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柔远人”是思想内核，意思是要对地处偏远的人实施怀柔政策，强调文化感召与利益共享；“朝贡制度”则是形式上的外壳，通过礼仪化和经济化手段确立政治主从名分。
早在商周时，中国就探索出了一套充满东方智慧的“软实力”外交手段，用于管理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
这套制度有两个支撑点，就是“以柔远人”和“朝贡制度”。
“以柔远人”是思想内核，意思是要对地处偏远的人实施怀柔政策，强调文化感召与利益共享；“朝贡制度”则是形式上的外壳，通过礼仪化和经济化手段确立政治主从名分。
这就是羁縻（jī mí）制度。
《史记·司马相如传》把羁縻解释为：
“羁，马络头也；縻，牛缰也。”
这个解释很传神，形象地表达了羁縻制度的实质就是对边疆的少数民族政权实施笼络和控制。
虽然制度本身很温情，但“羁縻”这两个字太嚣张了，明摆着骂人，把别人比作牲口。
老祖宗们通过羁縻制度，在边疆地区打造了一个亲疏有别的防御圈：处于中心点的中原王朝为“天朝上国”，周边羁縻制度下的朝贡政权为“藩属”，再往外则是两不相干的“夷狄”，形成“中国—藩国—夷狄”的环状差序格局。
藩属国的“藩”字，有藩篱之意。有向天朝俯首称臣的藩属国做天然的防护长城，外围的夷狄要找人干架，也只能拿藩属国开刀。在藩属国支撑不住时，天朝派兵支援，进一步加深自己的宗主地位。
所以，羁縻制度又可以称为“以夷制夷”。
在外交场合上，没有哪一方是傻子，看起来对我方相当有利的羁縻制度，实施起来是有代价的。无论是朝贡、和亲、互市、册封等哪种羁縻形式，中原王朝都处于经济输血的地位。
羁縻制度本质上就是以经济手段换取政治臣服。
历史上不管多么伟大的君王，都喜欢万国来朝的排面。朝贡看起来很有面子，事实上藩属国送来的贡品如果值一千两银子，得到的厚赏可能有一万两。老祖宗这种薄来厚往的操作，在现代人看来就是花钱买排面，是个亏到姥姥家的馊主意。
但别忘了，我们给予别人的是财物，而别人用来交换的，则是主权。孰轻孰重？
老祖宗也许会做亏本的生意，但一件亏本的生意连着做几千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接受朝贡的藩属国要按期来朝，来使必须承认中国皇帝是宗主，要俯首下拜。如果周边藏着一个有野心的势力，它极大可能不会低头下拜。一个不向我们下拜，甚至想让咱们跪下的势力，一定是敌人。
朝贡体系的这个敌我识别功能是不是和防空雷达有一拼？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把羁縻制度与二战时的绥靖政策划等号。但后者和前者真不在一个档次，因为羁縻制度的后手很多。
《尚书·舜典》曰：“柔远能迩（ěr）”，意为以温和手段安抚远方族群，使其归附。
《论语》曰：“修文德以来之”，通过文化感召、经济优待而非军事征服，使其归附。
看，羁縻的目的最终都是为了“使其归附”。效果如何？以前很多对老祖宗拔刀的蛮夷，现在都是兄弟了。
这也侧面回答了为何儒家文化有如此强大的同化力。
那如果遇到吃了老祖宗的糖，又起贰心的怎么办？
羁縻制度还有杀手锏，剿抚并举。
剿，是通过军事手段打击和消灭敌对势力，以达到清除目标的目的；抚，则是通过政治手段，如招降纳叛、安抚人心，来达到平息纷争的效果。
羁縻制度起效的最重要保证，就是军事托底。但凡有藩属国不听招呼，只要能爬得动的宗主国，就算拄着拐棍也得发兵打服他。否则宗主国的威望何存？
隋炀帝三征高句丽，就是因为这个藩属国不服王朝号令，屡次在边境挑衅，才惹得他非得除之而后快。
隋朝军事实力强，对高句丽这种藩国的容忍度低很正常，实力强，脾气自然也大。
要说羁縻制度用得最顺手的，还得数唐朝。
举两个例子。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朝派王玄策为正使、蒋师仁为副使一行30人出使天竺（印度）。到达时，恰逢天竺权臣阿罗那顺篡位，这家伙派兵杀了王玄策的随从，只有王玄策和副使蒋师仁逃脱。
王玄策逃到吐蕃（西藏）后，以唐朝名义发布檄文，征召吐蕃军队1200人，泥婆罗（今尼泊尔）骑兵7000人。王玄策和副使蒋师仁就带着这些人灭了阿罗那顺的中天竺国，杀了对方一万多人，俘虏了国王阿罗那顺在内的一万两千多人，缴获牛马2万多头，还把这些俘虏和小礼品带回了长安。
这是什么逆天的神仙操作？但唐太宗只是因为这件功劳，封王玄策为朝散大夫。朝散大夫这个官职是从五品下，位于唐代文官第13级。唐代的牛人牛事太多，王玄策的灭国之功竟然只值这个价，叹服。
还说到羁縻制度上来，王玄策这两个败逃到吐蕃的唐朝使者，在无高层授权的情况下，两手空空在当地发布檄文，竟然能征召到一支上万人的军队，这就是唐朝羁縻制度成功的地方。
吐蕃当时是松赞干布主政，这个西藏历史上最牛的“千古一帝”，还是比较给李世民这个“天可汗”面子。
第二个例子。
