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将被处决，行刑前他去上厕所，看守却意味深长道：早去早回

摘要：“1949年8月13日清晨，’同志，早去早回！’看守压低嗓音，像是叮嘱，又像是暗号。”范纪曼双手被铐，却听出了那声嘱咐里的微妙温度。生死一线，他立即意识到：有门。

“1949年8月13日清晨，’同志，早去早回！’看守压低嗓音，像是叮嘱，又像是暗号。”范纪曼双手被铐，却听出了那声嘱咐里的微妙温度。生死一线，他立即意识到：有门。

看守领着他穿过走廊，铁门吱呀作响。蒸腾的水汽混进了汗味，墙上的潮斑让人窒息。范纪曼忽然想起二十年前，自己在汉阳兵工厂学校第一次听见“革命”二字时的悸动——那时他只有十九岁，还不知道牢房为何物，更没想过，今日的出路可能只剩这间厕所。

门闩落下，看守背身站在门口，一动不动。范纪曼装作胃痛，弯腰揉腹，在狭小空间里迅速打量：木窗框松动，墙外栅栏距地约两米，若能翻过去，上海法租界的弄堂就在不远处。他深吸一口气，手指摸到墙缝，冰冷粗糙，像北平冬夜的砖。

时间被拉长，记忆翻涌——1931年他在上海秘密印刷所学会了第一句俄文口号；1935年，他与罗瑞卿在津浦线上交换了日军兵力表；1937年，南京请愿惨遭镇压时，他护着同学退到下关，身上三处枪伤。每一次死里逃生，都像一张赌桌上的筹码，此刻又被推到前沿。

“快些。”门外传来一声轻叱。语气不严厉，却带着提醒。范纪曼听懂了：窗口只有短暂的真空。他踩上马桶，借力抓住窗台，手腕被铁链勒得生疼，仍猛然一跃——铁皮划破皮肤，血珠涌出，疼痛却激起更猛的求生欲。

翻过墙，一股黏腥的泥土味扑面而来。他压低身形，钻进废弃仓房。外头哨声突起，警灯一闪一灭。范纪曼贴着墙根匍匐，脑中反复盘算：去徐家汇的交通管制最松；静安寺一带有隐蔽联络点；但最近的安全屋在大西路，得先甩掉追兵。

倏地，一个脚步声逼近。巡逻兵自言自语：“真怪，怎么一眨眼人就没了？”范纪曼屏住呼吸，掌心紧扣地面，直到脚步远去，他才冒险沿着排水沟前行。凌晨五点，天色微亮，破旧的电车轨道像指向未来的灰线，延伸出一条脱险的路。

回想起来，这一夜的惊险并非偶然。早在抗战胜利后，他就被陈诚任命为“少将专员”。这个军衔听起来风光，骨子里却是地下党为刺探情报插入敌营的利器。陈诚看重他的多国语言本事，日、美、电码他都能对译。表面是秘书，背地里却把一份份军事要报复制两份，一份送给顾祝同，一份递进地下交通线。

然而，刀尖舔血的日子总有破绽。1949年春，沈寒涛被捕，牵出一串名单，范纪曼的化名“范允中”赫然在列。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三次审讯，一次比一次狠，直到有人提出“直接枪决”，局势急转直下。范纪曼故作镇定，高喊自己与戴笠交情深厚，又写信托人四处关说，生生拖延了两个月。

拖延不代表安全。随着解放军逼近长江，警备司令部已不讲规矩，口号只有“宁错杀”。行刑令下达那晚，刑场的枪膛已擦拭完毕。看守却突然递来一支香烟，小声问：“真想活？”范纪曼点头。看守叹息：“早去早回。”那一刻，他确信对方在向未来下注——下注于人民即将接管的上海，也下注于自己的归宿。

逃出警备区后，他沿霍山路绕行，潜入外白渡桥下的码头仓库。夜风卷着江水味，汗水与血迹凝成硬块。为了避开搜捕，他在货堆中蜷缩三昼夜，其间靠几块发霉面包和一瓶汽水死撑。第四天夜里，地下交通员“小马”带着船只靠岸，才把他送到杨树浦安全屋。

9月，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批准他转移至苏州河以北，协助筹备接管电信局。此时华东野战军正压境，城市解放进入倒计时。范纪曼换上灰布长衫，隐入人群。官办广播里依旧播放“决战到底”的口号，街头却已出现倒卖船票去台湾的门路，人人自危，空气像被时局攥住的肺叶，鼓不起来。

有意思的是，那个在厕所前说“早去早回”的看守，此后再无踪影。有传闻他随最后一艘驱逐舰南撤，也有人说他改名换姓留在了上海。当局接收档案时，并未找到对应的记录。若干年后，范纪曼向组织提笔报告，特意写道：“行刑前那人给予生机，若其在案可查，请酌情宽贷。”这句交代，没有标点，也无冗词，像他一生的行事风格，干净利落。

1949年10月，上海电信局准时交接。范纪曼带队检修设备，确保华东人民广播第一次播音顺利。嘈杂中，他看着长天高旷，想起那些牺牲在暗处的同志——沈寒涛再未等到此刻，张子羽也在掩护行动中中弹身亡。胜利的钟声虽已敲响，名单上的空缺却永远补不回来。