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俄边界问题的讨论中，曾出现“拔都的金帐汗国与忽必烈的元朝以鄂毕河为界，沙俄继承金帐汗国、清朝继承元朝，故中俄应以鄂毕河为界”的说法。该观点看似以历史继承为逻辑支撑，实则忽视了历史事实的复杂性、古代政权边界的特殊性以及现代国际法的核心原则，存在多重认知偏差。
在中俄边界问题的讨论中，曾出现“拔都的金帐汗国与忽必烈的元朝以鄂毕河为界，沙俄继承金帐汗国、清朝继承元朝，故中俄应以鄂毕河为界”的说法。该观点看似以历史继承为逻辑支撑，实则忽视了历史事实的复杂性、古代政权边界的特殊性以及现代国际法的核心原则，存在多重认知偏差。下文将从历史事实考证、古代政权边界属性、历史继承逻辑谬误、国际法框架下的边界确立原则四个维度，系统剖析这一说法的不合理性。
一、历史事实考证：金帐汗国与元朝的实际边界并非鄂毕河
要判断“鄂毕河为界”说法的合理性，首先需厘清金帐汗国与元朝的真实疆域范围及边界划分，而史料与考古证据均表明，二者边界绝非以鄂毕河为界。
（一）金帐汗国的疆域范围
金帐汗国是蒙古帝国四大汗国之一，由成吉思汗长子术赤之子拔都于13世纪中叶建立，其核心统治区域位于东欧平原与中亚草原。根据《蒙古秘史》《史集》等一手史料记载，金帐汗国的疆域东界大致以额尔齐斯河中游为限，南抵里海、咸海，西至斡罗思（今俄罗斯欧洲部分），北达伏尔加河下游及乌拉尔山脉附近。从考古发现来看，金帐汗国在额尔齐斯河流域设有驿站与军事据点，如今哈萨克斯坦境内的阿亚古兹遗址，而鄂毕河中游及以北地区（今俄罗斯秋明州、新西伯利亚州一带）在当时属于西伯利亚北部的“不毛之地”，气候严寒、人口稀少，金帐汗国仅对该区域的部落（如萨莫耶德人）进行松散的贡赋征收，并未建立实际统治，更未将其纳入疆域边界。
（二）元朝的北疆疆域与岭北行省的管辖范围
元朝是忽必烈于1271年建立的中原王朝，其北疆核心统治区为岭北行省（治所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管辖范围包括今蒙古国全境、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贝加尔湖流域、叶尼塞河上游）及中国内蒙古北部。根据《元史·地理志》记载，岭北行省的北界“远及北海”，但“北海”并非具体的地理坐标，而是对北方极远之地的泛称，且元朝对“北海”附近区域的统治仅限于部落归附与贡赋征收，无行政机构、驻军或户籍管理。从实际控制来看，元朝在叶尼塞河中游设有“益兰州等处断事官”，管辖谦谦州（今俄罗斯图瓦共和国），这是元朝在北疆最北的常设行政机构；而鄂毕河以东的新西伯利亚、托木斯克等地，当时属于西伯利亚原住民（如奥斯加克人、沃古尔人）的游牧与渔猎区域，元朝从未在此设立统治机构，也未将其纳入辽阳行省或岭北行省的管辖范围——辽阳行省的北界仅至外兴安岭，与鄂毕河流域相距数千公里，二者并无行政关联。
（三）金帐汗国与元朝的实际边界：政治约定而非地理河流
金帐汗国与元朝虽同属蒙古帝国后裔建立的政权，但二者的边界并非以鄂毕河这类自然河流为界，而是基于蒙古帝国分裂后的政治约定与势力范围划分。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去世后，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爆发汗位之争，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等名义上支持阿里不哥，后虽与元朝恢复宗藩关系，但实际已成为独立政权。双方的边界大致以额尔齐斯河—阿尔泰山一线为界：元朝控制额尔齐斯河以东的阿尔泰山、准噶尔盆地及贝加尔湖流域，金帐汗国控制额尔齐斯河以西的中亚草原与东欧平原。这一边界是基于双方的军事势力与部落归附范围形成的“模糊地带边界”，而非明确的河流界限，且从未涉及鄂毕河——鄂毕河流域在当时是双方都未实际控制的“缓冲区域”，根本不存在“以鄂毕河为界”的历史事实。
二、古代政权边界的特殊性：与现代国家边界的本质区别
“中俄以鄂毕河为界”说法的核心误区之一，是将古代游牧政权与中原王朝的“疆域范围”等同于现代国家的“主权边界”，忽视了二者在性质、形态与功能上的本质差异。
