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第一次见到二叔，是在奶奶的葬礼上。那时我十三岁，满脑子都是城里新开的游戏厅，对这个站在灵堂角落的瘦高男人没什么印象。只记得他左手捏着一顶破旧的鸭舌帽，眼睛像是被风沙磨过似的，红得发亮。

我第一次见到二叔，是在奶奶的葬礼上。那时我十三岁，满脑子都是城里新开的游戏厅，对这个站在灵堂角落的瘦高男人没什么印象。只记得他左手捏着一顶破旧的鸭舌帽，眼睛像是被风沙磨过似的，红得发亮。

爸说那是他亲弟弟，在镇上木材厂上班，娶了隔壁马家坳的女儿，住在河对岸的桃花湾。后来我上了初中，暑假偶尔会跟着表哥去他家摘桃子。叔叔家院子不大，却种了两棵水蜜桃，每到七月，总是红彤彤一片，招来一群麻雀。

婶婶那时还在。她个子矮，说话轻，总是穿一条褪了色的蓝布裙。见了我们来，就笑，露出一口不太整齐的牙。她会从厨房里端出刚蒸好的红薯，热得烫手，却甜得发腻。

“你二叔上山去了，晚上才回来。”婶婶说这话时，目光总是飘向窗外那条山路，仿佛下一秒二叔就会提着柴刀出现在山顶。

村里人说婶婶命不好，嫁给二叔五年，肚子一直没动静。后来听说她去县里看了医生，回来后整个人就萎了，像霜打的茄子。二叔却从没嫌弃过她，反而更勤快了，一年到头在木材厂加班，赚的钱都给婶婶买补品。

婶婶去世那年我上高二，正备战期末考试。爸半夜接了个电话，第二天天不亮就骑摩托带我回了村。到二叔家时，院子里已经搭起了白色帐篷，邻居们正帮着摆放桌椅。二叔坐在堂屋角落，手里捏着那顶鸭舌帽，目光呆滞地望着婶婶的遗照。

那是个雨天，潮湿的空气里飘着一股泥土和野草的腥味。我帮着摆碗筷，听见厨房里几个婶子压低声音的闲话。

“听说是上吊的。” “嗨，命苦啊。” “谁知道呢，没生下娃，这心里…” “听说前两天她去河对岸找算命的……”

话没说完，被端菜进来的二婶打断：“少说两句吧，死者为大。”

葬礼结束后，二叔像是老了十岁。他辞了木材厂的工作，整日在自家地里忙活，很少出门。村里人提起他，总是摇头叹气：“可惜了，正当年纪的男人，守了寡，这日子怎么过啊。”

随着时间推移，关于婶婶的死因，村里的传言却越来越多。有人说她是得了重病，不想拖累二叔才自尽的；有人说她是因为不孕自卑，看不得别人家的孩子长大；还有人说，她临死前曾写过一封信，信里的内容只有二叔一个人知道。

我上了大学，很少回村。偶尔听爸说起二叔，无非是”还那样”“不找对象”“种些瓜果自己过”。直到有次清明回家，我才重新见到二叔。

那天我和爸去上坟，走到村口那条小河时，远远看见二叔站在河边，手里提着一个老旧的木桶。他身影消瘦，在春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单薄，像一尊被岁月风干的雕塑。

“二叔！”我喊了一声。

他转过头，目光有些恍惚，过了一会儿才认出我来：“啊，是小旭啊，长这么高了。”

我走近一看，木桶里装着几条鲫鱼，还有半桶河水。二叔见我盯着鱼看，笑了笑：“刚钓的，中午给你爸炖鱼汤喝。”

回爸家的路上，爸告诉我，二叔这些年每天都要去河边钓鱼，风雨无阻。冬天水结了冰，他就凿个洞，坐在那一钓就是半天。村里人都说他魔怔了。

“我看他就是想不开。”爸叹了口气，“婶子走了，他也跟着掉了魂似的。”

