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元 317 年，西晋宗室司马睿在江南地区重建晋朝，定都建康，史称东晋 。司马睿能够成功建立东晋，离不开琅琊王氏的支持。其中，王导主掌政务，王敦掌握军事力量，时人称 “王与马，共天下”。
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八王之乱使得西晋王朝元气大伤 ，随后少数民族趁机入侵，北方陷入一片混乱，西晋最终在公元 316 年灭亡。
公元 317 年，西晋宗室司马睿在江南地区重建晋朝，定都建康，史称东晋 。司马睿能够成功建立东晋，离不开琅琊王氏的支持。其中，王导主掌政务，王敦掌握军事力量，时人称 “王与马，共天下”。
司马睿是晋宣帝司马懿的曾孙，琅琊恭王司马觐之子，他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宗室子弟，在西晋末年的乱世中，并没有太大的政治影响力。而琅琊王氏则是当时的名门望族，家族中人才辈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王导和司马睿是同乡，两人自幼相识，关系密切。在西晋末年的战乱中，王导看出了司马睿的潜力，决定辅佐他建立新的政权。于是，王导积极劝说司马睿南渡江东，在江南地区建立根据地。
为了帮助司马睿在江东站稳脚跟，王导可谓是煞费苦心。当时，江东地区的世家大族对司马睿这个外来者并不认可，认为他没有足够的威望和实力来统治江东。为了改变这种局面，王导策划了一场盛大的出行仪式。在一次上巳节，司马睿乘坐华丽的肩舆，在威严的仪仗队护送下出行，王导和王敦等北方名士骑马在旁陪侍。这一场面十分壮观，吸引了众多江东士人的目光。江东名士纪瞻、顾荣等人看到司马睿如此有气势，大为惊惧，纷纷在路边参拜。这场出行仪式让司马睿在江东地区树立了威望，也让江东士人看到了司马睿背后琅琊王氏的支持。此后，王导又亲自拜访顾荣、贺循等江东名士，邀请他们出山辅佐司马睿。在王导的努力下，江东士人逐渐接受了司马睿，司马睿也在江东地区站稳了脚跟。
东晋建立后，司马睿任命王导为丞相，执掌朝政大权，王敦则担任大将军，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掌控长江中上游的军事力量。琅琊王氏的子弟门生也纷纷在朝廷中担任要职，形成了 “王与马，共天下” 的政治局面 。在这种局面下，东晋初期的政治相对稳定，经济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王导推行了一系列政策，加强了东晋政权与江东世家大族的合作，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同时，王敦则凭借其军事才能，多次平定内乱，抵御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为东晋政权的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
随着时间的推移，琅琊王氏的势力日益壮大，王敦的野心也开始逐渐膨胀 。他不再满足于仅仅掌控军事大权，而是对朝廷的最高权力产生了觊觎之心。王敦在长江中上游地区拥兵自重，私自任免官员，将该地区变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他的行为引起了晋元帝司马睿的强烈不满和警惕 。
司马睿虽然是东晋的开国皇帝，但在 “王与马，共天下” 的政治格局下，他的权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为了削弱琅琊王氏的势力，加强皇权，司马睿开始重用刘隗、刁协等其他氏族大臣，试图打破王氏家族对朝政的垄断。刘隗和刁协在司马睿的支持下，推行了一系列排抑豪强、打压门阀士族的政策，史称 “刻碎之政”。这些政策严重损害了琅琊王氏的利益，也引起了其他门阀士族的不满 。
王敦对司马睿的这些举措极为愤慨，他认为自己为东晋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却受到了皇帝的猜忌和打压，心中的怨恨日益加深。晋元帝太兴三年（公元 320 年），湘州刺史甘卓调任梁州，王敦想要让自己的亲信陈颁接任湘州刺史。刘隗认为王敦手中权力过盛，担忧日后难以制约，建议司马睿派遣心腹镇守地方。于是司马睿任命谯王司马承出任湘州刺史。太兴四年（公元 321 年），司马睿又在刁协的建议下，下诏赦免由流民沦为佃客者，征调这些人服兵役。随后，司马睿又派遣戴渊出镇合肥，刘隗出镇淮阴，名义上是讨伐胡人，实则是防备王敦 。
王敦觉得自己受到了司马睿的步步紧逼，心中的谋逆之心愈发强烈。此时，梁州刺史周访、豫州刺史祖逖相继病逝，王敦认为在军事上再也无人能够威胁到自己，于是更加肆无忌惮，开始积极筹备叛乱，意图推翻司马睿的统治，自己掌控东晋政权。
太宁元年（公元 323 年），晋元帝司马睿在忧愤中病逝，太子司马绍继位，即晋明帝 。晋明帝自幼聪慧，有着远大的抱负和政治智慧，他深知王敦对东晋政权的威胁，决心采取措施予以反击。
晋明帝首先想到的是加强朝廷的军事力量。然而，此时的东晋朝廷面临着严重的兵源短缺问题。扬州近郡的农民难以征发，而尚在道路转徙的流民，生计未立，无籍可稽，也难以成为征发对象。在这种情况下，晋明帝把目光投向了已经庇托于大姓、定居营生的流民 。他下诏赦免由流民沦为佃客者，征调这些人服兵役，以充实军队力量。同时，晋明帝还积极招募和训练士兵，加强军事装备的制造和储备，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
