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出生在辽河边的一个小镇。那是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进这片黑土地，人们的衣兜里还揣着粮票和布票。我们家住在县城靠南的一排砖瓦平房里，青砖黛瓦，门口有一棵老槐树，粗壮的树干上布满了岁月的沧桑，夏天能撑起一片茂密的树荫。

＂你知道吗，她其实不是你亲小姨。＂父亲突然说出这句话时，我手中的搪瓷碗差点掉在地上，滚烫的稀饭险些泼了一身。

我出生在辽河边的一个小镇。那是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进这片黑土地，人们的衣兜里还揣着粮票和布票。我们家住在县城靠南的一排砖瓦平房里，青砖黛瓦，门口有一棵老槐树，粗壮的树干上布满了岁月的沧桑，夏天能撑起一片茂密的树荫。

我家条件不算好，父亲在县机械厂当钳工，每天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上下班，裤脚总是沾着机油；母亲在县供销社当售货员，整天跟各种票证打交道，晚上回来常常掰着手指头点算账目。家里最让我自豪的是有个小姨。小姨比我大十岁，从我记事起，她就跟我们一起生活。她长得很秀气，瓜子脸，大眼睛，笑起来眼角会弯成月牙。门前老槐树下，她给我讲故事的样子，像极了课本里描绘的仙女。

＂你姨这模样，挺有福气的。＂隔壁李大娘常这么说，＂从小被你妈带在身边，跟亲闺女似的。＂

小姨很疼我，每次发工资都会给我买奶糖，那种用蜡纸包着的大白兔奶糖，一毛钱三颗。有时她还会偷偷塞给我几毛钱，说：＂别告诉你妈，自己买冰棍吃。＂那时的冰棍才五分钱一根，是夏日里最大的享受。上小学时，她经常帮我检查作业，教我背课文。她的字写得特别好，像印刷体一样工整。母亲常拿我们比较：＂你妈就没你小姨写的好，人家初中毕业就能写一手好毛笔字。＂

我们家虽然不富裕，住着两间小平房，家具也没几件，但过得其乐融融。电视还是黑白的，每到《新闻联播》的时间，院子里的左邻右舍都挤到我们家来，彼此搬着小板凳，屋子里人挤人。每到周末，母亲会包饺子，面皮擀得薄薄的，透着光。小姨总是包得最快，一边包一边哼着歌，那是她从收音机里学来的《同桌的你》。父亲常笑着说：＂你小姨倒是挺有艺术细胞的。＂粮票不够的时候，母亲会掺着玉米面，饺子皮儿发黄，但馅料从不减量。

直到我十二岁那年，一切都变了。那是个炎热的夏天，院子里的老槐树下，知了整天＂知了，知了＂地叫个不停，吵得人心烦。小姨在县毛巾厂上班，一个月工资四十多块钱，却总舍得买一瓶＂奇异＂香波来洗头。那年厂里来了个从南方来的技术员，说是支援内地建设的。那人高高瘦瘦的，戴着眼镜，说话带着南方口音，在我们小镇上很是显眼。他穿着当时少见的的确良衬衫，口袋里别着钢笔，走路带风，惹得厂里不少姑娘偷看。

母亲知道后，脸色立刻变了，像结了一层霜。她把小姨叫到屋里，关上了木窗户，但隔着门我只听见断断续续的争吵声，像是压抑了很久的锅一下子沸腾了。

＂你不能跟他处对象！＂母亲的声音很严厉，像是在训斥犯了错的学生。

＂为什么不行？他人很好，有文化，工作也稳定。＂小姨反驳道，声音里带着委屈和倔强。

＂他是外地人，南腔北调的，将来肯定要回去的，到时候你怎么办？＂母亲的语气不容反驳。

＂那我跟他一起走啊！广东多好，发展快，工资高。＂小姨的声音里带着向往。

＂不行！你哪都不能去！你忘了咱们家的情况了？＂母亲的声音提高了八度，连院子里乘凉的邻居都听见了。

那天晚上，隔着薄薄的土墙，我听见小姨在被窝里偷偷哭泣的声音，像是压抑在喉咙里的低低抽泣。第二天早上她眼睛红肿，却拿湿毛巾敷了敷，假装若无其事地去上班了，临走前还给我塞了两颗水果糖。