那次回村后，我工作忙，又是三年没回去。爸偶尔会在电话里提起村里的事，说何家老三在城里开了间小超市，张家小子考上了研究生，李婶子家盖了新房…却很少提起二叔。

直到去年夏天，爸突然打电话来，说县里要在村边修一座桥，开了个表彰会，特意为二叔颁了奖。

“啥奖啊？”我纳闷。

“就是，那个，模范村民什么的。”爸吞吞吐吐，“你放假了回来看看吧，事情挺复杂的。”

八月初，我回了村。村口那条河边已经架起了钢筋混凝土的桥墩，几个工人正在忙碌。远处，二叔家的院子里挂着几面大红灯笼，显得格外喜庆。

刚进院门，我就愣住了。院子里摆了几张大圆桌，桌上铺着红布，二叔穿着件深蓝色的新衬衫，正在和几个陌生人说话。看见我，他眼睛一亮，三步并作两步迎上来。

“小旭啊，可算回来了！”二叔搓着手，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

我注意到，那个总是提在手里的鸭舌帽，如今整齐地挂在墙上的钉子上，像是一件展示品。

“二叔，听爸说县里来人表彰你了？”

二叔挠挠头，有些不好意思：“哎呀，没啥，就是胡弄的。你快坐，马上开饭了。”

这时，一个穿西装的中年人走过来，双手递给二叔一个红色证书，二叔接过来，小心翼翼地放在客厅里的八仙桌上。

饭桌上，我终于听村里人说起了前因后果。

原来，二十年前，婶婶不是自杀的，而是意外落水淹死的。那年雨季，河水暴涨，冲断了通往对岸的木桥。婶婶着急去医院拿药，强行蹚水过河，不料被急流冲走。二叔找到她的时候，人已经没了气息。

从那以后，二叔就在心里种下了一个念头：要给河两岸修一座结实的水泥桥。

但是，修桥需要钱，而且不是小数目。二叔没文化，不懂怎么申请资金，就想着自己攒钱。他每天早出晚归，从木材厂下班后还去砖窑打零工，钱存在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里。

几年下来，钱是攒了些，但离修桥的目标还差得远。这时候他想到了个法子——在河边种树。

二叔开始在河两岸栽种杨树。一开始村里人不明白他的用意，直到有天他告诉邻居老李：“杨树长得快，十年后可以卖了做木材，钱攒够了就能修桥了。”

就这样，年复一年，河边的杨树林越来越密，二叔每天都要去浇水、施肥、看护。风雨天气，他还常在河边钓鱼，一方面是打发时间，一方面是留意河水的涨落，记录每年的洪水位置，在心里计算着未来桥的高度。

时光流逝，二叔栽的第一批杨树终于长成了。他请来木材商估价，可对方看了地形后直摇头：“这个地方运输不便，砍了也赚不了多少。”

二叔不甘心，又找了家大点的木材公司。恰巧这家公司的老板姓张，祖上就是本村人，听说二叔种树是为了修桥，竟然主动提出帮忙。

张老板不但高价收了二叔的树，还帮他联系了县里的交通部门。县交通局派人来勘察后，发现这里确实需要一座桥，而且二叔多年收集的水文数据非常有价值。最后，县里决定拨款修桥，并吸纳了二叔的不少建议。

“你二叔从没跟村里人说过他这二十年是为了修桥。”坐在我旁边的李叔端起酒杯，“大伙都以为他是想不开，天天钓鱼守寡，没想到人家脑子里装的全是为乡亲们办实事。”

席间，县里来的干部站起来敬酒：“王二，你这二十年的坚持，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这桥修好后，咱就给它取个名，就叫’念桥’，纪念你和你媳妇，也让乡亲们记住这份情谊。”

二叔低着头，脸涨得通红，嘴里嘟囔着：“不用，不用，太麻烦了…”

饭后，我跟着二叔去河边看了工地。夕阳下，半成品的桥墩已经初具规模。二叔站在岸边，望着对岸，眼神平静而坚定。

“二叔，这些年，您心里苦吧？”我忍不住问。

他摇摇头，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泛黄的照片递给我。照片上是年轻时的婶婶，站在一座小木桥上，笑得甜美。