除了扩充军队，晋明帝还注重情报的收集和分析。他深知了解王敦的动向和意图对于制定战略至关重要。为了获取准确的情报，晋明帝亲自深入王敦军营内部探其虚实。一天晚上，他换上百姓的衣服，骑上一匹骏马，独自来到王敦的驻地湖阳。他悄无声息地把王敦严密防御的军营察看了一遍，心中对王敦的兵力部署、军事装备等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 。然而，晋明帝的行动还是引起了王敦士兵的注意。有个士兵见他虽衣衫褴褛，但骑的马却是良种，又见其身躯伟岸，行动诡秘，绝非一般的百姓，于是把这件事报告给了王敦。王敦听后大吃一惊，怀疑是晋明帝前来侦察，急忙命令 20 个士兵去追。
晋明帝在返回的路上，遇见一个卖甘蔗的老太婆。他担心被王敦的骑兵追上，便跳下马来，对老人说：“大娘，我是一个商人，因得罪了王敦那些人，所以他派骑兵来杀我。如果一会有骑兵来到，您就把这根鞭子拿给他们看，说我已走远了。” 说完，他把七宝鞭递给老太婆，然后骑马疾驰而去。不一会儿，骑兵追了上来，问老太婆是否看到一个农民骑着一匹高头大马经过。老太婆按照晋明帝的吩咐，说那人早已走远，已经有十几里的距离了，并把七宝鞭递给骑兵们看。骑兵们看到如此珍贵的七宝鞭，纷纷下马欣赏玩弄，结果耽误了很长时间，晋明帝也因此成功逃脱 。
晋明帝还巧妙地利用温峤，成功打入王敦内部。温峤是东晋的名士，他机智聪慧，善于言辞。王敦对温峤十分赏识，将其视为亲信。晋明帝与温峤暗中联络，让他在王敦身边充当内应，及时传递王敦的情报。温峤为了取得王敦的信任，故意在王敦面前表现得十分忠诚，积极参与王敦的谋划。他还巧妙地利用王敦与钱凤之间的矛盾，成功离间了他们的关系 。
在与王敦的博弈中，晋明帝还积极寻求外部势力的支持。他任命郗鉴为兖州刺史，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镇守合肥 。郗鉴出身高平郗氏，是当时的流民帅。他率领的流民武装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且对东晋朝廷忠心耿耿。郗鉴到达合肥后，积极组织和训练流民武装，使其成为东晋朝廷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同时，郗鉴还与其他流民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共同对抗王敦 。
太宁二年（公元 324 年），王敦病重，晋明帝觉得时机已到，决定发动总攻，彻底平定王敦之乱 。他深知此次行动的艰巨性，王敦经营多年，势力庞大，麾下兵强马壮，且有诸多心腹党羽遍布各地。但晋明帝毫不畏惧，他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出色的领导才能，精心制定了战略计划。
为了瓦解王敦的势力，晋明帝与司徒王导商议后，对外宣称王敦已经病死 。王导还带领王氏宗族百余口人，为 “死去” 的王敦举办了一场隆重的追悼会。这一消息传开后，官兵们士气大振，他们原本对王敦心怀畏惧，但得知王敦已死，顿时信心倍增，都渴望在战场上奋勇杀敌，为国家立下战功。而王敦的军队则陷入了混乱和恐慌之中，士兵们人心惶惶，战斗力大幅下降。
晋明帝亲自率军出征，任命郗鉴为都督行扬州刺史事，负责统领扬州地区的军事事务，以稳定后方局势；任命温峤为中垒将军，与右将军卞敦一起守卫石头城，抵御王敦军队的进攻；任命应詹为护军将军，都督前锋及朱雀桥南诸军事，负责指挥前锋部队和防守朱雀桥南的阵地；任命庾亮为左卫将军，负责保卫皇宫的安全；任命尚书令卞壶行中军将军，负责统领中军，作为总预备队，随时支援各个战场 。这些将领们各负其责，紧密配合，形成了一个严密的防御体系。
王敦得知晋明帝宣布他已死亡的消息后，暴跳如雷 。他不顾自己病重的身体，决定孤注一掷，以诛杀温峤等奸臣为名，再次举兵。由于王敦病势沉重，无法亲自领兵，便任命兄长王含为元帅，与钱凤、周抚等率领五万大军向建康进发 。同时，王敦暗示钱凤等在破城后杀死晋明帝，以实现他篡位的野心。沈充亦于吴兴起兵，率领军队直趋建康，与王含的军队会合。
王含、钱凤等军水陆并进，很快便攻至建康，屯于秦淮河南岸 。温峤移驻北岸，因宿卫兵力薄弱，而所征边军尚未抵达，为了阻止叛军渡河，他果断下令烧毁朱雀桥，与叛军隔河对峙 。王导试图劝降王含，他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给王含，信中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希望王含能够认清形势，悬崖勒马，停止叛乱。但王含不为所动，他认为自己兵强马壮，有足够的实力与晋明帝对抗，拒绝了王导的劝降。
不久，晋明帝亲自出屯南皇堂，他身披战甲，英姿飒爽，鼓舞着士兵们的士气 。他命将军段秀和中军司马曹浑等率数千甲卒，乘夜渡河袭击叛军 。在夜色的掩护下，晋军悄无声息地渡过了秦淮河，突然出现在叛军面前。叛军毫无防备，被打得措手不及 。段秀和曹浑身先士卒，带领士兵们奋勇杀敌，他们如猛虎下山般冲入敌阵，与叛军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 。在晋军的猛烈攻击下，叛军的阵脚大乱，纷纷向后逃窜 。晋军乘胜追击，在越城大败王含，斩杀其前锋将领何康 。
王敦闻败震怒，他本就病重，得知前方战败的消息后，病情更加严重 。但他仍不甘心失败，试图强撑病体亲赴前线督战 。然而，他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最终因病重乏力而未能成行 。王敦在重病之中愤恨交加，他知道自己的叛乱已经失败，心中充满了绝望和悔恨 。当日，王敦便死在姑孰军府，终年五十九岁 。他临终遗命，让王应先即位称帝再为自己操办丧事 。但王应却秘不发丧，只用草席包裹王敦尸身，外涂白蜡后埋于军府厅堂之中，而后便和诸葛瑶等纵酒行乐 。