（一）古代政权的“疆域”：以“势力范围”为核心，非固定领土
无论是蒙古帝国（包括金帐汗国、元朝），还是此前的匈奴、突厥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其“疆域”本质上是“势力范围”，而非现代国际法意义上的“固定领土”。古代游牧政权以“随水草而居”的生产方式为基础，其统治范围随军事势力、部落归附情况动态变化，无明确的地理界限——如匈奴的疆域“北抵贝加尔湖，南至长城”，但这仅是大致的势力范围，无界碑、条约等边界标识；元朝的“岭北行省北及北海”，也仅是对北方部落归附区域的泛称，无实际管辖的边界线。
现代国家边界则是基于主权平等、领土完整原则，通过条约明确划分的固定界限，具有排他性、确定性与合法性，需经双方国家承认并受国际法保护。将古代政权的“势力范围”等同于现代国家的“主权边界”，是对历史语境与现代国际法概念的混淆。
（二）鄂毕河流域在古代的“未开发性”：从未成为政权统治的核心区域
鄂毕河以北的秋明、新西伯利亚、托木斯克等地，在17世纪以前属于西伯利亚寒带地区，气候恶劣、人口稀疏（以渔猎部落为主），经济价值极低，从未成为任何中原王朝或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核心区域。无论是唐朝的安北都护府（北界至贝加尔湖）、元朝的岭北行省（北界至叶尼塞河中游），还是清朝前期的喀尔喀蒙古管辖范围（北界至贝加尔湖流域），其北疆统治均止步于西伯利亚南部，对鄂毕河流域仅存在间接的贡赋联系，而非直接的行政与军事统治。
直到17世纪中叶，沙俄才通过哥萨克探险队逐步征服西伯利亚，在鄂毕河流域建立据点（如1604年建立托木斯克城），并将其纳入版图。在此之前，鄂毕河流域从未被任何中国古代政权（包括元朝）或金帐汗国实际统治，自然不可能成为二者的“边界线”。
三、历史继承逻辑的谬误：沙俄与金帐汗国、清朝与元朝的继承关系不成立
“中俄以鄂毕河为界”说法的另一重要漏洞，是错误认定“沙俄继承金帐汗国、清朝继承元朝”的历史继承关系。事实上，现代国家的主权继承需满足“政权延续性”“领土关联性”“法律承认”三个核心条件，而沙俄与金帐汗国、清朝与元朝的关系均不满足这些条件。
（一）沙俄与金帐汗国：征服与取代，而非继承
金帐汗国于1502年被克里米亚汗国所灭，其疆域随后被莫斯科公国（沙俄前身）、波兰立陶宛联邦等政权瓜分。莫斯科公国在1480年“乌格拉河对峙”后摆脱金帐汗国的宗藩统治，随后通过军事征服逐步兼并金帐汗国的残余领地——沙俄对金帐汗国疆域的获取，是基于武力征服，而非“继承”：金帐汗国的统治民族（蒙古人）被同化或驱逐，行政体系被莫斯科公国的农奴制体系取代，宗教文化（伊斯兰教）被东正教取代，二者在政权主体、制度文化、民族构成上均无延续性。
更重要的是，金帐汗国从未统治过鄂毕河以东的新西伯利亚、托木斯克等地，沙俄对这些地区的统治是通过征服西伯利亚原住民实现的，与金帐汗国无任何继承关系。因此，“沙俄继承金帐汗国”的说法缺乏历史依据。
（二）清朝与元朝：异质政权的更替，而非直接继承
清朝是由满族建立的政权，元朝是由蒙古族建立的政权，二者虽均为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王朝，但属于异质政权的更替，而非直接的“继承”关系。从政权延续性来看，元朝于1368年被明朝推翻，其残余势力退回蒙古草原（史称“北元”），后分裂为鞑靼、瓦剌等部落；清朝则起源于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政权，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1644年入关后逐步统一全国。清朝对蒙古地区的统治，是通过军事征服（如平定噶尔丹叛乱）与盟旗制度实现的，而非对元朝岭北行省的“继承”——元朝的行政体系（行省制）被明朝的三司制取代，清朝又在明朝基础上完善行省制与边疆管理制度，二者在制度上是“更替”而非“继承”。
此外，元朝从未实际统治过鄂毕河以东地区，清朝的北疆疆域在《尼布楚条约》（1689年）中明确为“外兴安岭—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一线，与鄂毕河流域无任何关联，因此“清朝继承元朝鄂毕河以东疆域”的说法同样不成立。