“你婶子临走那天，跟我说想去县医院检查身体，没想到……”二叔的声音有些哽咽，“我后来才知道，她去医院不是看病，是查出怀孕了，想给我个惊喜。”

我愣住了，不知道该说什么。

“所以啊，”二叔望着远处正在落日余晖中的工地，“这桥不仅是给村里人修的，也是给她和没能来到世上的孩子修的。二十年，我天天在河边，就像能看到她还站在对岸等我似的。”

风吹过河面，掀起一阵阵细小的波纹。二叔拍了拍我的肩膀：“人这辈子啊，总要留下点什么。我没文化，修不了高楼大厦，但能用自己的双手，为乡亲们修座桥，也算没白活这一遭。”

我看着二叔饱经风霜的脸，心里泛起一阵酸楚。原来，这些年村里的传言都错了。人们只看到他日复一日地钓鱼、种树，却不明白这背后的意义；只看到他固执地守着一段往事，却不知道他心里装着整个村子的未来。

如今，当县里的人带着表彰和荣誉而来，当乡亲们终于明白这二十年的真相，二叔反而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仿佛不习惯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离开前，我问二叔：“桥修好后，您有什么打算？”

他想了想，眼睛望向院子里那两棵依然结满水蜜桃的树：“马上就要收桃子了，今年长得特别好，酸甜酸甜的，你婶子最爱吃……”说到这里，他突然停下来，看了看我，不好意思地笑了，“哎，老了老了，说话都跑题。桥修好后啊，我打算去县里看看，听说那边新建了个养老院，环境挺好的。”

夜深了，村里渐渐安静下来。我躺在二叔家的客房里，听着窗外偶尔传来的蛙鸣。想起白天在饭桌上听到的那些往事，又想起二叔眼角的皱纹和他递给我的那张泛黄照片，心里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动。

第二天一早，我被窗外的喧闹声惊醒。推开门，发现院子里已经站满了人，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什么。二叔站在人群中央，手里拿着一张纸，脸上的表情既惊讶又激动。

原来，昨晚县里开会决定，除了拨款修桥外，还要把二叔的事迹编入”乡村振兴道德模范”教材，并号召全县人向他学习。更让人意外的是，市里一家报社得知这个故事后，决定为二叔圆梦——帮他出版一本《念桥日记》，记录他这二十年来在河边的所见所想。

“二叔，您有写日记啊？”我好奇地问。

二叔不好意思地点点头：“写了一点，就记些水位啊，天气啊，树长高了多少，什么时候开花结果，都是些没用的东西……”

李叔在旁边笑道：“可别小看了，咱王二这日记可不一般。前几天县里的专家来看了，说这是很有价值的生态观察记录，二十年不间断啊！”

人群中，有人大声问道：“王二，你那日记本在哪儿？拿出来让大家开开眼呗！”

二叔摆摆手：“别看了，字写得难看，都是胡乱记的。”

晚上，二叔终于向我展示了他的”日记”——一个旧书包里，塞满了大大小小的本子，最早的已经发黄卷边，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每一天的水位、天气、植物生长情况，甚至路过的鸟类和鱼种。翻到最后几页，我发现每篇日记的结尾，都有一句话：“今天桥又近了一点。”

看着二叔小心翼翼地整理这些日记本，我突然明白，为什么村里的传言会出现，又为什么会一直持续二十年。人们看到的只是表象——一个守寡的中年人，日复一日地在河边徘徊；而没有人真正走近他，了解他内心的执着与梦想。

再过三个月，那座桥就会完工。到时候，二叔二十年的等待将画上句点，而村里关于婶婶去世的传闻，也将被一个更加动人的真相取代。

临走那天，我站在村口，远远望见二叔又拿着那个破旧的木桶去了河边。阳光下，他的背影不再显得孤单，因为河对岸，一座崭新的桥正在一天天成形，就像一个迟来的承诺，终于要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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