与此同时，沈充亦进至建康城外，与王含等部会合 。而刘遐、苏峻等部边军随后也都相继赶到建康 。沈充、钱凤等认为边军远来疲惫，“未堪攻战”，遂领兵渡过秦淮河，想趁虚击溃边军 。他们虽一度攻至宣阳门外，但最终还是被边军打退 。边军在刘遐、苏峻的带领下，士气高昂，他们奋勇抵抗，多次击退叛军的进攻 。在激烈的战斗中，刘遐表现得极为英勇，他手持长枪，冲入敌阵，如入无人之境，叛军纷纷避让 。苏峻也毫不示弱，他带领士兵们坚守阵地，与叛军展开了殊死搏斗 。经过一番激战，沈充、钱凤等军大败，死伤惨重 。他们见大势已去，只得率领残军狼狈逃窜 。
晋明帝乘胜追击，他指挥着晋军对叛军进行了全面围剿 。在晋军的强大攻势下，王敦的党羽纷纷投降或被斩杀 。钱凤在逃跑途中被部下所杀，王含、王应父子逃到荆州后，也被荆州刺史王舒沉入江中溺死 。沈充在逃窜过程中迷失了方向，误入自己的旧将吴儒家中 。吴儒为了邀功请赏，将沈充杀死 。至此，王敦之乱被彻底平定 。
324 年平定王敦之乱，对东晋政权而言意义重大，犹如一场及时雨，让这个新生的政权得以摆脱危机，重归稳定。在这之前，王敦凭借手中的军事大权，肆意妄为，严重威胁到东晋的统治秩序。而王敦之乱的平定，彻底清除了这一威胁，使得东晋政权得以延续，避免了一场可能的政治颠覆。
这场胜利对东晋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之前，琅琊王氏一家独大，“王与马，共天下”，皇帝的权力受到极大的限制。王敦之乱被平定后，琅琊王氏的势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其在东晋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大幅下降。这使得东晋朝廷的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皇帝的权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加强，中央集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
王敦之乱的平定也为东晋的政治生态带来了新的变化。它打破了原有的政治平衡，为其他势力的崛起提供了机会。一些在平乱过程中立下战功的将领和士族，如郗鉴、温峤、庾亮等，在朝廷中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他们逐渐成为东晋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力量 。这些新势力的崛起，与东晋朝廷原有的势力相互制衡，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格局。在这种新的政治格局下，东晋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依然存在，但相对之前而言，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元化。
在经济方面，王敦之乱的平定为东晋经济的发展创造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战乱的平息使得百姓能够安心生产，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东晋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鼓励农业生产、发展商业贸易等，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在农业方面，江南地区的土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农作物产量不断提高；在手工业方面，纺织、陶瓷、造船等行业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在商业方面，建康等城市成为了重要的商业中心，与周边地区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 。
在文化方面，王敦之乱的平定也为东晋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社会的稳定使得文化艺术得以蓬勃发展，东晋时期的文学、书法、绘画等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代表的东晋书法家，他们的书法作品风格独特，对后世书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外，佛教、道教等宗教文化也在东晋时期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发展，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
王敦之乱的平定还对东晋的对外关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王敦之乱期间，东晋忙于应对内部的叛乱，无暇顾及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而王敦之乱平定后，东晋得以重新调整对外政策，加强了对北方的防御。东晋政府派遣将领镇守边境，加强军事力量，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 。同时，东晋也积极与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进行外交交流，通过联姻、贸易等方式，维持着相对和平的关系 。
来源：胖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