接下来的日子，家里的气氛变得凝重，像是暴雨前的闷热。母亲的脸板得像块石头，眉毛拧成疙瘩；小姨也不再唱歌，每天低着头进进出出，像是一只受了惊的小鸟。父亲夹在中间，一声不吭地吃饭看报，有时抽着＂红塔山＂香烟，眯着眼睛看烟雾缓缓上升，仿佛那里有什么答案。

＂让她自己拿主意吧。＂有天晚上，我听见父亲小声劝母亲，＂现在是新时代了，不比咱们那会儿。＂

＂你懂什么？＂母亲的声音里透着倔强，＂她要是走了，我这心啊，就像被挖去一块。＂

半个月后的一天傍晚，我放学回家，远远地就看见院子里堆着小姨的行李。那个旧皮箱是她18岁生日时母亲送的，平时藏在床底下，这会儿露出了陈旧的棕色，箱扣已经锈迹斑斑。母亲坐在门槛上发呆，眼睛红红的，手里攥着一条白手绢，已经被泪水浸湿了一角。

＂小姨呢？＂我问道，心里已经知道了答案。

＂走了。＂母亲语气平淡，好像在说今天的白菜多少钱一斤，但声音里的颤抖出卖了她。

＂去哪了？＂我的声音也不自觉地低了下来。

＂跟那个南方人走了，去什么广东。＂母亲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去做饭了，你写作业去。今天炖了排骨，多吃点。＂

母亲的背影在夕阳下显得那么瘦小，微驼的肩膀像是扛着看不见的重担。那天晚上，透过土墙的缝隙，我听见母亲在房间里小声啜泣，像是被子里藏了一只受伤的小兽。父亲的声音低沉而温和：＂人各有命，由她去吧。当初不也是你自己选的路吗？＂

母亲带着哭腔说：＂我答应过爸的，要照顾好她。我对不起他老人家。＂

父亲叹了口气：＂人这一辈子，总有放不下的人和事。＂

小姨走后，我总是想起她。想起她坐在煤油灯下陪我做作业的样子，灯光映照在她秀气的脸庞上，投下细长的睫毛阴影；想起她偷偷塞给我零花钱时的笑容，眼角弯成了小月牙；想起她穿着花布裙子在院子里晾衣服的背影，细瘦的手腕上戴着一只红绳编的手链。有时候我在街上看见背影像小姨的人，心里就一阵恍惚，忍不住加快脚步追上去，却总是失望而归。

时间像从指缝中流走的沙子，怎么也抓不住。爸爸的自行车旧了，换成了长城牌二八大杠；妈妈原来的白衬衫旧了，换成了一件蓝底碎花衬衫；我也从小学升到了初中。县城通了程控电话，但父母没舍得装，邻居家有了彩电，我们还在看黑白的。

一年后，小姨寄来了第一封信。信封是淡蓝色的，上面的邮戳来自广东，还带着一股南方特有的潮湿气息。母亲接过邮递员送来的信，在手里摩挲了很久，眼神复杂。最后她默默地拆开信封，看了很久，然后小心翼翼地放进柜子的抽屉里，上锁，钥匙挂在贴身的内衣带上，什么也没说。

＂小姨在信里说什么了？＂我忍不住问。

＂说她很好，工厂里发展不错。＂母亲的回答很简短，眼神却飘向远方，＂你写作业去，别管大人的事。＂

又过了几个月，小姨又寄来了一个包裹，是用牛皮纸包着的，结实厚重。拆开后，里面是一件大红色的毛衣和一盒南方特产的糕点，看上去精致漂亮，还有一封信。母亲把毛衣给了我，虽然大了些，但质地柔软，比县城供销社里卖的好多了。糕点分给了全家和邻居，蜜饯一样甜腻，大家都赞不绝口。唯独那封信，母亲又锁进了抽屉，仍然没有回信。