（三）历史继承不能作为现代边界划分的依据
即便忽略上述逻辑漏洞，“以古代政权继承关系划分现代边界”的思路本身也不符合历史规律与国际法原则。在世界历史上，古代帝国的分裂与更替极为频繁（如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罗马，阿拉伯帝国分裂为多个哈里发国），若以“历史继承”为边界划分依据，将导致全球边界秩序的混乱。现代国家的边界划分，需基于近代以来的条约约定、实际管辖、民族分布等现实因素，而非古代政权的模糊势力范围。
四、国际法框架下的中俄边界：基于条约的合法划定
中俄现代边界的形成，是17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双方通过一系列平等或不平等条约逐步划定的，符合当时的国际法原则，且得到两国政府的长期承认，与“鄂毕河为界”的说法无任何关联。
（一）中俄早期边界条约：从《尼布楚条约》到《恰克图条约》
17世纪中叶，沙俄向东扩张至黑龙江流域，与清朝发生军事冲突。1689年，双方签订《尼布楚条约》，明确规定中俄东段边界为“外兴安岭—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一线，这是中俄历史上第一个平等边界条约，从法律上确立了双方的东段边界，与鄂毕河流域无关。
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划定了中段边界（今蒙古国与俄罗斯的边界），规定“以恰克图为界，东属清，西属俄”；19世纪中叶，沙俄通过《瑷珲条约》（1858年）、《北京条约》（1860年）等不平等条约，割占中国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将东段边界推进至乌苏里江—黑龙江一线。这些条约虽存在不平等性，但均是双方通过外交谈判签订的正式法律文件，构成了中俄边界的法律基础，且从未涉及鄂毕河——鄂毕河流域在19世纪已完全属于沙俄领土，与清朝疆域无任何交集。
（二）现代国际法对边界的核心原则：条约必须遵守与领土主权不可侵犯
根据现代国际法的“条约必须遵守”原则（Pacta Sunt Servanda），中俄双方在近代签订的边界条约对两国具有法律约束力；同时，“领土主权不可侵犯”原则规定，一国的领土主权受国际法保护，任何国家不得依据古代历史的模糊记载侵犯他国领土。
1991年，中国与苏联签订《中苏国界东段协定》；1994年，签订《中俄国界西段协定》；2004年，双方签订《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彻底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当前中俄边界是基于近代条约、经双方平等协商确认的合法边界，得到联合国及国际社会的承认，“以鄂毕河为界”的说法既无历史依据，也违背国际法原则。
结语
“中俄以鄂毕河为界”的说法，是对历史事实的误读、古代政权边界概念的混淆、历史继承逻辑的滥用，以及对国际法框架下边界划定原则的忽视。从历史事实来看，金帐汗国与元朝的边界并非鄂毕河，且双方均未实际统治过鄂毕河以东的新西伯利亚、托木斯克等地；从古代政权属性来看，其“势力范围”与现代国家“主权边界”存在本质区别；从历史继承关系来看，沙俄与金帐汗国、清朝与元朝均无直接继承关系；从国际法来看，中俄现代边界是基于近代条约合法划定的，具有不可动摇的法律基础。
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历史研究应基于客观史料与科学方法，避免将古代历史作为干预现代边界的工具。中俄当前的边界是两国友好合作的基础，双方应在尊重历史事实与国际法的前提下，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非被错误的历史解读误导。
来源：橘子洲头望明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