位于陕西省咸阳市乾县的乾陵，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墓。在乾陵朱雀门外的东西两侧，有两组石人群像，西侧32尊，东侧29尊，共61尊石像。
这61尊石像背部都镌刻着姓名、职衔、族属以及属国国别等文字，表明他们是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蕃臣”。文字经过一千多年的风化，大部分都看不清了，只有七尊石像上的残存文字还依稀可见，从这些文字可知这些人是疏勒国王裴夷健密施、康国王泥涅师师、于阗王尉迟璥、波斯王卑路斯、朱俱半国王斯陀勒、石国王子石忽那、吐火罗王子特勒羯达健等。
也就是说，这些藩臣石像对应的真人，不是国王就是王子。
有这61尊藩臣像守在乾陵墓前，就可以看得出唐代的羁縻制度有多成功。毕竟这是陵墓，让这么多藩属国的国王和王子们扎堆来实名制守陵，这也是嚣张的没法看，这种事翻遍人类历史估计也就只有大唐才能干的这么理直气壮。
明朝前期也把糜羁制度玩的溜溜转。从朱元璋开始就在东北女真人的地盘设立了三万卫。朱棣更将羁縻卫所扩张至181处，形成了覆盖整个女真活动区域的治理网络。
明朝初期的主要军事任务是追杀元朝的残余势力，刚开始对女真的羁縻策略就是不让它和蒙古人联合起来对抗大明。
女真原本是蒙古人的奴隶，明朝将其解放出来，承认女真部落自治权，以朝贡贸易换取政治臣服。女真首领获封都督、指挥使等职衔，只需定期朝贡即可享受丰厚赏赐，其内部事务明朝概不干涉。
明朝对女真也是沿用薄来厚往的策略，用经济利益固化其政治从属地位。
永乐年间，女真年均朝贡29次，至宣德年间飙升至46次。每次朝贡使团动辄数百人，携带貂皮、人参等特产，明朝则以“赏赐”名义高价收购，并赐予丝绸、铁器等物资。建州女真首领董山一次朝贡即获赏“彩缎四表里、绢八匹”，这相当于普通农户数十年的收入。
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即便仅百余人的女真小部落也争相归附，东北边境维持了百年相对稳定。
但这种双边关系的稳定，也让明朝错过了在军力强盛时期彻底征服女真的机会。
前面说过，羁縻制度要有军事实力托底，一个孱弱的王朝永远也得不到周边夷狄的尊重。军事实力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国家尊严的最强保障。
1449年发生的土木堡之变，冒进的明英宗朱祁镇被瓦剌俘虏，明军50万精锐尽失。这场失败，严重损毁了“天朝上国”在藩邦和辽东女真边夷部落中的政治形象。
眼看着大哥栽了个满嘴泥，明朝诸多的藩属势力都开始蠢蠢欲动。
努尔哈赤的五世祖董山在这个时候跳的最高。女真原本和明朝相处的好好的，董山在土木堡之变后的第二年（1450年）就带人袭击开原、沈阳，并攻打抚顺城。
虎死威犹在。
明朝虽然军力下降了，但收拾个未统一的女真部落还是绰绰有余。女真当时不团结，各个部落人口都不多。董山只能叛降不定，来回横跳。在明廷要收拾他时，他就投降，在政策宽松时，就又固态萌发。
董山这种摇摆不定的赖皮性格，最为中原儒家士大夫阶层鄙夷。
成化三年（1467年）四月，董山来朝见皇帝明宪宗朱见深时，董山及其部属态度傲慢，屡有不恭举动，这激起了部分廷臣的不满和厌恶。
皇帝本来是要忍的，还赏赐了董山许多财物。待他走后，却听说就在董山来朝期间，女真人仍在东北前线袭扰边城。
于是朱见深就让人在半路上把董山扣留。董山这人还有点暴躁，用随身带着的小刀刺伤了办事人员。看他这个蛮横样子，明廷也不准备挽留他了，当年8月就把他明正典刑。
9月，明廷让靖虏将军赵辅率5万军队，联合藩属国朝鲜一起出兵，对建州女真实施军事打击。
网络上有人称这次打击叫“犁庭扫穴”。看这四个字，感觉很吓人，就是要灭族的架势。
经此战，建州女真的力量被严重削弱，一下子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但是，明朝这种只剿不抚的策略，背离了羁縻政策的初衷，制造了更多的仇恨。终明代一朝，对女真始终缺乏一个清晰的中央政策，只是模糊地使用“分而化之”、“打大扶小”策略，摒弃了“柔远能迩”，没能做好民族融合工作。
女真族虽被明朝摆布得四分五裂，但一直都保持着独立的种族意识。
等到了努尔哈赤时，李成梁赞赏他，扶持他，让他冲到最前面镇压不听话的女真人。他做的很好，在屠杀同族这个事上，从未手软过，至少在表面上对明朝忠心耿耿，指哪打哪。为此，朝廷封努尔哈赤为“龙虎将军”，这是女真人受封的最高官职。
李成梁失势后，努尔哈赤的力量已足够强大，渐有尾大不掉之势。此后十年，辽东换了八任总兵，不知不觉间，努尔哈赤就统一了女真各部，“疥癣之疾”终成“心腹大患”
以后的历史都很明了，佣兵百万的大明，被兵力只有10万的女真压着打，兵祸不断，民不聊生，而后在李闯农民军的冲击下仓惶地退出历史舞台。
从“羁縻控制”到“失控崩盘”，明朝的羁縻制度最终养出了最致命的敌人。
外交只是实力的补充，战场上拿不到的，在外交场上也别妄想拿到。
来源：漫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