那年冬天特别冷，北风呼啸，窗户上结了厚厚的冰花。夜里睡觉，即使盖着厚棉被，脚还是冰凉的。母亲把小姨寄来的毛衣拆了一部分线，给我织了一双厚袜子。穿在脚上，暖和极了。

＂你小姨惦记着你呢。＂母亲一边织一边说，眼睛里闪着光，＂长大了可别忘了她。＂

＂我不会忘的。＂我低声说。那双红袜子我一直穿到春天，即使线头起毛了也舍不得扔。

春节前，小姨又寄来一封贺年卡，彩色印刷的，上面是广东著名的白云山。卡片上写着几行字，字迹依然清秀工整：＂姐，新年好。我和他结婚了，过得不错。厂里发了奖金，给您和爸买了补品，快递寄回来了。外甥学习好不好？别太宠他。小姨想你们。＂

母亲看了贺年卡，嘴唇紧抿，眼里有泪光闪动，最终没掉下来。她把卡片夹在了自己的枕头下面，每晚睡前都要拿出来看一看。

＂你妈这人，倔得很。＂父亲有一次悄悄对我说，＂心里惦记着你小姨，嘴上却不说。＂

＂那为什么不回信呢？＂我不解地问。

＂有些事，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父亲摸摸我的头，＂人心比天高，面子比地厚啊。＂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上了初中，又上了高中。小姨的信和包裹仍然会定期寄来，但次数越来越少。母亲把所有的信都锁在抽屉里，从不让我看，但有时我能看见她偷偷拿出来读，眼神里是藏不住的思念。

1995年的冬天，我高三了，正埋头准备高考，日以继夜地做题，手上的冻疮裂开了都顾不上擦药。那天放学回家，远远地就看见院子里停着一辆出租车，旁边站着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心头猛地一跳，我加快了脚步。

是小姨。

岁月没有辜负她的美丽，却在她眼角留下了痕迹。她变了很多，不再是记忆中那个爱笑的姑娘。她的脸瘦了，眼角有了细纹，眼睛里的光彩却依然如故，像是冬日里的一抹暖阳。她怀里抱着个一两岁的小男孩，穿着鲜亮的红色小棉袄，白净的小脸蛋冻得通红，像个瓷娃娃。

看见我，小姨怔了一下，然后笑了：＂大外甥，都这么高了，比我都高了。＂她的普通话里还带着一点南方口音，软糯好听。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傻笑着点点头，心里却泛起一阵酸楚。这时母亲从屋里出来了，手里还拿着擀面杖，围裙上沾着面粉。看见小姨，她的动作僵住了，脸上的表情很复杂，像是惊喜，又像是委屈，还有一丝隐藏很深的怨恨。

＂回来了？＂母亲的声音有些发抖，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小姨怀里的孩子。

＂嗯，回来了。＂小姨的眼圈红了，声音也哽咽起来，＂姐，我回来了。＂

母亲上前一步，放下擀面杖，伸出微微颤抖的手，接过小姨怀里的孩子：＂这就是小峰吧？长得真像你，眼睛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小姨点点头，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一颗颗落了下来。她的嘴唇颤抖着，似乎想说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母亲抱着孩子，轻声说：＂进屋吧，外面冷。我烧了炕，暖和。＂

小姨回来的消息很快传遍了街坊。邻居们纷纷来看热闹，七嘴八舌地问着南方的情况。小姨说那边热，一年四季都像夏天，大冬天还能穿单衣；说那边的人爱吃甜的，连菜都要放糖；说那边发展得快，到处都在盖楼房，工资比北方高一大截。

