工作人员这样告诉我。

我不死心，又跑了好几个部门，但得到的答案大同小异。

与此同时，工厂的工作也很繁忙，我常常加班到深夜。

每天回到家，疲惫不堪的我只能给王秀兰写信，诉说思念之情，并告诉她我正在努力解决问题。

王秀兰的回信总是充满理解和鼓励。

她写道：＂家明，别着急，我们有的是时间。你先把工作做好，其他的事情慢慢来。我在这里很好，你不用担心我。＂

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坚强和包容，让我更加确信自己没有爱错人。

就这样，我们靠着书信维系着感情，虽然相隔千里，但心却越来越近。

工厂里，我表现得很出色，很快就掌握了机械操作的技能，成为了车间里的先进工作者。

领导和同事们都很喜欢这个从农村归来的年轻人，夸我踏实肯干，学习能力强。

我知道，只有把工作做好，才有可能得到领导的支持，为解决王秀兰的问题创造条件。

一九七三年春天，一个意外的机会改变了局面。

工厂需要派人去黑龙江采购原材料，我主动请缨，获得了领导的批准。

这意味着我可以借此机会去看望王秀兰。

更令人惊喜的是，母亲决定和我一起去。

她说：＂我也想看看这个让我儿子牵肠挂肚的姑娘到底是何方神圣。＂

父亲虽然因为工作脱不开身，但他支持母亲的决定，还特意给我们准备了一些礼品带给王秀兰一家。

带着激动的心情，我和母亲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一路上，母亲问了我很多关于王秀兰的事情，我一一作答，言语中难掩对她的喜爱和尊重。

＂妈，秀兰真的很好，她善良、勤劳，还很聪明。＂我絮絮叨叨地说着，像个情窦初开的少年。

母亲笑着拍拍我的手：＂好了，好了，我知道了。等见了面，我自有判断。＂

到达北安县后，我迫不及待地带着母亲前往龙泉生产队。

四年未见的农村变化不大，依然是那片熟悉的土地，那些熟悉的房屋。

村口的大槐树更粗壮了，枝叶茂盛，投下一片清凉的阴影。

王秀兰得知我们要来的消息，早早地就在村口等候。

看到我和母亲的身影，她激动得红了眼眶，却又拘谨地站在原地，不敢上前。

＂秀兰！＂我大声呼唤着她的名字，快步走上前。

＂家明，阿姨。＂王秀兰怯生生地打着招呼，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母亲仔细打量着王秀兰，然后露出了满意的微笑：＂秀兰啊，终于见到你了。家明在信里常提起你，说你勤劳能干，心地善良。今天一见，果然如此。＂

王秀兰羞涩地低下头：＂阿姨过奖了，我只是个普通的农村姑娘。＂

＂普通好啊，踏实。＂母亲亲切地拉起王秀兰的手，＂走，带我们去你家，我要和你父母好好聊聊。＂

王秀兰的家是村里普通的土坯房，收拾得干净整洁。

她的父母早已等在家中，桌上摆满了简朴而丰盛的饭菜。

双方父母很快就聊得热络起来，话题从家常琐事到子女的未来，气氛融洽而温馨。

王秀兰的父亲是个朴实的农民，脸上布满了岁月的沧桑，但眼神清澈而坚定。

他告诉我母亲，秀兰从小就懂事，上了中师后，本可以分配到县城当老师，但她选择回到村里，只因为这里的孩子更需要她。

王秀兰的母亲则是个典型的东北农村妇女，豪爽直率，说话做事麻利。

她拉着我母亲的手，真诚地说：＂大姐，我们家秀兰要是去了北京，就拜托你们多照顾了。她从小在农村长大，城里的规矩不懂，还得请你多担待。＂

我母亲连连点头：＂放心吧，我会把秀兰当女儿看待的。＂

饭后，母亲单独和王秀兰聊了很久。

我在院子里踱步，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她们在谈些什么。

天色渐晚，母亲终于从屋里出来，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

＂家明，秀兰是个好姑娘，妈妈很喜欢她。＂母亲轻声对我说，＂如果你们真心相爱，我和你爸爸不会反对的。＂

听到这话，我激动得差点跳起来。

＂真的吗，妈？那秀兰进城的事情...＂

＂这个我们回去再想办法。＂母亲拍拍我的肩膀，＂总会有解决的方法的。＂

接下来的几天，我和王秀兰带着母亲游览了周围的风景，向她展示了我们曾经一起劳动、学习的地方。

母亲看到我在农村的生活环境，更加理解了我和王秀兰之间的感情。

她亲眼目睹了王秀兰在村里的工作和生活，看到了她如何耐心地教导那些贫困家庭的孩子，如何热心地帮助村里的老人。

这些点点滴滴，都让母亲对这个农村姑娘刮目相看。

临别前，母亲拉着王秀兰的手，语重心长地说：＂秀兰，家明很喜欢你，我和他爸爸也很欣赏你。等我们回北京后，会想办法帮你解决进城的问题。你要相信我们，也要相信家明。＂

王秀兰感动得直点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谢谢阿姨，我会等家明的。无论等多久，我都不会改变。＂

