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5年9月27日，当香港报纸刊登新中国十大元帅授衔照片时，寓居浅水湾的张发奎摔碎茶杯：“当年若带第二方面军上井冈山，今日授勋台上我当居首位”！

1955年9月27日，当香港报纸刊登新中国十大元帅授衔照片时，寓居浅水湾的张发奎摔碎茶杯：“当年若带第二方面军上井冈山，今日授勋台上我当居首位”！

这番狂言背后，藏着怎样惊心动魄的历史伏笔？

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南昌江西大旅社的灯光彻夜未灭。

时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张发奎手握两份急电：汪精卫“清共令”要求立即逮捕叶挺、贺龙；叶剑英密报“共产党即将起义”。

据《张发奎日记》记载，他最终选择“装病避走九江”，这个决定彻底改写其人生轨迹。

历史在此刻给出残酷对比：张发奎当时统领3个军4.5万人，而南昌起义部队仅2.3万。

若他响应起义，其地位将直接超越起义领导人贺龙（时任军长）、刘伯承（参谋长）。

台湾“国史馆”2007年解密的《汪兆铭电令集》显示，汪精卫早已密令“若向华（张发奎）异动，可动用粤军第四师剿灭”。

1946年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亲自到张发奎寓所密谈5小时。

根据美国驻华武官巴雷特回忆录记载，周恩来承诺“若将军起义，未来国防部长非君莫属”。

但张发奎开出条件“保留二十万粤军建制”，触及中共建军原则底线。

对比同期叶剑英的抉择：这位张发奎昔日参谋长，在1927年广州起义后彻底转向红色阵营。

1955年授衔时，叶剑英统管全军训练的正兵团级职级，恰与张发奎抗战时期的战区司令职务形成镜像——两人相似的起点，因政治抉择走向不同终点。

1948年5月，手握12万粤军的张发奎，本可左右李宗仁、孙科间的副总统之争。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5月12日密电中写道：“张将军要价广东省主席兼绥靖主任，否则将动用铁卫队封锁珠江”。

但蒋介石宁愿让毫无根基的孙科上位，也不愿粤系坐大。

这种派系倾轧的恶果在1949年显现：当白崇禧30万桂军退守广西时，张发奎拒绝开放西江航道，导致桂系主力被四野全歼。

香港《工商日报》当时评论：“粤桂相争，共军得利，实为党国末世缩影”。

近年大陆军史界掀起激烈争论：若张发奎1927年选择起义，真能位列十大元帅之首？

反对派以陈毅为例，这位南昌起义时仅为团政治指导员，因坚持南方游击战最终位列第六。

支持派则举程潜为例，这位国民党元老若能早日起义，按资历当居元帅前列。

从北伐先锋到愚公遗老，张发奎的人生轨迹折射着20世纪中国军人的集体困境。

当我们翻开台北“中研院”珍藏的《张发奎口述历史》，其中那句“政治站队比军事才能重要百倍”的感慨，或许正是对十大元帅榜单最犀利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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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初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