＂那边的房子贵不贵？＂李大娘问道。

＂贵得很哪。＂小姨苦笑着摇摇头，＂一个月工资买不了一平米。＂

＂那你们住哪？＂又有人问。

＂厂里有宿舍，一间小屋，十几平米，我们一家三口挤一挤。＂小姨的声音低了下来。

母亲一直坐在一旁，默默地听着，时不时看一眼小姨，又看看在炕上爬来爬去的小峰。晚上，等客人都走了，炕上只剩下一家人，母亲才问出了那个压在心底的问题：＂他呢？＂

小姨低下头，长长的睫毛在脸上投下阴影：＂我们离婚了。＂

屋子里一片寂静，连墙角的老鼠都不敢出声了。

＂工厂倒闭了，赔了不少钱。他...他找了个广东本地的女人，说是为了户口方便。＂小姨的声音很平静，好像在说别人的事，但指尖却抓紧了衣角，＂我不想在那边待了，就带着孩子回来了。一直没敢给家里写信，怕你们担心。＂

母亲叹了口气，那一口气仿佛从心底最深处呼出来的。她什么也没说，只是起身去厨房热了一碗用老母鸡炖的汤，放了红枣和枸杞，端到小姨面前：＂喝点润润嗓子，你从小嗓子就不好。＂

小姨接过碗，突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泪水滴进汤里。母亲也哭了，她抱住小姨的肩膀，两个人像是要把这些年积攒的委屈和思念都哭出来。我和父亲默默退出了屋子，站在院子里抽烟。寒风中，父亲的烟头明明灭灭，像是夜空中孤独的星星。

＂你妈和你小姨，啧啧，这姐妹情深啊。＂父亲感叹道，＂你长大了，有些事可以告诉你了。＂

就是那时，父亲告诉了我那个尘封已久的秘密。

小姨在家住了下来。她说要找工作，但带着孩子很难找到合适的。母亲说：＂不着急，先在家带孩子，等他大点再说。人已经回来了，其他的慢慢来。＂

开始时，邻居们还会对小姨指指点点，背后议论她的婚姻。＂就说了，跟外地人结婚没好事＂，＂看吧，南方人靠不住＂，＂带个孩子回来，以后可怎么嫁人＂。这些话传到母亲耳朵里，她从不在意，反而处处护着小姨。

＂我妹妹再嫁怎么了？离婚的人多了去了。再说有我这个当姐姐的在，不愁她和孩子过不好。＂母亲对着说闲话的刘婶直接呛了回去，从此再没人敢在背后嚼舌根。

慢慢地，闲言碎语少了，生活回到了正轨。小姨的笑容多了起来，特别是看着小峰一天天长大，牙牙学语，蹒跚学步。母亲对小峰疼爱有加，像是对待自己的孙子一样，常常偷偷塞给他糖吃，害得他乳牙都有点蛀了。

＂你这么惯着他，以后可怎么得了。＂小姨假装生气地说。

＂我乐意。＂母亲理直气壮，＂你小时候比他还馋呢，吃坏了一个牙，还记得不？＂

小姨捂着嘴笑：＂记得，那时候疼得我直哭，是姐姐你背着我去医院的。＂

两人相视一笑，那默契的神情让我突然明白，亲情不需要血缘的维系，它来自于相濡以沫的日子，来自于患难与共的经历。

我高考那年，小姨的孩子小峰已经会跑会跳，整天像个小尾巴似的缠着我玩。他喜欢趴在我背上，让我驮着他满院子跑，一边跑一边咯咯地笑，小脸蛋红扑扑的，像个熟透的苹果。小姨找了份幼儿园老师的工作，工资不高，每月一百多块钱，但离家近，照顾孩子方便。她教孩子们唱歌跳舞，常常回来还哼着童谣，脸上有了当年的笑容。