回到北京后，母亲立刻行动起来。

她通过各种关系打听解决户口问题的方法，甚至去找了几位在机关工作的老同学帮忙。

父亲也不甘示弱，四处奔走，寻求帮助。

他去找了工厂的老书记，恳请他帮忙想想办法。

老书记是个经历过长征的老干部，听了我的情况后，拍着父亲的肩膀说：＂老陈啊，你儿子的事我知道了。这年头，城里人、农村人，都是为国家做贡献的。我试试看能不能帮上忙。＂

就这样，父母和我一起，通过各种渠道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期间，我和王秀兰的通信更加频繁，我详细告诉她北京的进展，她则在信中表达着对未来的期待和对我的支持。

终于，在一九七四年秋天，一个好消息传来。

通过工厂领导的帮助，王秀兰可以以＂农村技术人才＂的名义调到北京，并解决户口问题。

条件是她需要参加一个为期三个月的培训，然后分配到相关单位工作。

得知这个消息，我和王秀兰都激动不已。

经过漫长的等待和努力，我们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我立刻给王秀兰写信，告诉她这个好消息，并详细说明了需要准备的手续和文件。

王秀兰很快回信表示，她会尽快准备好一切，等待组织的安排。

在信中，她写道：＂家明，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每天晚上都会看着北京的方向，想着有一天能和你一起走在北京的街头。现在，这个梦想终于要实现了。＂

一九七五年春天，王秀兰正式来到北京，开始了她的新生活。

她很快适应了城市的节奏，在培训中表现出色，最终被分配到一家印刷厂工作。

她勤奋好学，虚心请教，很快就掌握了工作技能，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认可。

我的父母也很喜欢这个朴实能干的农村姑娘。

母亲常说：＂秀兰比城里的姑娘还懂事，知道疼人，会过日子。＂

父亲则欣赏她的勤劳和坚韧：＂这丫头心眼实，做事麻利，是个好媳妇料子。＂

王秀兰也很快融入了我的家庭。

她帮母亲做家务，陪父亲下棋，教弟弟妹妹功课，很快就成了家里不可或缺的一员。

同年秋天，我和王秀兰举行了简单而温馨的婚礼。

婚礼上，双方父母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那一刻，我感到所有的等待和努力都是值得的。

婚后，我们在父母的帮助下，在工厂附近租了一间小屋，开始了新的生活。

小屋虽然简陋，但王秀兰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温馨舒适。

她还在阳台上种了几盆花，让我们的小家更加有生气。

王秀兰很快就适应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她不仅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还学会了做北京特色的菜肴，让我每天下班都能吃到可口的饭菜。

工作之余，我教她看书学习，帮她提高文化水平。

她学习很用功，常常看书到深夜。

有时候，我半夜醒来，发现她还在灯下苦读，心里既心疼又感动。

一年后，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生活更加充实和美满。

王秀兰是个好母亲，既严格又慈爱，把孩子教育得很好。

我的父母也常来帮忙带孩子，一家人其乐融融。

时光飞逝，转眼间，我和王秀兰来到北京已经十多年了。

这些年，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但彼此间的感情却越来越深厚。

王秀兰通过自己的努力，从一个普通工人成长为印刷厂的技术骨干，还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我也在机械厂一步步晋升，成为了车间主任。

我们的孩子健康成长，学习优秀，是老师和同学们心目中的好学生。

每年夏天，我们都会带着孩子回东北老家看望王秀兰的父母，让孩子了解农村生活，感受农村的淳朴和美好。

有时候，我们也会去龙泉生产队，看望那些曾经一起劳动的乡亲们。

每当这时，我都会感到一种特殊的亲切和怀念。

那片土地，见证了我们的爱情，也塑造了我们的性格。

回首这段经历，我常常想起那个在东北农村度过的青春岁月。

那里的土地、那里的人民、那里的点点滴滴，都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中。

特别是那个勤劳善良的农村姑娘，她用她的坚韧和真诚，打动了我的心，也改变了我父母的看法。

如今，当我和王秀兰手牵着手走在北京的街头，看着这座城市的变化和发展，我们都感到无比自豪和幸福。

我们的爱情，跨越了城乡的界限，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我们的生活，虽然平凡普通，但充满了温暖和幸福。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我们彼此扶持，共同前行，见证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夜深了，窗外的月光洒在王秀兰熟睡的脸上，勾勒出她柔和的轮廓。

我轻轻抚摸着她的手，那双曾经在田间地头劳作的手，如今依然粗糙而温暖。

在这寂静的夜晚，我不禁思考：人生的真谛，是否就在于找到那个愿意与你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人，然后携手走过风风雨雨，共同见证岁月的变迁与生命的奇迹？

来源：那一刻的思绪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