高考结束后的一天晚上，父亲破天荒地买了两瓶啤酒，说是庆祝我高中毕业。喝了点酒，父亲的话就多了起来，脸涨得通红，说起了年轻时的事，说起了他和母亲如何相识，如何结婚。突然，他放下酒杯，正色对我说了那句话：＂你知道吗，她其实不是你亲小姨。＂

我愣住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小姨一直是我家的一分子，是我从小崇拜和依赖的亲人，怎么会不是亲的？

＂那年你小姨才出生五天，就被你外公送人了。＂父亲的声音低沉，带着酒气，＂那时候农村重男轻女，你外婆已经生了五个女儿，你外公想要个儿子传宗接代。你小姨是第六个女儿，一出生就被送给了乡下一户姓朱的人家。他们想要个闺女，就把刚出生的你小姨抱走了，连名字都没来得及取。＂

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只能呆呆地听着。

＂你母亲那时才十六岁，是家里最小的女儿。得知小妹妹被送人后，她哭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偷偷跑去朱家，把刚出生五天的妹妹抱了回来。＂父亲的眼里闪着光，像是在回忆什么美好的往事，＂你外公气得不行，说这孩子已经送人了，不能再要回来，会折寿的。还说朱家肯定会找上门来，到时候没法交代。你母亲就说，那我自己养她。她是我的妹妹，我来照顾她。＂

父亲叹了口气，继续说道：＂你外公拗不过你母亲，只好由着她。后来朱家果然找上门来，闹得不可开交。最后还是你外婆想了个办法，说两家平摊养，孩子姓朱，但可以经常回娘家住。就这样，你小姨在朱家和娘家之间长大，但她最亲的还是你母亲。十六岁那年，朱家要给她说亲，她一听就跑到你母亲这里来了，说什么也不回去。＂

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母亲当年那么反对小姨和南方人在一起。她怕小姨离开后，再也回不来了，就像当年险些被送走一样。

＂那小姨知道这些吗？＂我问道，心里有些沉重。

＂知道。她十二岁那年，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她是朱家的孩子，她就知道了。＂父亲摇摇头，眼里有一丝怜悯，＂你母亲怕她想不开，告诉她说，不管怎样，姐妹就是姐妹，血浓于水，一个娘肚子里爬出来的。从那以后，你小姨更加粘你妈了，哪也不愿意去。后来上班了，自己挣钱了，就更不愿意回朱家了。＂

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小姨那张秀气的脸，和她帮我擦眼泪时温柔的笑容。原来她也有这样的伤痛和挣扎。

第二天，趁母亲和小姨都不在家，我鼓起勇气，偷偷打开了母亲的抽屉。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一沓信，按日期排列得很仔细。小姨的笔迹工整清秀，一笔一划都透着认真。

＂姐，广东这边很热，但工厂里有电扇，还行。这边的水果特别多，有你没见过的荔枝和龙眼，甜得很...＂

＂姐，我和他定亲了，厂里的人都来贺喜，说我们是模范工人，还拍了照片。他对我很好，说要带我去看海...＂

＂姐，我怀孕了，有点害怕，但他很高兴，说要生个儿子。我好想你，要是你在该多好...＂

＂姐，小峰出生了，像我，但眼睛像他爸。我很想家，很想你，但他说再等等，等存够钱买房子了就带我回去看你们...＂

最新的几封信里，她提到丈夫变心，工厂倒闭，她独自带着孩子生活的艰辛。

＂姐，我想回来了。我好后悔当初没听你的话。孩子都会叫妈妈了，却还没见过姨姥姥。如果可以，我想回到从前，回到我们一起生活的日子...＂

看完这些信，我的眼眶湿了。原来小姨一直没有忘记家，忘记母亲。她的心一直牵挂着这个曾经给过她温暖的地方。

夏天的夜晚，我坐在院子里乘凉。老槐树下摆着几把竹椅，小姨在一旁给小峰扇扇子，用的是当年看露天电影时常备的蒲扇。小峰已经睡着了，小小的脸蛋在昏黄的路灯下显得格外安详。

母亲从厨房里出来，手里端着一盘切好的西瓜：＂吃点西瓜吧，解暑。刚从井里提上来的，冰镇的。＂

小姨接过一块，转头递给我一块，然后问母亲：＂姐，你还记得咱们小时候吃过的那种冰棍吗？一分钱一根的那种，用报纸包着的。＂

母亲笑了，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记得啊，那时候供销社门口卖，你总是吃得满嘴都是，还不让我给你擦。＂

＂那时候一分钱能买一根冰棍，两分钱能买一把糖葫芦，五分钱就能看一场露天电影。＂小姨轻声说，声音里带着怀念，＂现在想想，那时候虽然穷，但挺快乐的。＂

＂是啊，快乐。＂母亲点点头，看向远处，眼神悠远，＂日子总是要过的，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人这一辈子，能在一起的日子才最珍贵。＂

＂姐，对不起，我当初不该不听你的话。＂小姨突然说道，眼里含着泪。

母亲愣了一下，然后摇摇头：＂傻孩子，姐姐只是怕你受委屈。既然回来了，就好好的。有我在，没人敢欺负你和小峰。＂

小姨没再说话，只是默默地扇着扇子。蝉鸣声此起彼伏，夜风轻轻吹过槐树叶，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是大自然的摇篮曲。

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十六岁的母亲，顶着烈日，抱着刚出生五天的妹妹，穿过田间小路，穿过村庄集市，一步一步走回家的样子。那个小小的背影，在我心中慢慢变得高大而温暖，像极了旧时光里所有勇敢而执着的灵魂。

我高考成绩出来后，被省城的大学录取了。临走前的晚上，母亲给我收拾行李，细心地把衣服一件件叠好放进箱子里。她突然说：＂大学毕业后，如果有合适的工作，就留在省城吧。这小地方没什么发展，年轻人得往外走。＂

我答应着，心里却有些惊讶。以前母亲总说家乡好，山清水秀，人情浓厚，希望我将来回来工作。现在她却主动让我留在外地，这变化让我有些不解。

＂人嘛，总要往前走的。＂母亲继续说道，手里不停地收拾着，＂但无论走到哪里，记得家在哪就行。＂

＂妈，你放心，我不会像小姨那样...＂话说到一半，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母亲停下手中的动作，平静地看着我：＂你小姨没错。她只是选了自己的路，虽然走得艰难，但最终还是找到了回家的方向。人生不也是这样吗？绕再大的圈子，最后惦记的还是那个叫家的地方。＂

我点点头：＂我知道了，妈。＂

小姨走过来，递给我一个信封：＂这是姨给你的压岁钱，五百块，不多，但是姨的心意。到了省城好好吃饭，别省钱。学校食堂的饭菜不咸，你可以带点老干妈去。＂

我接过信封，厚厚的，心里暖暖的：＂谢谢小姨。＂

小姨摸摸我的头，笑着说：＂长这么高了，还像小时候一样傻乎乎的。＂

开学那天，全家人送我去车站。站台上，母亲拉着小姨的手，目送着我上车。小峰趴在小姨肩头，不停地喊着：＂哥哥，拜拜，给我带糖！＂火车缓缓启动时，我透过车窗，看见她们的身影渐渐变小。母亲和小姨，一个高一个矮，站在那里挥手，阳光洒在她们身上，仿佛镀上了一层金边。

多年后，当我有了自己的家庭，有了孩子，再回想起那个九十年代的夏天，那个充满槐花香气的院子，那盘冰镇西瓜，和母亲讲述的故事，我才真正明白，家人之间的爱，并不需要血缘的维系，它源于责任，源于坚守，源于一个十六岁少女毅然决然的选择。

而那个抱着妹妹走在回家路上的背影，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温暖且有力量，像是生命中最坚实的依靠。每当我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迷茫时，那个背影都会指引我找到回家的路。

来源：恣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